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香港在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成為引領中國內地經濟走向世界和世界經濟進入中國內地的橋樑。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憑藉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創新優勢、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和社會文化相通的人文優勢，開啟了與港澳的經濟合作過程，形成了在製造業領域、以優勢互補為基礎的「前店後廠」式跨境一體化生產與服務的綜合經濟體系。港澳與珠三角之間「前店後廠」合作模式的形成，導致三地之間商品，資本、人員和資訊等生產要素的大量流動和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成為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雛形和基礎。這種以市場為基礎，以比較優勢為原則，以國際市場導向為特徵的區域內資源的合理配置不僅推動了珠江三角洲地區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而且使香港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中心轉變成為國際金融和商貿服務中心。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其密切的經濟聯繫、強盛經濟活力和持續的經濟增長，被稱之為中國的「金三角經濟區」。2003年6月29日和10月17日中央政府與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分別於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和《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簡稱CEPA），成為構建新時期港澳與內地經貿關係的制度性安排。它將推動港澳與內地的經貿關係邁向一個新的階段，粵港澳區域經濟合作模式也必將發生新的變化。

　　一、決定香港與內地經濟關係的兩大經濟因素：市場開放程度與比較優勢

　　回顧香港與中國內地經貿關係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內地的市場開放程度和香港與內地的比較優勢是影響香港與內地經貿關係的兩個基本的經濟因素。根據中國內地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不同，我們可以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內地與港澳的經濟關係，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中國內地市場基本封閉時期，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香港作為中國重要對外貿易轉口港的地位在19世紀末已經形成。在這一時期，經香港進口的貨值佔中國進口總值的比重曾一度高達55％左右，而出口值則到達40％左右。〔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殊的國際政治和經濟背景，以及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發展思路的偏差使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處於隔離狀態，加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中國基本上只能同前蘇聯為首、以計劃經濟為特徵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有限的以貨易貨的貿易。在這一時期香港幾乎成為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聯繫的唯一通道，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轉口港的地位日漸下降。香港憑藉自由港的地位、國際性的商貿網路和與中國內地特殊聯繫，承擔了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之間有限的貿易轉口港的作用。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額佔香港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斷下降到1970年的8.8％。這一比例在1980年以後，開始明顯上升。儘管如此，但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內地一直在香港貿易總額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數年份位於前3名；而在進口方面則保持在前1－2名的位置。〔2〕

　　第二時期，中國內地市場的局部開放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這一時期從中國內地實現改革開放開始到中國加入WTO和CEPA簽署為止。1978年中國採取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中國內地的市場開放選擇了符合自身國情的漸進式、局部開放的道路。這種局部對外開放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從地域來看，首先是從沿海城市和地區的開放。改革開放初期建立的四個經濟特區，其中三個放在廣東、兩個位於珠三角，緊鄰港澳地區。從領域看，首先是直接投資市場的開放。在大力引進海外直接投資的同時，為了有利於國內本土工業的發展，對國內市場實現了不同程度的保護，特別是對一些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密集產業的產品的內銷市場實現了比較嚴格的限制。這是導致粵港之間「前店後廠」的產業分工模式的一種投資與貿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後廠」的產業分工模式實際上是一種投入和產出「兩頭在外」的、「大進大出」的直接投資和貿易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投資和貿易是互動的，正是投資和貿易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導致了粵港之間貿易量的高速增長，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優勢發揮到了極致，香港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貿易、金融、物流和商貿服務中心。「前店後廠」合作模式是香港的體制、資金和它掌握的國際市場與內地和珠三角的勞動力、土地等資源優勢，在中國內地市場局部開放條件下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內地在香港外來直接投資和香港向外直接投資中均名列首位，2001年底中國內地對香港的直接投資的頭寸為9581億港元，香港對內地的直接投資的年底頭寸為8440億港元。〔3〕2002年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額佔香港貿易總額的42％，香港轉口貿易的90％與中國內地有關。同時，中國內地與香港的貿易也佔中國內地貿易總量的11.2％，香港成為中國內地第三大貿易夥伴。〔4〕

　　第三時期，中國內地市場全方位開放時期。以中國加入WTO為標誌，中國內地市場進入了全面開放時期。珠三角地區經過近2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基本實現了從傳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進入了工業化的後期階段。中國內地市場的全面開放和粵港澳之間比較優勢的變化，導致了CEPA的產生，影響著「前店後廠」模式的發展方向。最大限度的降低區域內商品和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建立起開放和統一的市場，實現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成為新時期港澳與內地以及粵港澳合作的主要內容。為此，我們需要在體制、基礎設施、產業分工等方面建構起區域經濟合作的新框架。

