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泉

　　中國大陸自胡錦濤為代表的新領導班子主政以來，在對台工作和對台政策上出現了一種可喜的新局面。有四個重要文件，即去年上半年的《五·一七聲明》、今年元月二十八日發表的《賈慶林講話》、今年三月四日發表的《胡錦濤講話》，以及今春人大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集中體現了中共新領導班子在對台工作和對台政策上的新思維，各方面的反映良好。謹就管見所及，結合當前臺海形勢，談一點個人的看法和想法。

　　當前臺灣形勢之我見

　　在二○○四年的台灣大選中，國民黨敗選下臺，民進黨勝選上臺，許多人由於對國民黨長期執政及所推行的內外政策的不滿，曾抱著“換人做做看”的良好期待。未料“以‘台獨’為基本訴求”的民進黨及其領導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趁勢推行了與祖國大陸相對抗的分離主義路線，大搞政治與意識形態掛帥，把兩岸關係搞得十分緊張，島內的族群對立有增無減，經濟下滑，政局不穩，社會失序，人心動盪。二○○四年大選，陳水扁在“兩顆子彈”的協助下，繼續當選連任，從而帶來了許多新的不安定因素，島內形勢亦隨而出現了許多未曾料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局面。

　　（一）去年年底的“立委”選舉是島內形勢的一個轉折點。主要情況是：兩大板塊，基本未變，內鬥加劇，外鬥趨緩。

　　所謂“兩大板塊”，是指藍綠兩大政治板塊。這兩大板塊，基本上沒有甚麼變化。在綠營內部，民進黨的席位並未減少，反而由原來的八十八席增加到八十九席；而所增加的一席則是從台聯黨那裡得到的，台聯黨由原來的十三席減少到十二席。在藍營內部，國民黨雖然增加了十二席，即由六十七席增至七十九席，但主要則是從親民黨那裡得來的，親民黨由原來的四十六席減少到三十四席。

　　所以，僅從“立委”席次來看，藍營未勝，綠營未輸。兩大政治板塊基本上未動，祇是中間票數和席位有些移動。既然如此，又為甚麼較普遍地認為，這次“立委”選舉是藍營大勝，綠營大敗了呢？

　　這是因為，綠營對這次“立委”選舉的期望值太高，陳水扁和民進黨原指望在這次選舉中，席位遠超過半數，徹底擊敗藍營，從而建立綠營“長期執政”和“全面執政”的基礎，並以此證明陳水扁的當選連任完全是民望所歸，與所謂“兩顆子彈”的協助毫無關係。而結果則適得其反，綠營所得席位並未達到總位二百二十五席的一半，即一百一十三席，而祇有一百零一席；藍營所得席位則實際達到一百二十四席，遠超過半數。綠營因而大失所望，銳氣大挫；藍營則因此而士氣大振，感到了新的希望。

　　所以，去年年底“十二·十一”的立委選舉是台灣島內形勢的一個轉折點，它正好說明，去年“三二○”大選，是由於“兩顆子彈”使同情的中間票倒向綠營，使陳水扁獲得微弱多數票而勝出；而年底“十二·十一”的立委選舉又因中間票對陳水扁的做法不滿，改投藍營，從而還原了歷史的原貌。

　　所謂“內鬥加劇”，是藍營內部的國民黨和親民黨，綠營內部的民進黨和台聯黨，相互鬥爭得很厲害。相形之下，藍營和綠營之間的鬥爭卻一時反而趨於緩和了。

　　（二）“台獨”已從人為鼓噪起來的“高峰期”下滑。關於這個問題，各方人士見仁見智，意見不一定一致。但我個人則認為，儘管島內“台獨”勢力隨著島內“小氣候”和國際“大氣候”的變化，還存在著某種反覆的可能，但總的下滑趨勢是不可避免的。

　　標誌之一，反“台獨”的泛藍陣營勢力已較前穩定，不僅在“立院”較前更具優勢，成為牽制“台獨”的重要力量，即使在整個台灣社會反“獨”的力量亦在明顯增長，而“獨”的力量卻相對不斷被削弱。

　　標誌之二，今年泛綠組織的“三二六”反大陸“反分裂國家法”大遊行，無論在人數、規模和氣勢上都遠不如去年組織的“二二八”大遊行。雖然號稱百萬，實際上不過二十七萬五千人，最多也不過三十餘萬人。而且遊行隊伍散漫，洋相醜態百出。

