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瞭解南江文化，必須從大曆史的視野上觀察。南江文化的歷史演變與嶺南文化以至中原文化息息相關。因此，我們既要瞭解南江的歷史，也要瞭解南江歷史在嶺南以至中國的大曆史環境下的演變。

　　如果我們不是從全國、嶺南的大曆史看，就無法看到南北朝時期南江的重要戰略地位，不能理解《隋書》所説的西南二江富兼十世的判斷，無法理解當時南江是嶺南富庶的地區，是嶺南最發達的地方之一。

　　如果我們不是從大曆史的角度來看，就很難瞭解明代建立羅定州和東安縣、西寧縣的意義及其對南江文化的重大影響。

　　如果我們不是從互不相干的歷史文獻的字裏行間找尋出各個碎片，並把它聯結推斷，也無法理清禾樓舞等民間文藝在此地的歷史演變脈絡。

　　我們看盤古廟和天後宫，不能僅僅只看到它孤立的兩間廟宇，更不要看到盤古廟並不富麗堂皇、缺乏氣派而把它忽視。我們透過這兩種不同的廟宇在同一地域出現的現象，可看出南江地域的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并存的局面。

　　從大曆史的視角觀察南江文化，要瞻前顧後，不要只選取歷史一段來孤立地作出判斷。我們不能對明代萬曆年以前（公元1552年以前）的歷史采取虚無主義的態度。認爲南江流域在明代萬曆以前是瑶族人聚居之地，是没有文化的南蠻地方，張元勛率兵平定南江流域建立西寧縣以後才擺脱蠻荒狀態，才納入封建王朝的統治，纔來了漢人，才有漢文化，這些錯誤的觀點從明代到近世都有文章流露出來。

　　我們要認真查閲文獻，研究南江歷史文化。南江歷史文化有實物作爲載體的，有的一直保存下來。如道光年間編的縣誌，在本縣一直都有流傳。而20世紀40年代本縣出版的報紙，縣檔案館也没有存，廣州中山圖書館則保存有，知道的人並不很多。

　　但也有一直模糊不清的，如《明史》中《張元勛傳》提到其著有《暇堂集》、《鎮粤疏稿》，現在，筆者常想，這些古籍有無在什麽地方存有孤本呢？多方訪查，也未查到何處存有此稿，當時究竟有無刊行也無從判斷。

　　文獻有昔明今暗的，比方説，隋唐時代的都城縣，其政區疆界在當時自然很清楚，但千多年後的今天，由於文獻記載簡略，變得晦暗，查考起來就不能不感到困難。宋代《李熙載詩詞集》，當時是明的，如今晦暗，全集只有一首詩流傳到今天。如果該詩詞集能流傳至今，我們一定能從他的詩詞讀到宋代都城的一些歷史。

　　文獻也有昔暗今明的，比方説，張元勛死於宋桂盲塘逕，從明代萬曆年到20世紀末，當地人都如此説。甚至清代的《羅定州志》也認爲死於軍中。但我們今天，看到《明史》和其家鄉浙江的墓誌銘，可清楚地知道他是老死在故鄉的。

　　寫到鬱南縣天馬山的小説《嶺南逸史》，成於清代中葉，但作者署名爲花溪逸士，真名不露山不顯水。經過近世的學者考證，才知此書作者爲黄岩，是清朝中葉梅州的一位醫生，有關他的生平也陸續考證出來。

　　也有昔明後暗至今又復明的，如羅旁得名由來。筆者渉獵不廣，在《張元勛史實和傳説》（單行本，鬱南縣文聯1990年編印，後收入花城出版社《鬱南邁進新世紀》，1999年版）一文中説到：“羅旁得名由來，是否如民間所傳是因位於羅庚石之旁？抑或羅旁、羅庚石之名先後有或同時有，本無任何關係，而被後人串連成此？這難以查考。”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400多年前已有定論。

　　《德慶州志》嘉靖本説：“羅旁水口有石，上有紋，圓如羅經，故名羅旁。”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零一叙述到德慶府時説：“羅旁水……水口有石，形如羅，因名。”

　　清康熙年間李玉鋐編的《西寧縣誌》説：“浮沉石在羅旁水口，俗呼錦被石，平鋪約二畝，其上多紋，如羅經，又謂之羅經石，因水口居羅經石之旁，是名羅旁。”

　　《德慶州志》嘉靖本是孤本，收藏於淅江寧波天一閣。以前，我們無緣看到。李氏《西寧縣誌》，在民國編的縣誌中已説明失傳，但是近年在國家的大型圖書館找到該書。近年，筆者獲得此兩書影印本或光碟閲讀，才找到羅旁因在羅庚石之旁而得名的確鑿證據。

