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家人開埠

　　“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閩南人和潮州人占埠，”這是流行於東南亞華僑、華人中的口頭禪，它大致反映了早期閩粤人出國謀生在經濟和經營方式上所具有的不同地位與特徵。

　　客家人本是以河南爲中心的中原漢人。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亂以後，我國北部和西北部的少數民族多次入侵，再加上中原水、旱灾荒頻繁發生，晋、唐、宋時期中原漢人數次南遷。經過輾轉遷徙，最終落籍於贛南、閩西、粤東(含粤東北)山丘地區，重建家園，繁衍後代，逐漸形成了頗具特徵的客家民係。由於生齒日繁，人多地少，爲求生存與發展，一部分客家人不斷向外拓展。近則徙居臺、港、澳、湘、桂、滇、雲、貴、川、陝、鄂、皖等地的山區，遠則漂洋過海，到東南亞及歐洲、美洲、非洲、澳洲、大洋洲等天涯海角。到後一地區者，大部分爲貧困的農民、工人或小商小販，他們飢寒交迫，難以度日，爲求生計，有的被欺騙、被綁架，作爲“猪仔”，賣到他國异鄉，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從事艱苦的勞動，半數以上被折磨而死。虎口餘生者則節衣縮食，攢下餘錢，或帶回原籍，養家糊口，或在當地做小本生意。此爲無文化、無地位的下層勞動者漂洋過海以後的境遇和歸宿。客家人只能開埠，而不能旺埠與占埠，主要是指這一部分客家人説的。如果認真進行考察，廣府人、閩南人、潮州人的最下階層，其漂洋過海以後的境遇和歸宿，也同客家下層人士的境遇和歸宿没有什麽不同。下文將對這一問題略加辨析。

　　1854年，廣東西路事件引起了大規模的土客械鬥，其結果毁壞數千村，蔓延六七邑，雙方死傷人口約50萬。人民受禍之深，持續時間之長，史所罕見。這裏所説的“土”指廣府四邑(新會、臺山、開平、恩平四縣)的土著，“客”指清初遷海令下達以後從沿海地區移居來的客家人。清初爲了對付鄭成功退守臺灣以後對大陸的反攻，曾下令遷徙沿海居民於内地，造成了沿海地區數十裏成爲荒地。到了康熙和雍正年間不得不下令復界，招民墾荒，準立新户，於是，客家人趁機進入了珠江三角洲。當時，臨近海邊的四邑一帶，地廣人稀，荒地甚多，因此遷入的客家人也較多。據地方史記載，僅臺山一邑，“計由雍、干始至，以迄咸豐初”，“客民已不下30萬”〔1〕其他縣也都有不少客家人遷入，遷入的客家人與土著相雜處，共居一村。盡管四邑人講廣府話，新來的客家人講客家話，但他們和睦相處，共同開荒種田，百餘年來，向無猜嫌。“偶有齟齬，一經調停，立可冰釋，猶相安也。”〔2〕可見土、客之間原來並不存在矛盾。但是，封建統治者爲轉移當時階級鬥争的目標，曲意挑起雙方争鬥，藉以坐收漁人之利。結果使矛盾愈演愈烈。

　　廣東天地會起義，聲勢浩大，動摇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基礎，對其造成嚴重威脅。他們爲了分化瓦解起義隊伍，别有用心地大量招募客家人當兵勇，並讓他們打頭陣。1854年末，當天地會義軍圍困廣東省城時，兩廣總督葉名琛“瑜令客人剿滅紅匪(指天地會)”。〔3〕上行下傚，各縣在剿滅天地會時亦如法炮製。當時客家人不明真相，被其利用，與天地會衆和當地土著(多爲天地會衆)結下冤仇。另外，由於天地會義軍攻殺貪官污吏，也勢必會波及地主豪紳的利益。地主豪紳又利用封建宗法權勢，極力推波助瀾，煸動土、客械鬥。從咸豐四年(1854年)到同治六年(1867年)，歷時14年的械鬥，給人民留下的只是廢墟荒野。《赤溪縣誌》載“據故志所傳，當日土、客交綏尋殺，至千百次，計兩下死亡數至百萬。甚至，彼此墳墓亦各相掘毁，以圖泄忿……被此暗殺襲擊，焚劫擄殺之事，亦無時無之”。而且無論土、客村居，多被焚燬。“栖止無所，悉就郊野支帳而居……因是，爲雨淋蒸濕所侵，痢疾以起。”同治三年三月，大隆崗、牛圍等處，客衆三萬餘人，竟至染疾死者逾二萬人。經此巨大劫難之後客家人、廣府人都成了猪仔販子的對象和西方侵略者運往美洲的奴隸。據記載：“僅大隆崗客家人被圍一役中，客人有被土人所擄獲者，於殺戮外，則擇其年輕男子悉載出澳門，賣往南美洲、秘魯、古巴等埠作苦工……計被土擄賣及自往南美洲客民，爲數約二三萬”。〔4〕廣府所屬的四邑人，因參加天地會起義失敗，爲躲避清政府的迫害，多相携持，作爲猪仔被賣於美洲等地，出海逃生，其數量遠遠超過客家人。他們同是天涯淪落人，漂泊海外，艱苦度日。據瞭解，這一批被迫出海的客家人和廣府人，經過輾轉遷徙，一部分轉到了美國西部尚待開發的加利福尼亞洲，投入了横貫美國大陸中部連結東西兩部分的第一條鐵路幹綫。修建鐵路工程竣工之後，又轉向當地農、林、牧、漁等業。這兩批人都成了美國西部建設中的開埠人。

