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在21世紀初崛起成爲亞太地區又一個國際性經濟前沿區域和在全國率先實現基本現代化的經濟强省，成功地回答了怎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從鄧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談話到江澤民同志縱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毫不例外地都選擇了廣東。廣州作爲發布政策導向的窗口，預演了中國的今天和明天。

　　改革開放是全方位的，  改革開放引起的社會變化也是全局性的。以此爲背景，把我們觀察和分析的文化視野聚焦於廣州人倫理道德模式上，由此認識改革開放推動廣州社會轉型、轉型時期倫理道德模式的背景、特徵和行爲。

　　一、改革開放是廣州社會倫理道德發展的重要背景

　　（一）改革開放前的廣州處於幾乎停滯、封閉狀態

　　一方面，廣州毗鄰社會開放程度很高的香港、澳門，一種可以方便借鑒的開放經驗，却因爲政治的理由不得不强加拒斥，從而使廣州的封閉顯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作爲中國的“南大門”，廣州本具有向世界開放，得全國風氣之先的地利優勢，却成爲階級鬥争的“前綫”，使廣州變成一個經濟發展相當緩慢之地。

　　在此情形下，廣州人的倫理觀念、倫理的制度安排、行爲的倫理藴涵與整個國家的封閉、單一，没有兩樣。在道德觀念的層面上，社會的封閉使倫理的抉擇，萎縮成對一種高不可攀的道德理想的絶對服從。在道德的制度保障方面，  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及其不可懷疑的完全正確性，也使得人們只能在一種無比較的狀態中，盲目地相信政治化的道德强制是可接受的。人們也處於一種被固定地設計好了的道德模式的狀態。在一種被刻意組織化了的、形式主義的模仿道德楷模的定期行爲中，來顯示每個人在自己生活中具有的“道德感”。

　　（二）改革開放後的廣州具有政策與地緣的雙重優勢

　　政策方面，廣州在國內最先獲得社會開放的政策承諾。這不但給了廣州人以探索發家致富的優先經濟機會，而且也給了他們寶貴的思想解放、自主决策的寬鬆條件。

　　地緣方面，廣州的開放，首先是對毗鄰的港澳開放。這種開放，具有兩種意義，  一是使廣州具有了内地其它地區没有的、與高度開放地區相連，  因而具有的直接借鑒其經驗的便利。這種直接性，不僅有利於政策制定者確定改革開放大計，更有利於廣州大衆親身感染開放社會的氣息，使其具有學習、模仿、轉化、創新的現實範本。二是使廣州通過港澳獲得比内地其它地區更快捷的、有關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新信息。各種現代信息的匯聚，既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也有利於形成一個促進道德的現代轉變的新背景。

　　（三）改革開放的兩個指向促進廣州社會的開放與進步

　　自80年代開始，廣州成爲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試驗區。改革開放所具有的兩個指向，使廣州改變了以往那種封閉的社會狀態，促進了社會的開放與進步。一個指向是對内進行改革，  以求改變過去那種自我封閉造成的阻礙社會發展的體制弊端；另一個指向是對外全面開放，  以求改變過去那種夜郎自大的局面，形成勇於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的開放風氣。

　　改革，一方面有利於消除有礙制度效能發揮的各種因素；另一方面，則有助於形成一個較寬鬆的制度環境，得以使人們在一個容忍和鼓勵進行摸索的社會氛圍中，較爲自主地籌劃個人生活。這就爲道德的良性發展奠定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

　　開放，一方面促進了中國人形成放眼世界、寬容大度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則使中國人有了一個多元比較、開放地進行選擇的可能條件，得以使人們在一個免除盲目、推崇理性、  自主抉擇的社會中，爲自己尋求一條最適宜自我發展的生活道路。廣州的改革開放，對於這兩種優勢的發揮，具有超前的意義。

　　二、廣州社會轉型時期的倫理道德特徵

　　（一）倫理道德與社會大衆的實際生活相互動

　　當社會變遷使大衆的生活方式與期望值發生變化時，倫理道德在自身觀念搆成與影響現實生活兩方面，都會發生相應的改變。在改革開放之“手”改變了廣州社會面貌的情况下，倫理道德的變遷便首先投射於觀念的層面上。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加速了廣州社會的轉型。  以往曾經爲最大多數人認同的倫理道德觀念，喪失了它的權威性與號召力。廣州社會大衆的倫理道德觀念變化，在社會疾速的現代化進程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和非常全面。社會大衆或直覺或自覺地告别了封閉守舊、可望而不可及的倫理道德體系，轉而親近趨時開放、可近可學的現代倫理道德思想。這可從兩個方面可以得到驗证。