　　標誌之三，民進黨所時興的“戴紅帽子”做法已經不靈了，就像當年民進黨對付國民黨所採取的“法辦”、“坐牢”一樣，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正是在這樣形勢下，才又在島內掀起新的“登陸熱”，不僅江、連、宋相繼訪問大陸，很多綠營人士也都“躍躍欲試”。

　　標誌之四，以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台灣民主團結聯盟（簡稱“台聯黨”），目睹這一發展形勢，氣急敗壞，再無以前那樣神氣，他們不停地咆哮、罵街，以至動粗，並不能說明他們的“有道理”和“有力量”，而是相反說明瞭他們的惶恐和不安。

　　當然，我們對於目前這種發展形勢，絕不可以有任何盲目樂觀。一是“台獨”的社會基礎依然存在；二是少數頑固的分裂主義者絕不會就此罷休；三是國際上的反華勢力不會終止對於這些鬧分裂者的支持；四是兩岸的統一仍然任重而道遠，祇要兩岸一天沒有統一，“台獨”的活動就一天不會停止。

　　（三）幾次“大震撼”對台灣當局的重大衝擊。自去年年底“立委”選舉以後，緊接著在台灣政壇上發生了幾次震級不等的震撼。

　　第一件，中國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和通過。這個反分裂法，是通過法律形式把中國大陸的對台方針政策固定下來了，法律化了。這樣做，內可制約台灣當局的“修憲”或“制憲”，反對他們搞“法理台獨”；外可制約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反對他們企圖通過這種國內立法來干涉中國內政。

　　這個《反分裂國家法》，以民為本，立法有據，以法制法，威力很大，已經在台灣島內外發生了巨大反響。

　　第二件，台灣奇美集團負責人許文龍的《退休感言》。他這個感言，幾乎是與我《反分裂國家法》同時公佈的。其主要內容，一是認為“兩岸都是中國”，二是肯定《反分裂國家法》，說它的出臺使他心裡感到“更加踏實”了。這正像台灣媒體所報導的那樣，它相當於幾個重量級的原子彈的威力。

　　人所共知，許文龍曾經是“台獨”分裂勢力的堅定支持者，如今說出這樣的重話，怎麼能不讓全島為之震撼呢？

　　第三件，一連串如同連珠炮式的“登陸熱”的衝擊。“黨對黨對話”這是兩岸溝通和對話的一種新模式，從今年四月至五月，先後有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的“破冰之旅”，有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和平之旅”，有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搭橋之旅”。一個接著一個，把兩岸關係推向了新的高潮。

　　這不僅是“破冰之旅”、“和平之旅”和“搭橋之旅”，也是“尋根之旅”、“認同之旅”、“親情之旅”。通過該兩黨負責人的大陸行，在時空上把海峽兩岸、國共兩黨、共親兩黨、近現代史、一個中國等都聯結起來了，原來“我們是一家人”。民進黨何嘗不想來大陸，祇是一不肯放下“台獨黨綱”，二不肯放下“執政黨”身段，所以還無法前來。

　　第四件，陳水扁堂弟陳天福發表《阿福真言》。所謂《阿福真言》完全是針對陳水扁的“阿扁假言”來的，陳天福與陳水扁是“堂兄弟”，實際上其關係卻勝似“親兄弟”。兩人同一個祖父母，從小至今未分家，小時“共住一間房，同睡一張床、同用一張桌”。就是這樣一個堂兄弟，現在上海做生意，竟寫了一本十萬字的“真言”，出來揭露陳水扁的“台獨”路線和“台獨”理念，其對陳水扁的殺傷力自不待言。

　　陳天福的這本書，已分別在香港和台灣出版，兩地的很多報紙、刊物、電台都報導了、廣播了，搞得陳水扁很被動。台當局曾發表聲明，否認陳水扁和陳天福的往來關係，也否認陳天福所揭露的一些事實。然而卻欲蓋彌彰。