　　但是，客家人並不是只能開埠，不能旺埠與占埠。他們之中，許多有文化，有膽識，有政治、經濟、軍事才能的人，他們既有開埠的魄力，又有旺埠、占埠的本領。與其他民係相比，客家民係在這方面並不落後。列舉兩例，以見一斑。

　　羅方伯祖籍廣東省梅縣石扇鎮，1737年出生於世代以農爲主，做商販的家庭，自幼學文習武爲少年朋友之冠。雙親早亡後，爲生活所迫，從小給財主放牛，曾偷看武館習武，後自練飛身上樹、樹間穿行，並以牛爲對象，練出許多超人的絶技。1772年與百餘名親朋，結伴漂洋過海，到印度尼西亞的加裏曼丹謀生，後落脚於加裏曼丹海邊坤甸附近的東萬律，從事採金業。當他遇到荷蘭兵侵犯坤甸，鞭打坤甸土人的時候，挺身而出，進行攔阻，並與同伴打敗了槍手持火砲的荷蘭兵，深得當地土人的感激與愛戴。1777年羅方伯在曼多創建蘭芳公司，榮任公司“大唐客長”，成爲當地客家人的領袖，爲華僑社區和當地土著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先後幫助當地土著開拓了疆土，變荒山野嶺爲肥沃的耕作後，教給當地土著先進的生産技術和使用鐵制工具；向當地土著傳播了先進生産工具和優良種子，提高了波羅洲境内的生産力，使他們擺脱了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向當地土著傳播中華文明，改變了他們茹毛飲血的原始飲食習慣，教給他們烹調技術，提高了他們的衛生水平；向他們傳播用中草藥治病的技術，幫助他消滅瘟疫、瘧疾、霍亂等多發病；幫助當地土著辦學校，提高文化水平與科學技術水平；幫助當地土著扺禦外患，解决内外紛争，建立武裝力量。因此獲得了當地土著與隨行親朋的高度讚揚。人們爲了紀念他，在紳甸爲他修了紀念廳和墓園。他故去以後，他的職位由嘉應州的賢達人士或其子繼任。可見客家先賢在印度尼西亞的波羅洲，既是客家的開埠人，又是客家的旺埠人與占埠人。

　　胡文虎祖籍福建省永定縣下洋中村。1882年出生於緬甸仰光，兄弟三人，排行第二。父親胡子欽早年從福建故鄉出洋謀生，到仰光開中藥鋪，鋪名永安堂。同時懸壺行醫，生意興隆，很快成爲僑界富甲一方的巨商。爲使兒子接受祖國的傳統文化，並瞭解祖國的國情，胡文虎到了10歲，就送他回故鄉讀書。文虎勤奮好學，聞一知十，品學兼優。四年後，返回僑居國幫助父親拓展業務，並繼續堅持自學。1908年，父親病故。他與弟弟胡文豹繼承父業，協力經營，使永安堂業務日益發達。1908年，赴泰國、日本等國考察藥業情况，然後聘請中西醫及化學師多人，研制中國的丹、膏、丸、散成藥百種，經過精心選擇，特製刀金油、頭痛粉、止痛散、清快水、八卦丹5種成藥。這些藥服用簡便，功效迅速，頗受歡迎，很快暢銷於東南亞各國和祖國的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尤其是萬金油銷路最廣，聲譽最高，頓使事業大有發展，分廠遍及海内外，成爲獨一無二的“藥業大王”。胡文虎眼界開闊，思維敏捷，膽識過人。他在經營藥業譽滿全球，獲得巨富之後，立即鋒芒陡轉，又邁向報業，從1928年創辦《星報》起，先後創辦了16家中、英文報紙，成了舉世聞名的“報業大王”。“虎標良藥”爲辦報提供了雄厚的資金，報業集團又爲“虎標良藥”做了大量宣傳，兩者相輔相承，相得益彰。與此同時各個報社又爲提高南洋華僑的文化水平，提供多種信息做出了貢獻。這真是一石三鳥。

　　在他各業有成之後，他又愛國愛鄉，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大量認購公債、捐獻義款、藥品。面對日本强敵，他敢於鬥争，不屈不撓。對家鄉的經濟、文化、教育、建設，慷慨解囊，大力支持。他是客家人的佼佼者，各業有成，各居魁首，他是開埠、旺埠、占埠做得最出色的客家名商巨賈。

　　二、客家人重義輕利的傳統經商意識

　　客家人經商者，國内外均不罕見。我國進入商品經濟社會以後，經商人數更多。在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裏，商業一貫不受重視，一旦興旺發達，封建統治者則立即采取重農抑商政策，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商業受到重視，市場經濟高度發達。考察一下客家人的經商意識，其名商巨賈和小商小販頗有儒商之遺風。