　　從對政治化倫理的單一注意，轉變爲對經濟倫理的高度注重。  自80年代以來，廣州人已難以産生任何政治狂熱，人們大多潜心於個人的發財致富活動之中。表面上看來，這是一種消極的變化。但是追究其中的内含，却發人深省。從倫理視角看，這意味着人們與政治、倫理混生的道德體系訣别。那種以政治要求代替倫理自律、以倫理一律替换多元利益的道德觀念格局，  已不復有人們爲之膜拜的中心地位。從社會發展視角看，這意味着廣州人從政治爲中心時代轉移到了以經濟爲中心的時代。廣州人對於倫理問題的關注，也從對政治化倫理的單一注意，轉變爲對經濟倫理——即經濟活動中的倫理規範與倫理精神的高度注重上面。

　　對倫理道德關注，也從倫理中心主義向個人全面發展的轉向。一方面，人們對於個人的一己品德具有的那種縝密的關注熱情大大下降，對於那種極度重視任何一種行爲的道德動機的思想傾向不予認同。相反，對於社會提供給人們的發家機會和個人如何抓住機會獲得成功，表現瞭高度的重視；對於個人合法的行爲而獲得的錢財與社會贊譽這種“結果”，表現了傾心的贊賞。這種變化，是只有在一個由經濟力量推動的開放社會裏，纔可能出現的現象。這種觀念變化的趨向，無疑與改革開放前的趨向，大异其趣。道德觀念變化的全面性，則首先表現爲人們不排斥任何道德理論所闡發的倫理觀念。

　　（二）倫理道德的開放性特徵使其更具“市場”

　　從正面意義上講，這有利於一個社會形成比較寬容的道德心理，有助於人們去理解不同的道德取向與道德要求。

　　從積極意義上講，這有利於人們打破倫理道德選擇的狹隘地域意識，從容地在古今中外的倫理道德思想寶庫中，擇取精華。其次，則表現爲制約倫理道德變遷的社會組織機構，在引導倫理道德的社會變遷時，發生了觀念的轉化。

　　從倫理道德的形態上講，不管是趨於務實的現實主義道德理念，或是有助於人們行爲功效的實用性倫理意識，還是提昇人生存境界的高尚道德理想，在改革開放後的廣州，都有其大大小小的“市場”。

　　從倫理道德的來源上講，不管是從西方舶來的道德觀念，或是中國傳統固有倫理戒條，還是近期生活形成的道德規範，在廣州也都有與其認同的社會階層或人士。

　　一個社會，其佔據道德思想主流地位的通常是統治階層提倡的道德。因此，在一個走向開放的社會或區域，社會組織機構的領導者，是否具有一種開放意識，具有引導觀念開放的政策導向，以及推進開放的政策舉措，對於道德由封閉向開放的健康發展，意義至關重大。

　　  三、廣州社會轉型時期的倫理道德行爲

　　隨改革開放的深入，産生了廣州人倫理道德新行爲。在此基礎上，我們要進一步强調行爲的道德抉擇。一種新道德，固然體現爲一種新思想形態。但是，如果它僅僅停留在觀念的層面上，這種新道德便會隨時間的流逝，失去其生命力。

　　一種道德體系是“新”還是“舊”，依賴於這一道德體系是否具有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一個時代的社會大衆行爲的趨向。新道德“新”就新在它仍然是在人們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中、實際行爲中表現自己、自我塑造着的。它一方面要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形成可以取代舊道德的新規範，另一方面則要在同一過程中使自身更加完善，使社會大衆樂意認同。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行爲上是否具有與舊時代相區别的新鮮性，就成爲衡量道德抉擇模式是否發生了轉换的直接標誌。在廣州，倫理道德新行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具有選擇倫理道德觀念的“權力”

　　在以務實爲基本趨向的廣州人日常生活中，人們已没有那種刻意爲某種倫理道德戒條而進行相應的組織行爲的要求與認同感了。社會組織機構的領導人認可人們在自己的生活中選擇倫理道德觀念的“權力”，社會大衆則依照各自的生活狀態，分别地擇取適合自己要求與意願的倫理規範，爲自己的行爲合理性辯護或解釋。  比如在改革開放後大量出現的小商小販、個體工商户們，  曾經起到了探索新道德的“先遣”作用。他們是第一批因社會改革不得不自謀生路、又因爲社會開放而獲得發財機遇的人們。爲此，他們是最急於爲自己的務實取向辯護的。

