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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華南經濟圈的崛起與嶺南文化的現代轉型

  廣東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港、澳相繼回歸中國後,整個華南珠江三角洲地區連成一個整體,在世界海洋文化時代形成舉世矚目的“華南經濟圈”和中國對外開放的“經濟走廊”。所謂“華南經濟圈”和“經濟走廊”,它實際上是在“嶺南文化圈”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具有相近歷史文化傳統的經濟區域,它主要包括港、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和華南沿海地區,是整個亞太地區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點和文化增長點。

  針對“華南經濟圈”的崛起,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給予了充分樂觀的肯定,他這樣評介:“由於香港和新加坡的地方太小,  目前真正具有潜在能力‘東亞小龍’是臺灣和南朝鮮。而從經濟角度看,香港和廣東現已形成一個整體區域,將可變成第三條‘小龍’。這條‘小龍’不僅具有創造經濟奇迹的意義,更標誌着一種開放性文化價值體系的形成。”

  當代世界範圍内跨區域的經濟聯繫日益增多,跨區域的文化交流也必然隨之而擴大和深入,所以文化概念也應適應這個潮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伴隨着“華南經濟圈”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在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嶺南文化與珠江三角洲和華南沿海地區的經濟騰飛有何内在聯繫?嶺南人的現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何以對内地形成强烈的衝擊波和輻射力?嶺南文化作爲一種後發性文化,它在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過程中有何地位和作用?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大變革中如何處理自身的傳統與現代化進程的關係?可以説,研究這些問題,對於嶺南文化乃至中國民族文化的現代發展,無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代表着時代前進和社會進步的新主流文化

  嶺南文化的現代轉型,首先突出地表現在它率先完成由封閉的傳統農業文化和内陸文化向開放的現代工業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轉型,表現在嶺南文化在中國現代民族文化發展中,由非主流文化轉化爲一種代表着時代前進和社會進步的新主流文化,推動着以黄河文化和長江文化爲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起着領先、示範和推動作用。

  在近代以前,作爲邊陲蠻荒之地的嶺南在中國民族文化發展中一直是處於一種從屬地位,是一種非主流文化。近代以來,鴉片戰争爆發後,嶺南地區率先向國外打開了大門,嶺南文化因此成爲代表時代精神和社會發展方向的主流文化,開始融入世界整體性之中。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鴉片戰争、太平天國革命、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伐戰争、廣州起義等等,這些對中華民族發展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事件,都與嶺南文化的孕育分不開的。在嶺南這片土地孕育出洪秀全、容閎、康有爲、樑啓超、孫中山這樣一大批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巨人,他們是最早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中國人。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以積極的態度打開國門,擴大對外開放,而嶺南得地利之便,先走一步,再一次風騷獨領,翹楚華夏,嶺南文化又一次呈現生氣勃勃的新氣象。在我國由傳統農業文化和内陸文化向現代工業文化和海洋文化過渡中,嶺南文化得風氣之先,無論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還是觀念文化,現代化特徵比較明顯,人們的心理素質、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等現代化色彩不斷加深,一種開放性文化價值新體系在嶺南地區正在形成。

    開放性的窗口文化和通道文化

  其次,嶺南文化的現代轉型意義還表現在率先接受現代西方文化的衝突和整合,成爲現代中西方文化衝突和整合的聚集點。文化的開放態勢,特别是與异質文化的衝突和整合,對於民族文化的發展起着積極的推動作用。

  迄今爲止,成功的文化或者説對人類文明産生積極影響的文化,都必定是一種開放和融合的系統,它經常處於與外部環境及异質的文化系統進行信息、能量交换的狀態和過程當中。這是一種文化生命機體能够建立自我調整、自我更新的活性機制的内在力量。嶺南地區由於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環境,處於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和通道,無論是歷史上還是今天,中西文化不斷在這裏相互傳出與接受,相互影響與融化,相互衝突與整合,呈現一種文化生命在空間向度的橫向傳播,川流不息,生生不已,嶺南文化因此成爲一種開放性的窗口文化、通道文化。 

  在近代,鴉片戰争爆發,嶺南文化率先接受現代西方文化的衝突和整合。在中國走向全面開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嶺南地區成爲中國改革開放的綜合試驗區,中西文化再次在這裏交流、整合和創新,對於走向現代化進程的中國來説,其意義更加重大,影響更加深遠。從廣度來説,由於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大開放,這就使得中西文化的衝突、整合和創新的空間如此廣大,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上是罕見的、空前的。如此巨大空間的文化衝突、整合和創新,必將有力地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在深度方面,新的歷史時期中西文化的衝突、整合和創新,是社會主義現代新文化形態生長和發育的良好土壤,其實質是由傳統農業文化和内陸文化向開放的現代工業文化和海洋新文化的轉型,這是兩種不同質的文化的轉化,是中國民族文化發展歷史上偉大的變革和創新。當代嶺南地區經濟的開放,造就了相應的文化開放,從而使嶺南地區有可能率先成爲具有宏闊的文化視野、海納百川的文化容量和先進的文化意識的真正的現代化的區域。因此,嶺南文化作爲一種開放性的窗口文化和通道文化,既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着重要的示範和推動作用,又對世界現代文明發展産生深刻的影響。從這一意義上説,嶺南文化崛起的意義超越了以黄河文化、長江文化爲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形態,成爲一種具有文化啓蒙和文化創新意義的新文化形態。

    現代新文化的試驗地和創新地

  嶺南文化的現代轉型還表現在率先進行體制文化和觀念文化的創新,爲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新文化提供了一塊新的試驗地和創新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嶄新的時代課題,是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它不可能在原有文化形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因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新形態,這就要求對傳統文化形態進行重構、整合和創新,不僅要在量的方面進行調整,而且要在質的方面進行變革和創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由傳統經濟基礎和傳統文化形態到現代經濟基礎和現代文化新形態轉化的過程。嶺南文化在由傳統文化形態向現代文化新形態轉化過程中,特别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文化形態内部結構進行了調適、整合、重構和創新,傳統文化觀念受到猛烈衝擊,新文化體制和新文化觀念迅速萌發,無論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還是觀念文化,都涌現出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現代化文化新形態。事實説明,嶺南文化率先進行文化新體制和文化新觀念的整合、重構和創新,爲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文化形態提供了有益的文化積累和改革經驗。在我國由封閉走向開放的現代化進程中,嶺南文化作爲一種正在崛起的新文化形態,它的成功經驗必定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文壇巨匠郭沫若發表了《我來廣東的願望》一文。他説:“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醖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郭沫若高度評價了珠江文化(即嶺南文化)對現代中國文化的創新意義。國學大師陳寅恪在1933年的一封信中也曾指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黄河流域矣。”這裏的“南學”,其地域主要指嶺南,即後來人們稱之爲“嶺南學”。也許大師們的預言在當時只能是一個夢想。如今,大師們的預言開始初現端倪,廣東迎來了中國改革開放、港澳回歸的歷史機遇,珠江三角洲和華南沿海地區獨特的地緣優勢和歷史文化優勢,正在轉化爲巨大的能量,推動廣東經濟和整個“華南經濟圈”、“嶺南文化圈”的快速崛起,成爲亞太地區海洋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嶺南文化作爲一種正在崛起的新文化形態,其深層理念,正是這種兼收並蓄、趨新求异的海洋文化精神。

  (作者:張勇,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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