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討論哪一次大遷徙可以列入客家先民最早的且作爲群體的大遷徙之前，我們須首先解决這麽一個問題，這就是，何以爲民係、族群乃至民族？形成一個民係或族群的先决條件是什麽？而這些先决條件又是怎麽産生并且影響至深的？

　　换一句時興的話來説，一個民係或族群的凝聚力是什麽？而這一凝聚力又是怎麽産生的？它决定了一個民係或族群怎樣的歷史、現狀與未來？

　　是血緣的、宗法的關係，是共同擁有的歷史？是地理的、物質的因素，是綜合的社會關係？是統一的理念、追求，習俗與共性 ，也就是共同的意願以及一致認可並自覺服從的價值觀——主要是精神的因素？……

　　這樣的追問還可以很多——學術上嚴謹的態度，當是一問到底，以釋所有的疑惑。

　　而對於客家民係而言，這樣的問題還可以有很多。一般而言，人們都相當以同血緣關係（如客家人中流傳的小脚趾重甲的共同特徵），語言（客方言，有的專家還嚴格論证了須以客方言來界定這個民係）以所在區域（以閩粤贛三省毗連地爲客家大本營）决定了客家這麽個民係，這固然不錯，但這三大因素顯然有重大的缺陷，無以區别以地域、方言命名的其他民係——如廣東的廣府人、潮汕人（福佬人），至於重甲，只是作爲漢人這麽一個大系統的標識（客家人以此强調自己是古漢民族的成員）。

　　而這一切，都是指向的過去。

　　我們强調民係或民族的凝聚力，總是指向其之過去，對於過去優秀的歷史傳統，已有的輝煌業績，這一切所帶來的光榮與自豪，也就是對豐富多彩的記憶遺産的共同佔有——自然，也包括有屈辱，如中國近代淪爲半殖民地的羞耻。傳統教育在這樣的意義上是永遠必要的。

　　但是，光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就足以凝聚住一個民族與民係，乃至國家麽？

　　拿破侖是科西嘉人，他出生前，科西嘉並非法國的領土，也就是説，他並無法國人的祖先，無法國人的歷史榮耀可享，法國人可以把這位科西嘉人“另列”，但他却成爲法國的驕傲？對於前蘇聯來説，格魯吉亞的斯大林、烏克蘭的赫魯曉夫，都是少數民族，今天，對於俄羅斯而言，更成了外國人，而戈爾巴喬夫呢？爲什麽前蘇聯會在他手中分崩離析，是因爲當時的蘇聯人不曾擁有一個“共同的歷史記憶”麽？類似的例子還可以有很多！

　　問題恰恰出在：戈爾巴喬夫未能給當時的蘇聯人一個可信的、值得去奮鬥的……共同的未來！

　　他所缺的凝聚力，恰恰不是過去，而是未來，與今天相銜接的未來。

　　也就是説，更具凝聚力的，恰恰在當下，對未來的自信。而對未來的自信則是現實中扎根的，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而言，則在於共同生活、共同奮鬥的意願，對保持統一意志的持續訴求，一個現實但又可行的、偉大的目標，這才是最大的凝聚力，爲此，人們纔可能爲之付出犧牲、克勤克儉，乃至獻出生命。

　　任何一個民族、民係、並不是與史俱來的，有的很早就形成了、有的却相對較遲，不能説他們形成前便有豐富的歷史而産生了凝聚力，相反，正是一個可信的未來才讓一個民族走在一起。當人們説爲民族而戰時，如果説這個民族僅有過去與現在，又怎麽能號召其成員去保衛它，讓它不至於被傷害乃至被消滅呢？要保衛的，恰巧正是它的未來。

　　當然，在這裏，我們並没有否認過去，否定歷史。過去或歷史，傳統與回憶，毋庸置疑，是這一凝聚力的組成部分乃至强化因素——正如我們不忘近代歷史上半殖民地的耻辱，爲的是今日的自强以及明天的富强繁榮。

