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　　馬淑明

　　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曾對來訪者談到自己成功的秘訣：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在歷史變化的關鍵點上，有甚麼樣的總結就有甚麼樣的命運。眼前，兩岸關係令人鼓舞的轉折尚屬初期，能否鞏固並繼續向正面展開，取決於我們主觀上能否對這段實踐及時作出科學的總結，否則會錯失良機，徒增波折。綜觀今年初《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後兩岸局勢的變化，有幾點啟示：

　　啟示之一：

　　民意是“解扣化獨”之本

　　但凡目睹過連宋登陸過程的人，無不對胡錦濤總書記以靜制動、氣定神閒操掌大局的風範感佩不已。然而從深層透析可知，賦予其大自信、大格局扭動兩岸僵局的鑰匙，是其主政以來始終突出強調的“以民為本”的理念。“民本”正是胡錦濤對台新思維的核心。筆者認為，這一核心，在實踐中具有如下幾點基本內涵：

　　其一：以民意為法寶，開掘逼退“台獨”、推進和平統一的新動能與新空間。

　　近期以來的實踐證明了這一法寶的四點效力：一能鞏固政權基石，以民意支持為堅強後盾，獲得主導和平統一大業的大動力和大自信；二能衝出自身思維上的拘謹之態，將發展兩岸關係的謀劃，從某人、某部分人或某個黨派的狹隘視野下解脫出來，真正落實到“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戰略基點上；三能凝聚島內外和平統一的力量，形成抗壓性更強、更穩固的抑制“台獨”的反獨防獨聯合陣線；四能直搗“台獨”勢力賴以生存的物質與精神巢穴，粉碎“台獨”幻夢，從政治、經濟、文化到情感等各個層面，把和平統一事業歷史性地推向全面排獨、化獨、解獨的新階段。

　　民意高於天，政治家的所有謀略祇有在這一底盤上運作，才能做出好的文章。《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後島內泛綠營壘的分裂、頂級綠色台商許文龍的臨陣“脫綠宣示”說明了這一點；島內民調對連戰登陸的高支持率（百分之五十）、對兩岸和解交流的高期盼率（百分之八十五）、對陳水扁政權與大陸務實談判的高希望率（百分之六十八），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其二：在大民意與小民意的辯證關係中，構建“一中原則”下不可抗拒的“破僵向統”大趨勢。

　　“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對台方針原本是非常理性的戰略決策，然而多年來島內民調不斷顯示這樣的殘酷事實：兩岸交流發展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反而增多了！何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一直以來大陸把“寄希望臺灣人民”的文章作得過小、過窄，則恐怕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須知，“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大群體中的臺灣人民，“臺灣意識”是中華民族意識中的意識；如果臺灣“小民意”失去了全體中國人“大民意”的支撐，甚至與全體中國人的“大民意”相悖離，自會發生向“獨”的偏斜。胡錦濤以民本為核心的對台新思維，修正了這一點的不足。

　　樹大民意之威，啟動小民意

　　多年來大陸對台爭取民心的工作被某些島內學者譏評為“把臺灣人民當成磁娃娃”。然而辯證的事實是，不樹大民意之威，小民意便無以正。無威無力的“示好”和“讓利”，對臺灣人民不僅無利反而有害。其實，明確全體中國人反獨的堅定意志，引導臺灣民眾認知到身邊“台獨”之險，主動避險、化險，這原本就是大陸對臺灣民眾利益的最大愛護，同時也是爭取臺灣人民的最大前提。《反分裂國家法》在全國人大的高票通過，標誌著全體中國人的“反獨”意志被正式引入到解決臺灣問題的變數中，並置於不可動搖的國家根本大法的歷史高位，得到法律的保證、肯定與伸張。事實證明，這種鑄大民意於刀鋒之上的“硬”，比起以往單純的導彈實驗和宣言書式的白皮書都要有效得多——既當頭截斷“台獨”勢力向“法理台獨”的瘋狂冒險之路，又從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外力借助其“國內法”或所謂“雙邊協定”插手台海事務的合理性；同時，讓“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戰略方針得到一個強有力的支撐點。正因為如此，島內各黨派、美日等國際社會，或振奮或震驚或恐慌或絕望，之後是對大陸主導兩岸關係的權威、對全體中國人意志決心的正視、重視而不敢再蔑視、忽視。兩岸政治僵冷之水由此才被反向啟動，緩和台海緊張局勢遂成為島內外各方的共同訴求。儘管連宋登陸，雙方刻意未提一句《反分裂國家法》，但客觀事實已經證明：沒有它重拳打出的島內民眾“避獨求和”的小氣候，與美日等外部力量“避獨求穩”的大氣候，連宋不僅無力走出自身思維、政治之網，也難以突圍出“台獨”圍堵之網，更毋寧談登陸成功了！

