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支流的名稱，是以其匯流中心地廣州的流向而定的。但是，人們翻開現今的地圖，只見自東流向的東江，自西流向的西江，自北流向的北江，而自南流向的却叫羅定江，不見南江之名。近年來，經過衆多學者的深入研究，發現南江之名古已有之，它就是羅定江。著名地理學家曾昭璇教授，在2002年第3期《羅定史志》發表《西江流域南江水系的人文地理概述》一文的附函中即曾指出：“南江即羅定江，漢時在交州治所(封開)西江德慶附近南岸流入得名。”清代一些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往往就將南江與西、北、東江並列爲嶺南地區的四江之一。如範端昂的《粤中見聞録》日：“西江水源最長，北江次之，東江之水又次之，南江獨短。”廣東著名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水語》中也説；“南江，古瀧水，一名晋康水。其源出西寧大水雲卓之山，會雲河鬆抱坎底上烏之水至大灣，義會東水至德慶南岸入於西江。予詩：‘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雙江總作西。’北謂湞水，南謂晋康水也。西江之源最長，北江次之，東江又次之，南江最短，然其水清於西江。”

　　近年隨着珠江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珠江文化研究會的一批專家學者經過多年的研究思考，提出了南江文化的概念，以之作爲西江以南即粤西南水域文化帶的代稱，並積極推動南江文化的研究。南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南江文化研究的開展，無疑是極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將對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廣東經濟文化建設産生積極的影響。

　　第一、拓展珠江文化的内涵。近年來，人們以珠江文化爲基本框架來研究廣東文化，發現了各個區域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成分，如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廣府文化，東江流域的客家文化，北江流域的廣府文化與客家文化雜存，韓江流域的福佬文化，但在提出南江文化概念之前，却缺了粤西南的文化，顯得很不完整。南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南江文化研究的開展，將填補這一空白，從而大大拓展珠江文化的内涵，使之更加完善和系統。

　　第二、探明珠江文化的源頭。衆所周知，秦漢中原漢民移居嶺南之前，珠江流域原是百越民族的聚居之地。百越文化乃是珠江流域的初始文化，是珠江文化的源頭。秦漢以後，隨着中原漢民的大量南移，遍佈於珠江流域而搆成當地居民的主體，百越民族大多爲漢族所同化，百越文化也融化到漢文化之中，而變得模糊不清。獨有南江流域四面環山，中爲盆地，漢民不易遷入，百越民族和由他們衍化而來的少數民族繼續在此地繁衍生息，百越文化的遺存相對要多一些。例如羅定尚存的芋氏古姓、鬱南連灘的禾樓古舞，特别是對冼夫人和對龍母的崇拜，都可以説是百越文化的遺存或變异。俗話説，禮失求諸野。深入地開展南江文化研究，有助於我們弄清百越文化的真實面貌，探明珠江文化的源頭。

　　第三、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相比，珠江文化具有更加顯明的開放性特徵。這同廣東瀕臨大海，不僅是溝通陸海絲綢之路的通道必經之地，而且也是早期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口和一批古港的所在地有着至爲密切的關係。而最早溝通陸海絲綢之路的通道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就出現在南江流域。西漢鼎盛時期的漢武帝，最先派張騫通西域，開通了通往中亞、西亞的絲綢之路，在平定嶺南後又派黄門譯長開通了通往越南、印度的海上絲綢之路。而從中原地區南下溝連陸海兩條絲綢之路的通道，先是由桂江或賀江南下至廣信，再經南江南下而至徐聞。徐聞就成爲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此後從漢唐至明清，除了徐聞，南江流域沿海還出現了雷州、遂溪、吴川等一批港口。近年在陽江海底發現的“南海一號”沉船，引起世人的廣泛矚目，反映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景象。因此，深入地開展南江文化研究，必將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

　　第四、推進粤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深入開展南江文化的研究，可以找出粤西南文化的共性，爲本區域經濟文化的發展尋求一個共同的支撑點，從而在陽江、湛江、茂名、雲浮四市之間開展合作，整合資源，共同推進旅遊事業、交通運輸、水利設施以及農業、工業等等的建設，進而與東江、北江、西江、韓江流域乃至相鄰省區進行協作，優勢互補，將本區域的經濟文化建設推向新的高潮。

　　總之，南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南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今天，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中共雲浮市委、雲浮市人民政府和中共鬱南縣委、鬱南縣人民政府在這裏舉辦“鬱南：南江文化論壇”，對南江文化研究就是一個有力的推動。謹祝論壇取得圓滿的成功!

　　(陳梧桐，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黄河傳》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