　　正因爲客家人是漢族中稍後形成的民係，所以，我們須强調的正是——歷次大遷徙的根本的文化動因，爲什麽有的人留下了，而他們却非走不可……也就是説，我們當换一個角度，去重新探討客家民係之所以形成所憑藉的凝聚力，而不是一味地把大遷徙的歷史往前推，直至推到夏、商、周那麽遥遠的時代（有人稱，“客家”即“夏”家，也有人説，客家是被北方來的周人壓迫到南方殷商後裔，更有人説，客家承傳的是周代的傳統……）。

　　我們所探討的，正是客家人每次遷徙中的“未來的指向”，以及客家人身上“文化記憶的歷史定格”（這是我用在《客家聖典》中的定語），從而去確認哪次是最早的，並帶有那一次“文代記憶”，尤其是所形成的價值觀——文化，本就是價值觀的表現，成爲他們大遷徙中的動力。

　　二

　　以上，只是一個粗略的，提示性的開篇，尚須嚴謹的學術上的論证。

　　當我們説一個民係的凝聚力在於未來的指向時，實際上是在追尋這一未來指向是怎麽來的，它怎麽會成爲整個群體一致的指向，并且能在歷史的演變中堅持了下來？

　　這一未來指向，當然是群體的意願。而意願的産生，則有歷史的動因以及現實的情狀所需——這麽歸結下來的話，則意味着，唯有巨大的歷史變動，特别是大的灾難，方可促使這一群體共同意願的産生，這歷史動因自然是這個群體過去視爲榮耀的、珍貴的記憶，而現實情狀則是所面臨的巨大的灾難——無論是自然還是社會的。

　　而面對灾難所作的選擇，自然是共同的意願决定下來的。大遷徙决不是盲目的、它首要的選擇當然是趨利避害，第一是生存，而後便是對歷史記憶的維係，保存既往的傳統、精神因素，歸根結底，是業已形成的價值觀。换句話來説，意願，或者未來指向，則是在一定的價值觀下形成的；反過來，意願、或者未來指向，則是爲了這一價值觀的實現，二者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可以説，意願便是價值的選擇。

　　當晋代大量僑置郡縣於江南一帶時，無疑正是把原來在中原的社會構想或民族構想移植到南方來，這是一種意願的表現，這種意願，則與中原仕族的生存價值準則之間，有着完全的一致，這才有召唤力，這才有凝聚力。應該説，這種“僑置”或“客居”，視他鄉爲故鄉的理念，是當時形成的，并且在後來的歷史中一脈貫穿下來了——畢竟，直至近代，大都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是武力南下，把中原人壓迫、壓縮到了南方，而周王新“安土重遷”的理念，只能保存在留在原地的人們，對早已抛離故土者不再起作用了。所以，我們在這裏强調“僑置”或“客居”措施對人的理念産生的重要作用，由客居，到客户、到客人，及至反客爲主，成了客家，無論某些食古不化者如何不承認這幾個“客”之間有必然聯繫，但從思想史的角度，從觀念淡化的角度來看，這却又是在所必然的——最可靠的，反而是思想理念的歷史，因爲那已經不可僞造、篡改了。