　　在當代人的一些著作，説到鬱南古代情况，我們也應注意核對。如有一本講述地名溯源的書，提到鬱南的地名來歷有都城、建城、連灘三個，其中説西寧設縣時在建水之旁建縣城，因而縣城名爲建城，又説連灘是清代始有的地名。考之古籍，該地的建水應指南江（詳見第一章第三節）。在西寧設縣時縣城稱爲城廂，民國時代劃爲建平、附城兩鄉，1930年兩鄉合並稱爲建城。連灘，在明代已有此稱。嘉靖本《德慶州志》和萬曆時區大相的詩已提到連灘之名，非清代始有。因此，我們如果按照這本著作所説的作依據，就會把歷史上的建水之名西移，把連灘得名時間延後，兩者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有一些古籍在百年前已找不到，如明朝萬曆年間編的縣誌、康熙年間編的縣誌，這兩本書在明代或清初出版時，當時人能看到，此後因戰争焚燬或本縣無人代代承傳，在100年前道光年間所編的縣誌上已註明瞭佚。三幾百年後的今天，本邑人已無緣看到。但是，此書並未在社會絶迹，幸得有熱心人把它保存，國家的大型圖書館又把它收藏。20年前，筆者發現該兩書分别在北京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保存有，提供綫索，縣政協於1984年去函兩地圖書館複印回來，現藏於縣檔案館内，因而到了我們這一代，又能看到此書。

　　2003年8月初，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嶺南文獻研究室主任吕永光因編《全粤詩》到鬱南縣搜集資料，筆者談到鬱南縣舊縣誌有不少詩，看來是選自《三瀧詩選》的，可惜這本詩已經失傳。他説，他知道此書在北京圖書館内存有一本。這使筆者感到驚喜，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如今複印此善本要花很大費用，不如早10多年前那麽容易。

　　對於以往認爲已失傳的鬱南古籍，除了上述的明代嘉慶四十年《德慶州志》、明代萬曆年《西寧縣誌》、清代康熙七年《西寧縣誌》、清代康熙十二年《西寧縣誌》、清代康熙二十六年《西寧縣誌》、清代干隆年《三瀧詩選》外，近年查明還存在的有明龐嵩《弼唐遺言》。

　　鬱南有一些前賢著作雖出版，印刷出來的紙媒文獻百多年之後無人重印，也有存在失傳的危險。這些著作，我們今天只看到書名或篇目，看不到正文内容。原因有：一，紙質的書籍難存久遠。即使書香之家把藏書傳給下一代，但每一代人的生活波浪變化莫測，很難百年相傳。在古代，刊刻一本詩集並不容易，因爲當時最先進的印刷術還是木板書，後來才有活字排印，要把文稿在木板上雕刻才能印刷，這是很費功夫的。古代的詩集，如果在後代没有重印，很難流傳到今天。二，即使有人把它傳給後代，但書籍過了百年之後紙質發黄變脆，想承傳下去也不容易。三，過去居室都是磚瓦木樓，藏書人家要防火、防洪、防雨、防偷、防蟲蛀、防鼠蛟、防發霉，加上戰争砲火、賊人洗劫，搬家，在民間要把一本書保存幾十年相當困難。試想，千年的時間，更可能把已經出版的書籍毁掉。

　　古代並未有公共圖書館收藏書籍，書籍流失自然很嚴重，大量文獻資料就隨着時光的流逝而化爲烏有。即使有錢人家建立私人藏書閣，有資金有地方有制度保管，但後代生活環境變化，藏書也會散失。

　　即使鑿於石上的也會有風雨侵蝕而致模糊不清，也逃不了失傳的命運。明代一位無名氏於龍岩石壁上題了一首很有意境的詩，如果不是收入嘉靖本的《德慶州志》裏，或者這本州志在浙江寧波天一閣没有保存下來，我們今天也無法看到這首好詩。後來，同是寫龍岩的詩，如果在清代康熙年間編的《西寧縣誌》没有收録進去，恐怕已失傳。如果清代干隆年間編的《三瀧詩選》没有選入南江地域詩人的千多篇作品，我們今天也許只能看到有幸收録在其它文集中的零星詩作，大部分都已看不到了。