　　二、區域經貿合作的兩大成果：製造業基地與服務業中心

　　粵港澳之間的「前店後廠」合作模式推動了珠三角世界性製造業基地和香港國際性服務中心的形成。

　　1． 珠三角：世界性製造業基地的崛起

　　1978年中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珠江三角洲憑藉改革開放的制度創新優勢和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從農業社會的「魚米之鄉」成為世界性的製造業基地。

　　1980-2003年，以當時價格計算珠江三角洲的GDP總量由133.25億元增加到11341.13億元，人均GDP由786.36元增加到39782元，平均每年分別增長21.3%和18.6%。同期，珠江三角洲的產業結構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第一產業佔GDP的比重大幅下降，從25.1%下降到4.15%，下降了20.95個百分點；從1980年到1994年以製造業為主體的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上升了15％，達到50.2％；隨後第三產業的比重上升，從28.61%上升到43.47%，在2003年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基本持平。1980年~2003年，珠江三角洲的財政收入由24.32億元增加到了848.03億元，平均每年增長16.7%。同期，對外貿易增長更為迅速，出口總額由129.28億美元增加到1450.56億美元，年均增長11.08%。在經濟飛速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的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從1992年到2002年十年間，農村居民純收入由1722.31元提高到5564.80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40.43元增加到12241.93元。2003年的人均消費支出為8239.39元，收入的增長帶來了消費結構的變化，其中花在食品上的人均消費支出為3004.19元，珠三角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達到36.46％，已進入聯合國糧農組織劃定的富裕區。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珠三角地區醫療衛生機構由1996年的6022間增長到2003年的6467間，增幅為7.4％，普通中學數量由1996年的1450間增加到2003年的1640間，增幅達到13.1％。

　　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的結果。珠三角地區能在20多年的時間裏取得如此驕人的經濟發展成就得益於製造業崛起推動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轉型。珠三角地區製造業的發展與承接港澳地區的製造業的轉移密切相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珠江三角洲地區利用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和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創新優勢，把握港澳和東亞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從而迅速崛起。在廣東和珠三角地區的外來直接投資中，港澳資本捷足先登，起到了重要的示範和帶動效應。港資的流入在初期形成了香港與珠三角「前店後廠」的加工貿易模式，香港主要的製造業大約80％以上的工廠或加工工序轉移到了廣東，其中轉移到珠三角的佔94％，這一遷移催生了珠江東岸地區加工工業的高速發展。港資啟動了珠三角的工業化進程，導致了珠三角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也創造了眾多間接經濟效益，比如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在珠三角的外溢效應，珠三角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珠三角人們社會觀念的轉變。截至2003年8月廣東引進海外直接投資1200多億美元，其中68.8 %來自香港。

　　外向型和集群式發展是珠三角製造業發展的兩大特徵。珠江三角洲特別是珠三角東岸的製造業是在開放的市場條件下，通過直接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發展起來的。與發展中國家傳統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相比，它是後發性的經濟成功地利用後發優勢，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實現工業化的一種模式。開放經濟條件下工業化模式，不僅克服了傳統進口替代工業化可能產生的外匯和市場的約束，以及由此引起的國際收支困難，而且為發展中經濟創造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和開拓了國際市場。開放條件下的工業化模式的成功，最終取決於這些製造業的產業鏈在本土的延伸和研究與開發的本土化。這種製造業的產業本土化和研發本土化趨勢在珠三角已經開始。同時，珠三角西岸地區的製造業發展卻遵循著「進口替代-出口鼓勵」的模式。例如，順德、中山等地的家電產業最初就是依靠本地資本、國內市場發展起來的，並創出了自己的品牌。當這些產業的國內市場出現飽和狀態時，它們迅速地進入國際市場，成功地實現了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在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中，珠三角還是產業集群形成與發展最早的地區。以珠江三角洲東岸的東莞、深圳、惠州的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為主的全國最大的電子通信製造業基地，被稱為「廣東電子資訊產業走廊」。以珠江三角洲西岸的珠海、中山、順德、江門為中心形成的以家用電器、五金製品為主的產業帶。以中部的廣州、佛山、肇慶為中心形成的汽車、電氣機械、鋼鐵、紡織、建材產業帶。一項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從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要素市場的發育、市場仲介組織和法律制度環境5個方面來量化考察中國區域的市場化程度，研究結果表明珠江三角洲是目前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其市場化的指數（NERI指數）為9.32（2002）〔5〕。開放和不斷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是珠三角經濟增長和製造業發展的重要條件。