　　這本書的出版，正趕上連宋大陸行的熱頭上，因而未被更多人所注意，否則其影響會更大。

　　（四）兩岸“隔海對峙”酷似當年國共“隔江對峙”。五十六年前，即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以前的一段時間，國共兩黨軍隊隔著長江天險而對峙。當時的國民黨如同今天的民進黨，險象叢生，四面楚歌，困難得很。蔣介石不肯真心談判，一味應付，導致蔣管區其他黨派、地方勢力，紛紛伸出觸角，自尋管道，與解放區的軍政當局直接接觸與談判，終使蔣介石對政權失控，最終徹底失敗。

　　今天兩岸的“隔海對峙”，與當年國共“隔江對峙”的形勢並不完全相同，但在一點上是非常相似的，這就是台當局一味向大陸抬高要價，壟斷談判權，排斥其他政治勢力參與。結果呢，逼出國民黨和親民黨不得不突破禁忌，相繼進行大陸行。就某種意義說，也是陳水扁對島內政局失控的一種表現。

　　歷史是一面鏡子。陳水扁當局如不儘速調整政策，改弦更張，難保島內不會進一步出現政局失控的局面。正所謂“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中共對台政策新思維探討

　　近年以來，台灣形勢與兩岸關係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兩岸關係趨向緩和。作為兩岸走向統一過程的第一階段戰略目標——“遏獨”，已取得了重大的決定性勝利。這與以胡錦濤總書記為代表的中央新班子對台政策的新思維與新舉措是分不開的。但作為第二階段的戰略目標——“促統”，依然任重而道遠。我個人認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對台工作和對台政策的新思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於“核心利益”的提法。早在二○○四年五月十七日，中央台辦、國台辦受權發表的聲明，就曾嚴正地指出：“在中國人民面前，沒有任何事情比捍衛自己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更為重要，更加神聖”。在這以後，胡錦濤總書記又多次提到台灣問題關係到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例如，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會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時，就曾兩次提到：“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必須謹慎處理。”今年三月四日，他在參加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的一個會議上，當談到“台獨”分裂活動時又特別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的核心利益。”

　　把台灣問題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這是前所未有的。事實上，台灣問題也確實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整個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

　　（二）關於“決不妥協”的態度。早在前面提到的“五一七聲明”中，中國政府就曾嚴厲地提出警告：“如果台當權者鋌而走險，膽敢製造‘台獨’重大事變，中國人民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台獨’的分裂圖謀。”今年三月四日胡錦濤總書記又強調地指出：“任何人要危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十三億中國人民堅決不答應。在反對分裂國家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決不會有猶豫、含糊和退讓。”一年多以前，溫家寶總理訪美時亦曾當面向美國總統布希表達了中國政府的上述立場。今年三月十四日，溫家寶總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再一次強調說：“我們不希望外國干涉，但是也不怕外國干涉。”

　　在台灣問題上，所有以上宣示和中共領導人的講話，都是立場鮮明，堅決果敢，斬釘截鐵，表明絕無一點動搖妥協的餘地。

　　（三）關於“以民為本”的思想。以胡錦濤總書記為代表的中央新班子，在對台工作和對台政策上，更突出地強調了“以民為本”的指導思想。他們的這一指導思想，實際上是對歷代中國領導人關於“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這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胡錦濤說：“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無論在甚麼情況下，我們都應尊重他們、信賴他們、依靠他們，並且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千方百計照顧他們的正當權益。”

　　中央新班子視“以民為本”為兩岸關係的核心。總書記胡錦濤、政協主席賈慶林，都曾特別強調說：“祇要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祇要是對促進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祇要是對維護台海地區和平有利的事情，祇要是對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並且一定努力做好。”

　　今年四月到五月，中共中央無論是與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達成的“十二項共識”，與國民黨主席連戰達成的“三點體認”、“五項促進”，以及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所達成的包括“兩岸一中”在內的“六項共識”等，無不體現了中央新班子對於“以民為本”對台政策的努力和實踐。

　　（四）關於“以法制獨”的做法。就是通過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來對付“台獨”和外國干涉者。以往中國一般都是通過《告臺胞書》、《白皮書》、“領導人講話”等形式來宣示對台政策。而這一次，則是第一次正式通過立法形式，即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來宣示大陸對台政策。“以法制法”、“以法制獨”，其權威性和震懾作用，都將遠大於以往使用的其他形式。