　　做深耕細作式的基礎民意爭取工作

　　今年以來，大陸積極促成春節包機、“雙亞”赴台悼辜、江丙坤登陸等，注“情”于平和務實的理性中，一步步漸入台島，吹起化冰的和風。至連宋登陸，更是抓住契機，實現跳躍性昇華：大處，重整體佈局，以勇氣、魄力聚焦海內外、島內外媒體，構建島內民眾與大陸民眾跨越時空正面互動的大舞臺。通過這個舞臺，大陸民意與中共高層的正面形象首次成功地實現了大規模的“入島入戶入心”。包括臺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爆發出來的血脈情感、民族意志與和平渴望，首次生動直面島內外“台獨”分裂勢力，成為《反分裂國家法》正義性的最生動說明書。小處，重實質輕形式，在接待規格、細情小節上，突顯平等、尊重與情意。如：接觸中刻意迴避不合宜的言辭與問題；溝通互動中，認真傾聽、爽快接納對方的合理要求，並及時加以推動落實。臺灣水果零關稅登陸、開放大陸人士去台觀光、給予臺灣學生學費及獎學金的平等待遇、送國寶熊貓給臺灣民眾等一攬子“禮物”，標誌著大陸將往日對“台商”的關懷，開始全方位地釋放給島內各個階層的普通民眾。其後，對臺灣原住民前往日本討回祖靈的壯舉、對受日本海上自衛隊傷害的臺灣漁民的抗爭給予積極支援與關注等等,都無不表明了這種深層的、基礎性爭取工作的漸次展開。

　　其三：準確把握“寄希望於臺灣人民”與臺灣當局直接打交道的辯證關係，對台執政黨、執政當局由保守迴避變為積極回應、主動出擊。從去年陳水扁就職演說前的“五一七聲明”，到回應“扁宋會”，到連宋登陸中處處把持的度，以及一再突出強調的“祇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不管甚麼人、甚麼政黨，也不管他過去說過甚麼、做過甚麼，我們都願意和他們談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都顯示出大陸方面對臺灣當局積極主動的爭取姿態。施壓中釋出引力，透出期待，謹防其“破罐破摔”。與握有公權力的執政者打交道，是最終解決問題的必由之路，問題在於採取何種有效策略，才能達到既定目標。目前島內的政治生態，決定了民進党當局難以成為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口，對它需要施以“週邊破擊”術。

　　大陸已從往日的敎訓中，學會以動態、發展、聯繫的目光，務實地面對島內複雜的政治生態。世間無僵死不變之物，也無僵死不變之人。對“台獨意識”、“台獨理論”、“台獨人物”，不施以積極、正面的影響力，就等於施以消極、負面的影響力。採取積極、理性的姿態，才能在與“台獨”勢力爭奪民意的鬥爭中佔據主動，才能有效破解“台獨意識”，化雲為雨、化險為夷。

　　啟示之二：

　　建立兩岸反獨“戰略同盟”意義重大

　　泛藍陣營，是島內“反獨”勢力的鬆散聯合體，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與不穩定性。大陸與這個營壘到底是甚麼關係？在島內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如何處理與這個營壘及營壘中左、中、右派的關係？這顯然不是無足輕重的小事。

　　經驗與敎訓讓我們必須堅定如下三點邏輯體認：

　　第一：泛藍陣營的生存態勢、泛藍與大陸的關係狀況，對和平統一事業的成敗具有指標性意義。

　　本質上說，泛藍陣營與和平統一事業是一體存在的。泛藍存，和平統一事業存；泛藍長，和平統一事業長。泛藍是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合戰線中的關鍵部分，而大陸與泛藍的合作狀況,則是這一戰線中的關鍵環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決定著泛藍的生存與發展，也決定著和平統一事業的興衰。

　　民進黨執政五年來，大陸與泛藍陣營間有溝通有合作，但平心而論，總體上既少互信又少默契，並未形成合力，以至錯失了不少推動兩岸關係轉折的良機，客觀上給“台獨”勢力提供了進可攻、退可守的運轉空間。“台獨”陣營則從汙衊攻擊大陸與泛藍關係、妖魔化“中國意識”入手，分化間離兩岸反獨陣線，並取得了相當成功。至前年“總統”大選前數月，陳李合作，竟一改以往“漸進式台獨”的小步舞，將正名、公投、制憲等三大工程一攬子推出，掀起席捲全島的“台獨”惡浪。泛藍陣營在“台獨”囂張氣焰的裹脅之下，大有視“一中”為包袱的架勢，面對選戰的壓力，不再敢提“九二共識”，國民黨高層人士甚至做出了“對兩岸的未來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妥協表示。