　　而重大的歷史灾難，則是讓舉行大遷徙的群體産生共同的意願的主要因素。很難説，某些單個的局部的戰争或者天灾，會讓整個群體産生共同意願，從而形成一個有共同理念與特徵的民族、民係或族群——這畢竟是大規模的集成。所以，歷史上大的族係的形成，總是有巨大的歷史背景，只是我們的文明史太悠久了，我們對一個民族的文明賴以産生的基本原因總是有某些模糊，但是，這個民族所顯示出的總體風貌却在歷史滄桑中凸現出來，並通過與其他族係的比較，其所呈現的差异，讓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或領悟出其精神追求及價值準則。這裏不妨以猶太人爲例，他們是世界的商人，但又同時是學者、教士與文化人。同樣，客家人與同在廣東的廣府人、潮汕人相比，他們的重義輕利的傳統特徵便很是突出，而敢作敢爲的開拓精神也讓人感佩。而這，與客家人所面臨過的衆多歷史灾難則不無關係。畢竟，同樣，在歷史大變動中廣府人早在漢代已形成了，三國兩晋南北朝時，則餘下廣州是平安的，有出土文物爲证：“永嘉世，天下亂，餘廣州，安且康。”而作爲“八姓入閩”而形成的福佬（含潮汕）民係，也上千年相當穩定地居住在福建，比客家人要安居得多。也正因爲這樣，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尤其在南方，客家人的歷史表現也就突出得多、甚至卓越得多。他們在逆境中的表現，每每比在安定的環境中要出色得多。

　　民係的差异就這麽出來的。

　　民係的價值準則的對比就這麽顯現的。

　　這也是歷史的結晶，但更説明其未來的指向——如果我們把“現在”置於晋代、唐末，尤其是宋末之際。

　　三

　　歷史與邏輯的一致，在於歷史與人類的意願或構想的一致。當然，歷史的邏輯並不完全等於人類某些設計者内心的邏輯。不過，歷史與意願二者是相互影響的，人類，尤其是族係的意願總是服從於歷史的影響，同時又反過來影響歷史的進程。

　　可以説，意願，或者構想，是歷史必然的産物，族群或民係只能選擇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文明及社會環境所提供的可能的構想。反過來，歷史亦是意願或構想的産物而不是别的什麽，二者同樣是相互作用的。當我們説現實的意願或構想源於過去的歷史，那麽，未來的歷史則源於今天的現實構想與意願。客家這個民係之所以今天是這個樣的，當與過去的構想所分不開——似乎歷史早已作出了“規定”：既不同於廣府人，也不同於福佬。當我們回首一部客家史時，尤其是如文天祥、袁崇焕、洪秀全、黄遵憲的歷史業績時，那種萬難不屈、忍辱負重、百折不撓的正氣，不正逥盪在今天這一個族群之中麽？而這種業績，正氣，在這個族群中理所當然地具有一種永恒的示範作用及價值標準。

　　當我們稱客家是個“形而上”的民係，也就是我們更重視這個民係的精神上的因素，也就是這個民係共同的意願或構想所催生的一部……英雄史——他不似猶太人，是商人的民族，而是英雄與平民互爲補充的一個民係，其之理念便建立在我們共知的客家人有别於其他民係的特點之上。

　　很顯然，客家人與猶太人有着不同的價值觀，雖然同爲大遷徙的族群，由於其形成的自然地理環境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所以，即便有相同的命運也就有了不同的意願。我們不可能爲所謂“適應”商品大潮或市場經濟，也要客家人變成一個商人的族群，東方有東方的傳統，縱使在現代化上早走一步的日本、韓國，也有與西方迥异的價值觀。例如，在南韓，人們就把“見利思義”四個字刻成石碑，成爲他們的座右銘，在“利”的衝擊下，仍恪守“義”的古訓，這是頗值得我們深思的。無端地指責客家人商品意識、市場意識欠缺，未必就是公允的。客家人只能是客家人，已有的評價不僅確認了過去，也同樣在塑造未來。

　　關於文明，有一個定義，不管準確與否，完整與否，倒是值得思考的，那便是説，文明，是一種價值觀或思維方式。客家作爲華夏文明的一部分，自然在總體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上是相當的一致的，當然，它對華夏文明的貢獻也是人所公認的，二者亦有互動的作用。那麽，作爲客家人的價值觀，當是歷史的延續的，又可以在一片不毛之地，開拓出田園、港口、城鎮來——“客人開埠”一説正是這麽來的。如果是墨守成規、安於宿命，把價值觀定位在這上面，也就没有了客家人的業績，甚至没有了客家人。