　　台當局對大陸這種“以法制獨”的做法，極盡貶低、攻擊之能事。例如，說它是甚麼“戰爭法”、“反和平法”，等等。對此，溫家寶總理曾義正詞嚴地指出：中國政府制定的這個《反分裂國家法》，決“不是針對台灣人民的法律，而是反對和遏制‘台獨’勢力的法律；不是一部戰爭的法律，而是和平統一國家的法律；不是一部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現狀的法律，而是有利於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法律。”

　　（五）關於“聯美制獨”的政策。當年在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美國卻推行“兩個中國”政策，毛澤東乃實行“聯蔣抗美”政策。後來則倒過來了。美國承諾執行“一個中國”政策，而李登輝和陳水扁政權，卻相繼執行“兩個中國”政策和“一中一台”政策。我們也反過來了，即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實行“聯美制獨”政策，大陸中央新班子在這方面做得尤其出色，有力地遏制了“台獨”勢力的發展。美國一些高層管員，都曾對陳水扁放出重話，如說“台灣不是主權國家”，“‘台獨’是橫在兩岸關係之間的地雷”，等等。對“台獨”的殺傷力很大。當然，美國這樣做，也有其自身戰略上的考慮和需要。

　　大陸學者私下有一些很形象的比喻。例如說，祖國本來就是台灣的“親爹”，而台灣當局不認“親爹”認“乾爹”，這個“乾爹”自然是指美國。如今親爹和乾爹因互有需要而聯起手來了。正如陳水扁堂弟陳天福在《阿福真言》一書中所說：“中國這個睡獅已經醒了，連美國這個大象都在向它身邊靠，你台灣這隻小貓還能怎樣？”在遏制“台獨”上，中國和美國有共同的戰略利益和需要。

　　不過要說明的是，“聯美制獨”是有條件的，也是有鬥爭的。

　　（六）關於“宏觀調控”的戰略。所謂“宏觀調控”，是我個人從市場經濟政策方面移植過來的一個概念。就對台工作來說，中央所主導和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我看完全有這種功能。這個法的第八條規定，在三個條件下，“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以“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三個條件：一是“‘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二是“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三是“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具體來說，其中最可能的是兩件事：“台灣正名”或“法理台獨”。前者就是把現在的所謂“中華民國”改成“台灣共和國”；後者就是通過“修憲”或“制憲”，在不變更所謂“中華民國”國號的前提下，使兩岸成為“互不隸屬”的“兩個國家”。就是說，主要是在這兩種情況下，才會“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除此以外，中國大陸將一概不管。或者說，祇要在台灣島內，不出現以上這“三個條件”或“兩種情況”，即使你鬧翻了天，都是台灣內部的事，大陸一般不會去管。

　　所以，這個《反分裂國家法》，我個人以為，在對台工作上實際就是實行一種“宏觀調控、微觀靈活”的做法。具體來說，就是政治上“扣死”，經貿上靈活；戰略上“堅守”，策略上靈活；原則上“堅持”，執行上靈活；大局上“把緊”，小局上靈活。換句話說，祇要你不踩我的紅線，那就屬於“治權範圍”內的事，屬於“高度自治”的事，統由你管，大陸這邊概不干涉。

　　不管台灣方面承不承認，兩岸本來就是一個中國，這就是現狀，絕不允許“台獨”勢力破壞這個現狀。“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這同樣是事實，是現狀，不管你承不承認也都一樣。關於這一點，台灣的王曉波敎授早就這樣看，這樣說了。不久前，我曾當面同他開玩笑說：“還是你‘先知先覺’，我們這些人不過是‘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呢”！

　　關於兩岸關幾個問題的看法

　　這裡，主要擬談以下五個問題：

　　（一）兩岸關係形勢依然十分複雜和嚴峻。國民黨自大陸退踞台灣後，先後在台灣主政五十年。自二○○○年起，民進黨主政台灣也五年多了。政權易手，但從來沒有改變台灣屬於中國這一事實。民進黨中有些人想入非非，認為政權既已轉入本土人為代表的政黨手中，兩岸關係的性質就改變了，從而台灣就可擺脫與大陸的關係，從事“獨立建國”了。這自然是一種非常荒唐與可笑的邏輯。

