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漢初期的重要著作《淮南子》中，第一次記載了秦代對嶺南的戰争。

　　《人間訓》：“秦皇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使監禄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泰族訓》：“戌五嶺以備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派五路大軍進攻越人。佔領嶺南後，分别設立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秦代對嶺南的戰争和開發，其價值在於：

　　其一：以秦朝爲代表的中原先進的農耕文化，與南方處於部落社會的農耕和漁獵文化的有機結合。秦代的官制、禮制、宗法、教育、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制度，在嶺南開始建立，對嶺南走向封建社會的門坎，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其二：古老的北方蒙古人種後裔與南方古老的蒙古亞人種（馬來人種）後裔的有機結合，倡導漢、越通婚，使南方土著人群的體質特點有所改變，更能適應當地惡劣的地理環境，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其三：中原較爲成熟和先進的科技成果，南傳進入尚處於蠻荒狀態下的嶺南。如水利開發，舟船製造、交通工具、建築技術、鐵器的使用，度量衡制度等，都在嶺南地區得到廣泛推廣運用，推動了經濟開發和社會進步。

　　其四：以中原語音爲基礎的上古漢語傳到了南方，與古粤語相融合，成爲傳播、保存和弘揚古代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和紐帶，對粤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礎，由於推行書同文政策，有利於嶺南越人接受漢文化。

　　其五：秦代龍川縣令趙佗（即漢代南越王趙佗）倡導“和輯百越”的民族政策，使漢、越民族既保存了各自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而又互相融合，取長補短，促進了各民族的共同發展。

　　其六：極大地擴充了秦朝的疆域。秦朝政治勢力主要自西向東（經靈渠）進入嶺南。而南江流域也就最早成爲秦國統治版圖的一部分。從而使當時處於分散狀態下的百越各土邦小國，全部成爲秦朝領土。對奠定中華民族的古代南方疆域，起到了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陳廣忠，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淮河傳》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