　　思維方式的改變，當可從廣東改革開放中看到，在這之前，是全國最落後的省份之一，由此不難想象明、清二朝造成沿海的經濟重創、民生凋敝；可一旦開禁、開放，這裏便風生水起，“無”中生有、平地致富了，智慧與財富一同見風日長。人還是一樣的人，一旦思維方式發生了變化，便會創造出人間奇迹來——自然，這與廣東人（也包括客家人，其占廣東人口的1/4—1/3）的歷史底氣是分不開的，而這歷史底氣——如2000年海上絲路、近代的三大革命運動，則成爲了現實構想，並推動了歷史的加速前行。

　　這種可見的功利價值——不獨是財富，包括傳統的光宗耀祖、留芳百世、或者功名之類，其促成的努力與發憤，無疑是有相當大的凝聚力的，令整個族群亦步亦趨。但即便是在同一情狀下，客家人與相鄰的廣府人、潮汕人還是有差异的，包括價值觀在内。他們的評價方式决不僅僅立是於“利”，而會，或者説，仍要意識到“義”的存在。“不義之財”是不可取的，所以，人家可以不擇手段，他們却做不出來，乍一看，他們又保守得多，不敢冒險，但這分明與其價值觀、思維方式或歷史意願所分不開的，並不能證明他們缺乏開拓精神，不敢做敢當。我們可以稱潮汕人是一個商業或商人的民係，其整體價值系統是貫穿商人利益的——這也可以從温州人（雖然他們不是潮汕人）的口頭禪上看出來：“打來兮，篤來兮，賠本的生意勿來兮。”但我們却不以這麽去評價客家人，他們倒是“打也行，駡也行，扔下書不讀萬萬不行”。大致可以相稱。

　　四

　　以上，我們從學理的角度上，試圖解答出一個民係或一個族群的凝聚力是什麽，它對形成這麽一個族係，又起到何等作用……等等這樣的問題。

　　我想，大致可以歸結出若干可作依據的條件來。

　　無疑，共同的意願，也可能説是共同的未來構想，使之形成的並令整個群體認可且服從的價值觀，以及這一價值觀與其他群體呈示出的差异，也就是説，這種精神上的因素，才是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凝聚力所在，它當超於血緣的、宗法的、以及地理的、物質上的諸多因素之上，成爲决定性的一環。

　　而這種未來的構想，當是與歷史相一致的。如前所述，假如我們把“現在”置於不同的歷史時期，未來也就成爲了歷史，所以，今天對客家人的評價，事實上也决定了這個民係的未來風貌。而且，在更高一個層次上，評價即創造。正是過去的歷史評價，創造了今天的客家人，其實，如“不辱没先人”等觀念，不也就是對今人的重塑麽？

　　當然，上述所説的，無論是意願、構想，都是“形而上”的，是作爲精神的因素，但其之延伸發展，則會落到了實處，諸如功利、行爲上面，這也就讓評價方式趨於具體——具體的族係的風貌、品格及價值取向，尤其是與其他參照系統呈示的差异，各自不同的人生準則、思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上。