　　過去的國民黨“反共不反華”，而現在的民進黨“反共又反華”。國民黨有“一中”觀念，民進黨就是不承認“一中”。不久前，陳水扁又在強調：“‘大中國意識形態’嚴重混淆了台灣國家的定位與認同”，“祇要一日不掙脫‘大中國意識’的政治敎條，台灣就不可能成為一個主權獨立、自由民主的正常國家。”這說明，台灣問題依然是非常複雜和嚴峻的，祇要兩岸一天不統一，兩岸圍繞著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就一天不會終止。

　　（二）兩岸多黨互動及其對島內影響。大陸中央對台政策的新思維和新做法，帶動了兩岸四黨（即大陸的共產黨和台灣的國民黨、親民黨與民進黨）島內四黨（即國民黨、親民黨、民進黨和台聯黨）的互動，力量對比和社會人心發生了微妙變化，從而亦使兩岸關係和島內形勢出現了有利於“統”而不利於“獨”的最新局面。這是大陸對台工作和對台政策的一個新進展和成功示範。

　　兩岸多黨互動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使然。一是島內主流民意的轉向，多數人已開始厭煩民進黨的選舉操作，不願島內繼續“亂”下去；二是執政黨已內外受敵，面臨四面楚歌和局面失控之勢；三是美國等國際勢力對台灣當局激進的“台獨”路線，十分不以為然。正是在這樣形勢下，大陸中央領導集體，不失時機地繼推動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來訪之後，又推動了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來訪，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搏得了島內大多數民眾的認同，爭取了台灣民心，使島內“台獨”勢力嚴重受挫，“反獨”勢力為之一振。

　　有人說，包括連宋來訪在內的“登陸熱”不過像“一陣風”一樣，很快就消失了，降溫了。他們以台灣“五一四任務型國代選舉”民進黨獲勝為例，來說明台灣形勢已回到連宋來訪前的情況，證明台灣趨向“台獨”的“主流民意”沒有變化。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扭曲事實、祇看現象而不看本質的表現，是不值得一駁的。連宋來訪的深遠影響將是長期的，潛在的，還會繼續發揮作用，並不是任何一時表面現象所能掩蓋的。

　　（三）陳水扁有沒有來大陸的可能性。陳水扁這個人時此時彼，反覆無常。大陸有一位學者朋友說得好：陳水扁雖然變來變去，但卻“萬變不離其宗”。就是說，儘管他不停地變，但有一點是決不會變的，這就是追求和維護自己的“權位”。他是以自己個人的權位為中心變來變去的。他會不會來大陸？這要看未來的形勢和他個人的判斷。到時候他如認為對己有利就會來，否則就不會來。至於台灣人民的利益，兩岸人民的利益，他是不會考慮的。

　　應該說，陳水扁實際上想來大陸，追求“胡扁會”，以求為自己作“歷史定位”。但又總是患得患失，顧慮多端，搖擺不定。最重要的是怯於內外壓力，害怕自己會提前變為“跛腳式”領導人。

　　中國大陸一直為陳水扁敞著大門。他陳水扁也一直為自己留著餘地，沒有把門關死。比如，他早先雖曾參加“三二六”大遊行，但並未借機發飆和發表講話；雖對“九二共識”這幾個字不願承認，但卻轉彎抹角地表示可以認可它的“內涵”；公開警告李登輝，所謂“台灣正名”，他陳水扁做不到，李登輝主政時也並未做到；特別是，他至今並沒有批評許文龍關於“兩岸都是中國”的“退休感言”，而且還續聘他為“總統府資政”。

　　最近一個時期來，他又故意提高“胡扁會”的要價，如說甚麼要在“第三地”進行，並“不預設任何前提條件”（主要指“一中”）；又提出“祇要沒有前提條件”（指“九二共識”），可以儘速恢復兩岸兩會（海基會和海協會）的接觸或復談。連他自己也都清楚，他的這些無理要求，大陸是不可能接受的。

　　老實說，中國大陸這邊並不急著要陳水扁來，幫他實現他所久久期盼的“胡扁會”，真正著急的應該是他陳水扁自己。名義上他還有將近三年的執政時間，實際上最多不過一年半。誠如台灣《聯合報》（今年五月二十日社論）所說，陳水扁在任期間，如果“找不到自己的歷史座標”，“屆時祇是為台獨遊擊隊又添加一名走投無路的‘精神領袖’而已”。那就是第二個李登輝。