　　2． 港澳：國際性服務業中心的形成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香港的人均GDP在1994年已達到23，892美元，僅次於盧森堡、美國和瑞士，居世界第四位。2003年香港服務業的產值佔GDP的比例高達84.66%。香港四大支柱行業是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專業服務及其它工商支援服務。2002年上述四大支柱產業的產值和就業量分別佔GDP和總就業量12.2％和5.4％、26.5％和24.1％、3.0％和4.0％、11.5和10.4％。〔6〕2000年《世界經濟論壇》（WEF）競爭力排名中，香港的專業服務競爭力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在1999-2003年期間，香港的服務輸出在世界排名第十或第九位，2002年香港服務貿易總值為3571.47億港元，服務貿易淨輸出為1637.35億港元。2002年香港的貨物貿易總量為31799.36億港元，其中轉口貿易為14295.90，佔總量的44.96％，在世界排名第十位。貨物貿易是香港GDP的252％，如果將服務貿易包括在內則是280％。〔7〕上述資料表明香港經濟對外部經濟的具有高度依賴，貿易和物流成為香港的第一大支柱產業。香港的第二大支柱產業是金融業。香港著名學者饒余慶教授根據1995年的資料，按照銀行業、外匯市場、衍生工具市場、黃金市場和基金管理等指標，對香港金融業在國際上的地位進行了排名和比較分析，其結論是：「香港是亞洲太平洋區第二大國際金融中心，全世界第四大國際銀行中心，和全世界第六或第七大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能和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如紐約、倫敦和東京相比，但是香港至少和其他第二級的重要金融中心如法蘭克福、巴黎、蘇黎世、新加坡等齊名。」〔8〕

　　香港以其獨特的營商環境成為跨國公司雲集之地和國際商務服務中心。截至2004年6月1日，海外公司駐香港的地區總部1098家，地區辦事處2511家，當地辦事處2334家。我們將以地區總部為例，按照母公司的註冊地和營業範圍、在港的主要業務範圍和所負責管理的地區為標準，分析香港作為國際性總部經濟的一些特點。按母公司註冊國家或地區劃分的地區總部公司結構特徵為：美國256家，佔23.3％；日本198，佔18％；中國內地106家，佔9.7％；英國105家，佔9.6％；德國67家，佔6.1％；法國47家，佔4.3％；荷蘭46家，佔4.2％；瑞士39家，佔3.6％；新加坡35家，佔3.2％；臺灣29家，佔2.6％；澳洲18家，佔1.6％；瑞典16家，佔1.5％；加拿大、丹麥、韓國和意大利各15家，分別佔1.4％。這些地區總部公司在香港的主要業務範圍是：從事批發、零售及進出口貿易有590家，佔總數的53.7％；商用服務業有247家，佔22.5％；運輸及有關服務業為89家，佔8.1％；金融及銀行業為69家，佔6.3％；製造業為67家，佔6.1％。按照母公司的主要業務範圍劃分的地區總部公司為：製造業434家，佔總數的39.5％；批發、零售及進出口貿易業357家，佔32.5％；商用業172家，15.7％；金融及銀行業102家，佔9.3％；運輸及有關服務業90家，佔8.2％。按區內所負責管理的地方（香港以外）劃分的地區總部公司為：負責管理中國內地的公司有975家，佔88.3％；管理臺灣地區的為472家，佔43％、新加坡為402家，佔36.6％、泰國為345家，佔31.4％、韓國339家，佔30.9％、菲律賓323家，佔29.4％、馬來西亞320家，佔29.1％、日本304家，27.7％、印尼284家，佔25.9％、印度236家，佔21.5％、澳洲239家，20.9％。調查表明影響跨國公司選擇香港作為地區性總部或地區辦事處的前10項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序為：資訊的自由流通、簡單稅制及低稅率、廉潔的政府、不存在外匯管制、通訊運輸及其他基礎設施、政治穩定及安全、法治及司法獨立、自由港地位、英語水準、中國內地商機。〔9〕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香港是國際跨國企業覆蓋亞太地區、特別是以中國內地為主的大中華經濟區的一個商貿服務中心。香港能成為這樣一個國際商貿服務中心，除了其地理位置外，更為重要的是其經濟和司法制度。