　　儒商的特徵是：不貪無義之財，生財有道，誠信爲本，致富以後貢獻於國家和故鄉。孔子對爲政、從商都有過論述，他認爲：“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5〕主張“見利思義”、〔6〕“見得思義”〔7〕對誠、信孔子亦有論述，雖非專門對經商而言，但對經商亦有指導意義。客家民係來自晋、唐、宋南遷的中原漢人。晋、唐、宋時期，中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當時儒家思想尚占統治地位。客家人把中原先進的經濟、文化帶到了聚居地。後來隨着客家人向外播遷，又把儒家思想帶到海外80多個國家和地區。儒家經濟思想和儒家文化在客家人的經商意識中打下烙印，重義輕利的傳統經商意識基本上就是這種烙印的體現。

　　 對客家商業巨擘和小商小販，具有重義輕利的傳統經商意識，我是持肯定態度的。中華民族向來是講義氣，漢族人如此，其他兄弟民族也是如此。講義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衆所周知，經商的目的就是爲了賺錢，所以經商者最容易“利”字當頭，唯利是圖。有些經營者，爲了獲利往往弄虚作假，把道義抛到九霄雲外，甚至六親不認，國法不顧。當前假冒僞劣商品，充斥市場，更需要弘揚“義”字，講究誠信。這和當代世界性的商業文明並不矛盾，當前世界性的商業文明講究世界經濟一體化，跨國經營，商品質量要求絶對符合標準，信守合同，其中也有“義”的成分。義者，事之宜也，只是其中缺了少許慎誼。

　　客家民係中的商業巨擘有不少屬於儒商，在世界商業大潮中他們是成功的弄潮兒，這不正好説明客家重義輕利的傳統經商意識與當代世界商業文明並不牴牾嗎?

　　曾憲梓先生是客家民係中成功的商業巨擘，他應該屬於儒商，有濃厚的重義輕利傳統商業意識。他在最近的電視講話中，用簡明扼要的語言表述了他的經商之道：一是講義氣，重情誼。爲了擴展銷路，争取顧主，他不求獲利，不怕花錢，先和顧主交朋友，邀他外出旅遊，請他喝茶用飯，讓對方瞭解他够義氣，有情誼，同他結爲知心朋友。然後對方主動提出大量購買他的領帶，幫他打開銷路。二是講誠信，重承諾。爲了取信於代銷商，在經商初期，他常常先將貨物無償交給代銷商，説定的售價如果中間上漲，他不加價，還按當初講定價錢處理。到送新貨的時候按上漲的價格定價。爲了取信於人，他寧肯讓利。此後願意爲他銷的商家越來越多。至於他的貨物，從來是保证質量，價格低廉，受人歡迎的。限於篇幅，不再舉例。

　　三、補遺

　　“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潮州人占埠”，雖不能全面反映客家民係在外埠發展的全貌，但是它也確實反映了在一定時期、一定地域客家人發展的狀况。客家人在臺灣、香港、東南亞和歐洲、美洲等地區和國家多爲弱勢群體，臺灣共有2300萬人，其中閩南人有將近1000萬，客家人只有400萬人左右。現在印度尼西亞總人口爲1．7億，華僑、華人約有600萬，客家人約有120萬，只占華僑、華人總數的20％。泰國總人口爲4945萬，華僑、華人約450萬，客家人約60萬，只占華僑、華人總數的14％。在以上地區和國家，有的是閩南人占多數，屬强勢群體，有的是廣府人占多數，屬强勢群體。客家人在自身爲弱勢群體的地區和國家，開埠容易，旺埠、占埠難。而新加坡總人口爲247萬，華僑、華人總數爲192萬，客家人50萬，占華僑、華人總人數的30％以上。在新加坡客家人屬强勢群體，客家人在這個國家中或行政界領袖、要員，或爲經濟界工商巨擘，或爲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客家人在此，當然是既能開埠，又能旺埠、占埠。可見客家人能否開埠、旺埠、占埠，還同他們在某地是强勢群體或弱勢群體有密切關係。

　　客家人具有重義輕利的傳統經商意識，其中的“輕利”需要推敲，經商都是爲了謀利。儒商只是不願謀取暴利，不貪無義之才。正當的應得的利益還是應當獲得的。得到以後，一是擴大經營規模，争取更多利潤，一是貢獻於國家和故鄉，不當守財奴與吝嗇者。許多客家工商巨擘，正是這樣去努力奉行的。

　　

　　（作者：崔　燦，鄭州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注　釋：

　　〔1〕見光緒《新寧縣誌》；民國9年《赤溪縣誌》卷8。

　　〔2〕見民國9年《赤溪縣誌》。

　　〔3〕見聶崇輯《恩平縣誌補遺》。

　　〔4〕李春輝、楊生茂主編《美洲華僑華人史》，1990年東方出版社，44頁。

　　〔5〕見《論語·里仁》。

　　〔6〕見《論語·憲問》。

　　〔7〕見《論語·子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