　　這些縣誌和《三瀧詩選》，前人記述都已失傳，可幸我們今天從國家的圖書館裏找到了它的面影。

　　作品需要有後代人的重印才會流傳。從歷史記載上看，本縣的文化藴藏量相當豐富，前賢許多著作在他們時代已經出版或流傳，但後來都成了佚書，舊縣誌有存目而無具體内容，這真令人徒然興嘆。即使傳到我們這一代，如果不注意保存，也會有失傳的危險。

　　前人著作的流傳，能使我們看到作者當時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和心理感情，成爲地方文化積累的成果，成爲南江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

　　對於口頭傳説和文學作品的真實性問題，值得研究。文化有幾個層面：歷史真相、歷史記録、歷史實物。

　　我們對過去的南江文化的歷史真相，主要靠歷史記録（書籍、族譜）和歷史實物（碑刻、建築）認識。這是很可靠的資料，但並不是絶對無問題，有的記載簡單，有的記載互相矛盾，這就要我們去分析，或者縝密推理，以求認識歷史的真相。當代所寫的描述歷史的文字，特别要分析，因爲有些並不是以歷史真實的角度去寫的，千萬不要以訛傳訛。

　　傳説對於民間文學殿堂而言，它是很好的磚瓦。但並不表明這是歷史真相，當然它也可能折射出一些歷史現象，但對於歷史而言，所展現出來的並不是一面優質鏡子所照出的面容，而是一塊七棱鏡。

　　唐代宰相李吉甫説過這樣意思的話：古今記述地方歷史的人很多，有的崇尚古遠而略今，有的採謡俗多是道聽途説而失實。李吉甫的話應給予我們警醒。負責調查時，我們不要把傳説當作史實。

　　中國無核黄皮母樹，最初從何來？有説是順德，有説是南洋，筆者曾向最初提出這樣説法的人查詢，他説僅憑傳聞而書，當年把南洋視作天外一樣遥遠，以爲説是南洋傳來可以達到罕有的宣傳效果。筆者也向曾氏後代親屬查詢，對來自順德、南洋之説，他們也作否定，認爲現在順德、南洋並没有幾十年樹齡的無核黄皮樹，决不會從那裏傳來。 

　　至於民間流傳的一些内容究竟是史實還是傳説一直以來似撲朔迷離，如：北宋楊文廣是否到過連灘？明代張元勛是否死在宋桂盲塘逕？明代嚴嵩或其子是否在大方生活過，當地嚴姓人是否其子孫？這可説是鬱南歷史上的三大迷案。

　　文學作品的形象是作家所創造出來的，雖然我們一經查考就知道這是虚構的，但經過歷代人的相傳，極容易與歷史的真相混淆。現代人以古代人（把涵蓋面説得更廣一些，包括一切已作古的人）、地、事作爲題材所寫的文學作品，因爲古人已不在世，作家筆下把他搓圓搓扁，他都無法抗議。但是，紀實或以真人姓名、真地名而虚構故事的作品，也出現過幾宗令所寫到的當事人後代不滿的事，道致作者要道歉。如有人寫建城一名刹在20世紀上半葉有個花和尚名某某，名刹與和尚都用真實名字，引起和尚族人後代反感，他們認爲這和尚是個高僧，説他是個花和尚，這是侮辱。有人寫南江西岸某村莊一間名居的故事，説對岸某樓住有個爲富不仁的劉姓財主，欺壓下人，殺害婢女。雖然財主無真名但有實姓，而且村名樓名都真實，劉姓人後代認爲其族譜載明建此樓的祖輩爲人積德行善，鄉人共仰，説他爲富不仁、欺壓下人、殺害婢女，是對劉氏族人的污衊。這兩篇故事都引起各有關的族人向領道部門申訴，並説要通過司法程序去解决祖宗的清白，最後經有關部門調解或由作者登報道歉了事。

　　對以歷史現象爲題材進行的文藝創作，我們既看到它不是歷史事實，但也不必固執於它不是歷史事實而不屑一顧，它畢竟能給我們以豐富的想象空間，給我們以喜悦，它能豐富當地的文化内容。試想，如果三峽没有巫峰神女，没有宋玉的《高唐賦》，廣西没有劉三姐的傳説，没有同名的電影，那裏的歷史文化光彩就會失色不少。當然，我們不能把虚構的文學作品作爲真實的歷史，更不能以虚構手法去寫歷史文章。中國古代雖説文史一家，但如果把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並没有到過這裏而虚構他在這裏有什麽事迹，混淆歷史和文學的界綫，這不足爲法。如果作家自信他的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有很好的意義，藉助真實的歷史名人來虚構，也應該慎重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