　　（四）關於“中華民國”稱號問題。這是老問題了，不久前又被提出來。我個人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永遠是地方政權；但作為“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政府”，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祇能在適當時機，即條件成熟時，由兩岸直接協商，以求得合情合理的解決。

　　台灣有位朋友私下對我說，這個“中華民國”是島內各政黨、各派政治勢力最大的“公約數”，也是兩岸關係最大的“交接點”，中國大陸如果不直接面對，由“不表態”到“公開認可”，兩岸關係的僵局就很難打開。

　　按照這位朋友的意思，祇要中國大陸“公開認可”了，兩岸關係的問題就解決了。我個人並不認為是這樣。因為如果認可了“中華民國”，那不就是“兩個中央政府”、“兩個中國”了嗎？再有，按照陳水扁的解釋，“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它的主權屬於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那與“台灣獨立”又有甚麼區別呢？我們至今未表態，並不等於承認。之所以沒有公開表示反對，那是因為原來的“中華民國憲法”是以“一中”為基礎的，是不同於分裂勢力所主張的“台灣共和國”的。有了這個“一中”作基礎，海峽兩岸就隨時可以恢復協商和談判。中國大陸之所以堅持“一中”，陳水扁之所以反對“一中”，根子就在這個地方。正像胡錦濤總書記所一再講到的，在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中國大陸是沒有任何妥協餘地的，是不會動搖的。

　　歸根到底，目前兩岸關係的所有分歧，幾乎都同這個大問題、大原則相牽連。陳水扁不承認“九二共識”，在“兩岸直航”、“春節包機常態化”、“農產品出口大陸”、“開放大陸民眾探親”等所有問題上，都主張“公權力介入”、主張“政府對政府”談判，等等，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以此作為籌碼，逼大陸承認他們的“政府”、承認他們的“公權力”，最後承認兩岸是“一邊一國”。當然，我們這邊不可能讓他的這個陰謀得逞。

　　未來兩岸談判統一時，“國號”問題自然還必須在“一中”原則下求得合理解決。

　　（五）“台獨”分裂活動與美日關係。“台獨”分裂勢力的活動有三個時期：五、六十年代以日本為活動中心，七、八十年代以美國為活動中心，九十年代以後的活動中心，因李登輝、陳水扁相繼掌權，就轉入台灣島內了。

　　自九十年代“台獨”活動中心轉入台灣島內以來，大體上也有三個時期：一是“發展期”，主要是在李登輝主政庇護下，使“台獨”勢力獲得迅速發展；二是“衝剌期”，即在陳水扁主政台灣後，利用執政權力把“台獨”推向實踐；三是“下滑期”，即以二○○四年年底民進黨在“立委”選舉中的受重挫為轉折點，開始了“台獨”的下滑。可能還會有一些起伏和反覆，但總的逞下滑之勢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注意的是，“台獨”分裂勢力的下滑之勢，可能會引起美日等右翼反華勢力的擔心。從歷史上看，“台獨”勢力的產生和發展與美日等右翼反華勢力的支持和打氣是分不開的。近年由於“台獨”過度膨脹，與美國在台灣海峽保持的“不統、不獨、不戰、不和”戰略利益有衝突，並且在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下，它才不得不配合中國政府對“台獨”的囂張之勢有所遏制。如今“台獨”勢力一再受挫，美日似乎又開始擔心：台灣和大陸會否進而實現統一？而這又是美日所不願看到的。從近期來看，美日在世界範圍內所掀起的“中國威脅論”，顯然是別有圖謀。“台獨”分裂勢力會否又在這一形勢鼓勵下重新“發難”呢？我看，實際上是已經開始了。民進黨當局中某領導人，最近就忽然又口出惡言，再度把“炮口”指向中國大陸，說甚麼“台灣最大威脅在中國”。這與美日的“中國威脅論”，自然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

　　最近一位台灣朋友，有感於台當局某領導人對大陸忽然又口出惡言一事氣憤地說：“抱美國的‘腿’，看日本的‘臉’，酷似美日手中牽著的一條狗，一有機會就對著中國大陸汪汪吠”。難道不正是這樣嗎？！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八月號，作者係北京台灣經濟研究中心名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