　　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即將發表的《200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香港由2004年的第6位躍升至第2位，美國仍居首位，新加坡則由2004年的第2位降至第3位。美國傳統基金會多年來一直將香港定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近半個世紀中，香港的經濟經歷了兩次重要的轉型：

　　第一、工業化階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香港主要是一個從事轉口貿易的自由港，對外貿易是香港的主導產業，中國內地是香港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經濟封鎖和禁運。在美國的壓力下，港英政府也參與了禁運行列，香港失去了與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內地開展貿易條件，使香港的轉口港的地位和整體經濟受到沉重打擊。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香港被迫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內地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入，加上發達的國際商貿網路，使香港外向型的、以勞動密集為特徵的輕工業產品和日用消費品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以紡織品和製衣為主的出口加工業崛起，使港產品出口迅速增加，香港本地工業產品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70年代初，香港港產品的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曾高達80％。〔10〕經過近二十年的工業化發展，香港從一個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成為以港產品出口為主的自由港。1970年香港四大支柱產業及其在本地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是：製造業，30.9％；零售、批發、出口、酒樓、酒店業，19.6％；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18％；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14.9％。1971年上述四大支柱產業的就業在總就業中的比重為：47.7％、16％、14.7％、2.6％。〔11〕從產值和就業兩個方面看，在1970年前後香港經濟的工業化水準達到了峰值。進入70年代後，在紡織品和製衣的出口加工業繼續保存主導地位的同時，香港的工業和經濟結構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以電子、鐘錶、儀器、家用電器和化工等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得到了的發展，與此同時，金融、運輸、港口、倉儲、碼頭、商貿服務等新興的服務業迅速發展起來。這一時期儘管製造業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長，其比重開始下降，貿易、金融和商貿等服務業的比重上升。二戰以後，香港以其工業化主導下的高速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是，與韓國和臺灣不同的是，香港的工業化是在一種完全開放的條件下實現的，出口加工業佔有相當的比重。這是因為香港與韓國和臺灣相比，工業化的產業結構和經濟制度的初始條件完全不同。

　　第二、後工業化階段。從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香港的製造業向中國內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區迅速轉移，香港開始了向國際金融、貿易和商貿服務中心的轉型。香港不僅迅速恢復了轉口貿易港的貿易仲介地位，而且成為中國內地引進外資的重要視窗。20世界90年代初，中國內地對香港的進出口總值占內地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曾超過了35％；香港在內地的直接投資占內地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也曾一度超過65％。〔12〕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貿易與投資的這種互補與互動關係不斷強化，使香港的轉口貿易不斷增長。2003年香港的轉口貿易值是港產品出口值的13.3倍，佔商品貿易總額的45.7％，是當年本地生產總值的1.33倍。製造業向內地的轉移成就了珠三角地區工業的飛速發展，而珠三角地區生產能力的擴大和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為香港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提供了支撐，形成了對香港商貿服務的巨大需求。自1980年以來，香港的服務業年均增幅達到16％，香港逐漸形成一個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進入了後工業化社會；與此同時珠三角的GDP從1980年的119億元，增長到2001年的836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了20.6倍，年均增長16.3%。珠三角的製造業年均增長高於經濟增長速度，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珠三角從傳統農業經濟轉變成為工業主導型經濟，進入了工業化的後期階段。香港向國際性服務經濟中心的轉型和珠三角向世界性製造業基地發展的過程在時間上的契合，來自於二者在發展中的內在聯繫，它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統一發展過程。

　　三、港澳與內地經貿合作的三大轉變：模式、內容和機制

　　中國內地與香港和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標誌著港澳地區與內地的經貿關係邁向一個新的階段。它實質上是在「一國兩制」和WTO的框架下，中國內地與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之間的一種自由貿易的制度安排，是一種特殊的區域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的模式。CEPA的實施標誌著港澳與中國內地以及粵港澳之間的經貿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