　　一方面，他們必須從虚幻的道德理想主義境地裏走出來，才能面向現實，獲得生活來源；另一方面，他們還必須學習與經濟活動順利開展有關的各種規範，從而先於内地大多數普通民衆練習和實踐經濟倫理規範。這是目前廣州人大致能够比内地人更規範地從商的原因之一。這種練習，從一定意義上講，除了可以打破德行一統的僵化局面、形成對於各個階層人士富有針對性的倫理規範以外，還可以期望人們借此來練習道德自律的能力。

　　（二）倡導學習做好分内事的“小人物”

　　以往那種由社會專門機構來組織的、大規模傚仿一個道德典範的行爲方式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組織機構提倡人們學習一些盡量做好自己分内事情的“小人物”，並努力將其樹立爲社會大衆的學習榜樣。這一類人物，遠不是過去那種崇高至極、遠離普通群衆日常生活的道德“完人”。而是一些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見到的平常人。  比如，  “軍嫂”韓素雲，便是這樣的一個人物。韓素雲不過是一個普通婦女罷了，她那種克勤克儉、支持丈夫的美德，是每一個平常人都可以做得到的。這一類模範是一個開放社會才會推崇的模範。  因爲只有開放社會才會對普通大衆“先做個合格的人，然後再做個高尚的人”的道德選擇次序，加以認可。

　　與這種模範定位相關聯，廣州近年來經社會專門機構組織的富有倫理道德内涵的大型社會活動，也大致設計爲人人可以參與、人人可以實踐的水平上。而且，這類活動特别强調參與者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最基本的道德同情心、最起碼的助人愉悦感。  比如，爲何在廣州組織良好、參與者甚衆的“青年志願者”活動中，也有許多外來務工人員的身影呢?他們的理想不一，文化水平懸殊較大、社會機遇大不相同、所獲經濟報酬相距很遠，但是，他們却都有一顆助人爲樂的“好心”。

　　（三）道德模範具有新的行爲方式

　　廣州人在道德行爲的指導思想上，  已認識到，一個開放社會，承擔道德責任不是哪一個人的私事，也不是某一個人能以個人一生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在這樣的社會裏，倫理道德風氣好不好、人們願意不願意幫助他人、樂不樂意爲人盡最起碼的義務，是大家都應當考慮的問題。

　　一個人只要在自己的有限生命中爲他人盡責，他便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並不因爲他在此後改變了服務區域和生活要求，他就要接受譴責。這些道德楷模，在衡量自己爲他人盡責的時候，也不僅僅只看到道德自身的高尚性，從而把道德置於一個絶對中心的位置。他們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開放的機遇與開放的選擇，要求一個願意爲他人服務的“好人”，還必須同時成爲一個“有能力的人”。只有這樣，他纔可能保证其助人的質量，而不致於因自身素質的低劣，危害别人。因此，在感覺自己的素質必須提高的時候，他應當有勇氣放棄弄潮而得的社會贊譽，去努力提高自己的認知能力與行爲水平。

　　廣州，勇士再突圍在進退維谷的困境中，在四面潜伏的危機中，廣州，需要往哪裏突圍?這不僅是作爲局部的廣州所面臨的問題，更是整個中華民族在改革開放的十字路口所面臨的問題。25年來一直“敢爲天下先”的廣州人，在長三角崛起後，  已經普遍意識到危機所在。2003年下半年，深圳提出“行政三分”化的概念，力求在體制改革中有所突破。而CEPA的正式簽署，廣東泛珠概念的提出，都爲廣州在困境和危機之中突圍，醖釀了新的歷史機遇。

　　廣州，作爲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應如何率先突圍?廣州社會的開放仍然進行着，倫理道德模式的轉化也遠未終止，並會存在一些不盡人意之處。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社會開放將是最有利於人們道德心智成長、倫理抉擇合理的社會模式。現代道德只有在開放社會中獲得其生長點和生命力，廣州人當代的道德生活爲此做了新的證明。

　　參考資料：

　　1.張秀清：《雙主體合作道德論》，開明出版社，1999年。

　　2.魯杰：《道德教育：一種超越》，中國教育學刊，1994年(4)。

　　3.周智娟：《論公民道德建設的特點》，《求實》，2002年(6)。

　　4.方益權：《論德育目標的科學定位》，《德育研究》，2003年。

　　（作者：戴世鋒，祁福新村學校；葉燕，祈福英語實驗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