　　不過，只是這幾點的歸結，還是遠不够的，我們分明還可以延伸出更新的、更實際的參照標準來。並以此重新界定一個族係的發生與形成的條件、原因及……可能。

　　一般來説，形成民族，均需要幾大因素——這都是老一輩治學者提出來並加以詳細論证過的。這幾大因素是：

　　一、共同的生活地域；

　　二、共同的經濟成分；

　　三、共同的語言；

　　四、共同的心理素質。

　　這是民族形成的因素，用在民係、族群上，大致也是相符，但未必周全。尤其是對於一個在流徙中的民係而言，某些條件就不一定成立了，而且也“硬性”了點。

　　這裏，從上述的理論總結，我們另外引伸出若干因素來——其中，有與之相吻合或重造的，但也有不盡一致的，當更嚴謹一些。

　　五

　　第一條，當有一個宏觀的視野，對民係形成的歷史大背景須有“整體觀”。

　　這也是前邊所揭示的，一般來説，務必是歷史大變動之中，方可以醖釀、催生一個民族或民係，也就是説，促使相當大規模的群體産生共同的意願、共同的理念——如客家人一次又一次的大遷徙。而任何歷史的大變動，都有着深刻的背景，自然地理上的大冰川期、小冰川期，由此而帶來的自然灾害；或者人類社會矛盾的尖鋭化，戰争、動亂……這些，在人類文化的歷史演變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對人類文明的推動産生深刻的影響。只有弄清這樣的大背景，有個整體觀，方可以真正把握住民係發生的根本動因。這是對民係形成前史的整體把握，對其“過去時”的宏觀瞭解。

　　因此，局部的、個别的、小的“變局”，是否是以搆成一個民係形成的前史，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然也就是否定的，因爲這不足以促進成一個有相當規模群體産生共同的意願、理念，作出無可避免的選擇。縱觀歷史，任何民族或民係的“創世紀”神話，都是與當時巨大的歷史變動乃至慘禍所分不開的，不可能在波瀾不驚的歲月，或者尋常的社會生活中發生或裂變出新的成分來。其實，這與自然科學中的原理也是相通的。人類社會本身也是一個實體，也就難免這一“物質”的屬性。

　　所以，客家形成的前史，當在這樣的歷史大變動中去尋找，而不應無限推前或拘泥於某些小的變化。

　　第二條，當從今天的民係或族群的心理積澱、整體風貌上回溯並確定其形成時期——换句話來説，今天的一切，正是那個時期的“未來的指向”。

　　《客家聖典》中，實質上已經確定了這麽一個依據或原則，盡管是用文學家語言寫的：

　　一個民族與民係的秉性，總是與某個時代密切相連，同樣，也與某個地域不可相分。那個時代，竟在驟然之間澆鑄了這個民係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的性感色彩、價值取向、道德風貌，其氣質、品格，一切的一切，……作爲上蒼賜予的“最初的家園”，也就似以照片一樣定格儲存在整個民係的記憶之中，不僅不會淡化，而且會日益鮮明起來……

　　客家人就是這麽給“定格”的。

　　無疑，中原的自然環境，是雄偉、壯麗的，但南方却秀逸、纖麗、可爲何客家人的建築，在秀逸、纖麗的南方，會獨出一格，會那麽大氣、壯觀呢？同樣，漢唐的氣象，是闊大而豪邁，不似宋明的局勢，清隱且文弱，崛起在宋之後的客家人，分明有的是漢唐遺風，慷慨悲歌、豪邁壯烈……

　　因此，文化記憶的歷史定格，與一部思想史一樣，有更多的牢靠與可信的成分。當然，這在心理學、人類學、文化學諸方面，還需要有更多、更詳盡的論证。但確認這一條，我以爲，這比“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質”要更强有力得多，而這又可以説是對其“現在時”的深入“發掘”。

　　第三，當在比較、鑒别中，凸顯一個民係或族群的歷史性存在。

　　這裏説的是“歷史性存在”，也就是卷入了歷史之中，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一樣。而在原始蠻荒的歲月中，人、乃至部落，都是一種“非歷史性的存在”，直到近代，仍有遠離人類社會的某些部落自生自滅。因此，没有比較與鑒别，尤其是互動之中，便很難證實一個民係的發生、形成，乃至於存在。所以，任何一個民係的發生，都有一個蟄伏、醖釀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漫長，也可能短暫，但没有一定的時機予以激活，也許還會蟄伏下去。