　　1． 合作模式的轉變

　　粵港澳之間製造業領域垂直的產業分工即「前店後廠」的模式合作將向建立開放和統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場的轉變。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認為：「經濟的整合既是一個過程，也是一種狀態。就過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國經濟單位之間差別待遇的種種措施，就狀態而言則表現為各國之間各種形式的差別待遇的消失。」〔13〕因此，區域經濟整合就本質上而言就是通過共同產品和要素市場的建立，充分發揮市場在區域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促進產業分工和經濟增長。經濟整合可分為兩種形態：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指某一區域內各經濟領域實際發生的阻礙經貿活動的因素的消除和經濟的融合，它主要是自發的市場力量推動和引導的結果，反映了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具有不穩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過區域內各成員建立的協議，並由特定的一體化組織管理機構加以指導和按照明確的制度安排的一體化過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並將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鞏固並不斷提高。因此，只有二者的緊密配合和相互促進，才能不斷推進和深化區域經濟合作與整合過程，歐盟的一體化過程就充分反映了二者相互促進的關係。可見，香港和澳門與中國內地的區域經濟整合或經濟一體化，以及為這種經濟整合產生的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制度性安排，不會影響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國兩制」的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丁伯根（Tinbeergen，1965）在分析國際經濟整合時，提出了消極一體化和積極一體化的概念。消極一體化指在區域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產生的，只涉及消除歧視與流通限制等方面的經濟整合過程。而積極一體化指通過修訂已有法律與機構和設置新的法律與機構，以保障市場的有效運行和集團內宏觀政策目標的實現。因此， CEPA的簽署表明香港和澳門與內地經貿關係將從功能性整合向功能性與制度性整合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的方向轉變。這一變化將會對粵港澳之間的經濟合作產生重要影響。

　　2． 合作內容的轉變

　　以製造業為主體的合作將向服務業為主體的合作轉變。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之間的經濟合作，主要在製造業領域。香港有近8萬家多企業在珠三角建立工廠和投資，僱傭了780-1300萬的工人，葵湧碼頭和香港機場物流的七成來自珠三角。CEPA包括了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三大內容，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香港已經成為了一個服務經濟體系，服務業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同時，香港與內地特別是珠三角之間已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聯繫，中國內地服務業對香港的提前開放和更加優惠的安排，為香港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更大的空間和腹地，為兩地的互利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3． 合作機制的轉變

　　市場引導下的企業自發合作將向市場引導、政府規制和企業為主體的自覺合作轉變。粵港澳之間過去以功能性整合為特徵的經濟合作，主要是在市場的引導下，由企業和商人推動的自發性合作。中國內地市場的有限開放、港澳與珠江三角洲地區要素價格的巨大差異造就了「前店後廠」的製造業合作模式。當經濟的整合或一體化從功能性整合發展到制度性整合層面時，政府將會在經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在不同國家或獨立的關稅區之間的經濟整合中，需要政府簽訂各種雙邊和多邊的貿易和投資協定，保證商品和生產要素能在區域內各成員國之間的自由流動，為區內的所有廠商創造公平的營商環境和國民待遇。CEPA是在國家主體與其獨立關稅區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因此需要有中央政府和香港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協調與自覺推動。

　　註   釋：

　　〔1〕參見甘長求：《香港對外貿易》，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3頁。

　　〔2〕參見華潤貿易諮詢有限公司：《香港經濟貿易統計彙編》（1947－1987），第53頁。

　　〔3〕《香港統計年刊2003年版》，第387－38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4〕吳光正：〈CEPA揭開內地與香港經貿關係新頁〉，《香港經濟年鑒2004年》，香港經濟導報社，2004年10月，第13頁。

　　〔5〕樊綱主持的《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的比較研究》。

　　〔6〕《香港經濟年鑒2004》，香港經濟導報出版社，2004年10月，第542頁。

　　〔7〕《香港統計年刊2003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8〕饒余慶：《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9月，第79頁。

　　〔9〕《2004年海外駐香港的地區代表按年統計調查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由於一個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會管理一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的事務，因此，按區內所負責管理的地方劃分的區域總部公司數目比總數要大。

　　〔10〕張俊義：〈戰後對外貿易與航運〉，《20世紀香港經濟》，第191頁，劉蜀永主編，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4月。

　　〔11〕《香港經濟貿易統計彙編》，華潤貿易諮詢有限公司編印，1988年12月，第13、19月。

　　〔12〕陳多主編：《港澳經濟年鑒2004》，北京，2004年11月，第686、692頁。

　　〔13〕貝拉 ·巴拉薩（Balassa，Bela）：《經濟一體化理論》，倫敦，1961年版，第1頁。

　　（作者：陳廣漢，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