　　而比較、鑒别，不僅可凸顯其存在，更呈現其之動態——生命力的展示。的確，在客家人最多的一個省份廣東，如果没有廣府人、潮汕人相互區别而又相互映襯，是很難凸出客家人的本色、品格與風貌來的，當然，在其他省也一樣，只是没廣東這麽突出而已。所以，族群的衝突與交融，也就有了新的意義：不僅是存在的證明，磨礪的證明，也更有其成長、自塑的需要。雖然這三大民係同樣都是很有特色，而且相當出色，但没有三者的互動，廣東的發展也許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臺灣也一樣，臺灣近年來的客語運動，作爲“弱勢族群”的崛起，對歷史與文化的推動作用再怎麽高估也不爲過。

　　因此，比較，比較中顯示的差异，同樣是一個民係形成的重要因素，這是一種動態的展示，當納入民係形成的幾大條件與判别依據之中。

　　第四，在强調所有族係發生、形成的共同因素之際，尤其不可忽略各個族係的特殊性。作爲“這一個”的特殊性，恰巧會正是其脱穎而出的重要一環，否則，它就没必要獨立存在，形成這麽個群體了。

　　廣東是中國最大的移民省，三大民係都自稱爲移民的族群，尤其是向海外移民，可以説是不分彼此的。但如果都説是來自中原的移民，則又大相徑庭了。廣府人無論説是漢代廣信時期還是宋代珠璣巷時期由中原移民遷居到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都是一次到位的，而且已習慣以“粤人”自稱，即以地域作爲民係的命名。同樣，潮汕人也是如此，不僅有地域作命名（稱爲“福佬”也是如此），而且當年南遷，即晋代“八姓入閩”，同樣是一次到位的。因此，他們與南越、閩越土著的融合，要早得多，也大得多，所以，這兩大民係，心理上的移民情結，相比之下要比客家人小得多，甚至不惜以土著自稱，也不一定自稱爲“漢人”（如黄節的“粤人、漢人”之分）。但客家人則不同，他們是幾經輾轉，歷經千年，才最終形成並有了自己移民的“大本營”，但即便有了這麽個“大本營”，也未能終止在南方更進一步的遷移、散發，其漂泊感要强烈得多，所以，他們不可能有一個地域的命名，永遠是“客”。而他們的漢民族意識、也較其他民係强烈得多，盡管在遷徙中不可避免地融合了畲族等南方土著民族，可作爲漢文化意識，反而日益强化了起來。

　　所以，作爲一個大遷徙的民係，即便在移民這一共同形態上，客家也與同是移民的族群有着很大的不同，别説與非移民的族群的差异了。同是移民，人家都已安定一兩千年了，可他們却仍舊躁動不安，無以守成，具體到個人，“不顧家”並早早上外邊“闖世界”的客家男人，同廣府人、潮汕人也有着顯著的區别。

　　而客家人的文化自尊，同樣也强於與之相鄰的其他民係。那種“以郡望自矜”的表現，在客家人中表現得尤爲突出，這恐怕與他們大遷徙中歷盡的苦難，以及所面對的生存環境之嚴峻是密切相關，没有這一文化自尊，無以維係這樣一支萬里長旋、而又散居在南方上十個省份以及世界數十個國家的民係。

　　因此，强調“這一個”的特殊性，當是評價系統中最爲重要的一環，上邊三條可以作一般的評價標準，不一定全作爲參照，有兩條則可，但這一條則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對客家人這樣獨特的民係。

　　客家之所以成爲中國民族、中國文化之謎，具有那麽多的争議，正是因爲它的獨特性以及近代巨大的歷史影響，這並不是什麽“誤會”，而是歷史地形成的。破譯它，當可以爲中國的文化史，乃至文明的模式，提供不少新鮮的、科學的東西。上邊提出的四條，並非標新立异、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使之科學化、理論化，的確，過去關於客家的研究，太拘泥於實证與經驗，很難跳出來，從而未能拓展研究的視野，以至爲支節問題争論不休，反而忽略或淡化了重大的命題。

　　

　　（作者：譚元亨，是華南理工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