　　《反分裂國家法》的出臺，直接促成了連宋的大陸之行。而連宋的相繼“登陸”，則實現了兩岸關係的一個鮮明的歷史跨越。國親高層與中共高層在海內外所有華人、國際社會面前，公開握手、並肩而立，在反對台獨、共振中華上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站在一起。由此而宣告了“台獨”手中那把斬斷兩岸反獨戰線、封殺泛藍政治命脈、曾經鋒利無比的“殺手鐧”——“聯共賣台”的紅帽子，從此失靈。島內民調對連宋登陸的高度認可，充分顯示了祇有合力，才能使蘊藏在臺灣民眾中反對“台獨”的巨大能量得以釋放出來。

　　第二：泛藍陣營是大陸認識臺灣政治的放大鏡，是有效落實“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橋樑。

　　島內歷經多次圍繞統獨議題的攻守陣地戰，政治生態的本土化色彩已很濃，藍綠陣營政治理念的交叉性已很強。辯證地看，這是在獨特歷史時空條件下臺灣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表現，也是兩岸和平統一進程中的必經階段。歷史可能註定臺灣要在民主化、本土化進程中逐漸實現對統獨前途的再選擇。或許也祇有通過這個通道，臺灣政治才會走出統獨極端對立的危險地帶，實現對和平統一前途的整體性認知。從這個角度來說，本土化、民主化不等於“台獨”，“臺灣意識不等同於分裂意識；台獨分子不等同于臺灣人民；本土意識不等同於分裂意識”（連戰語）。在一定時期內兩者內涵的重疊，勢必給“求獨”與“反獨”都帶來一定混亂。這種混亂祇能在兩岸經濟、政治關係的深入整合中，由臺灣人民自己去慢慢剝離。

　　這種客觀狀況，大陸方面一定要冷靜應對。大智之選，當是重在宏觀性、根本性的引導，而非小事小情的無謂糾纏；當然之策，應是與泛藍陣營誠意、默契地合作，求同化異、放眼大局。正所謂：透藍看綠，借藍引綠，靠藍促綠。爭取臺灣人民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會尋這樣的軌道：從中國情深厚的泛藍營壘各部位有機切入，逐步立體探入其他群體的特殊心理與情感世界。如：以泛藍台商瞭解、引導泛綠台商；以泛藍黨派瞭解、影響泛綠黨派等等，逐步建設起本土派臺胞的中國情和中國命運觀。

　　連宋登陸，結出了讓臺胞能品嚐、能感受、也能正面接受的實實在在的果實，這是兩岸民意相合的初步成果。通過連宋，大陸確切瞭解到臺灣人民的需求；又通過連宋，把大陸對臺灣人民的這份誠意傳遞給臺灣人民。

　　第三：對泛藍的支持與引導，策略與戰略的務實得當異常重要，否則勢必適得其反。

　　回顧近二十年的歷史，可以看出，島內政治向多元化選舉政治演變的過程，同時也是大陸在挫折中逐步體認這種獨特政治的複雜多變特徵，並努力探索適應這種特徵的政策與策略手段的過程。事實一再說明，對台島局勢的任何簡單判斷或簡單行動都會對和平統一事業構成損害。大陸對台島政治風雲的主導力是推不掉的，關鍵是怎麼做，才能產生正面的、健康的影響力，才能讓臺灣民眾正確理解並區分大陸反“台獨”與尊重臺灣民意的決心與誠意，才能不被“台獨”勢力所利用，並有效抑制外力負面影響的發酵等等。如下兩點敎訓應該牢記：必須以真正瞭解、體認臺灣民意為基點，不能與泛藍結成狹窄的黨派關係；必須著眼於島內政治全局與國際政治全局，對台政策不能有過於鮮明的顏色傾向性。如此才能真正幫助泛藍、支持泛藍，穩固陣地，壯大和平統一聲勢，爭取更多人的轉變。連宋登陸，兩個公報，公開透明，既連接起了國共、親共、國親間共識共信的紐帶，也打開了這個聯合戰線開放如流的通道。建立在有如此廣泛的民意基礎和豁達胸懷之上，而且是舉世見證的反獨聯合陣線，自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具有更強的抗壓力與吸納力。

　　啟示之三：

　　國民黨依然是島內和平統一

　　力量的核心

　　以新觀念誠心耕耘國共的新合作，是非常必要與必需的。勿庸諱言，在和平統一過程中，合作物件與合作性質的準確定位極為重要，直接決定著所有和平籌畫的實效。必須與島內真正能主導和平統一的關鍵政治力量打交道，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

　　和兩蔣時代島內一黨威權統治的政治狀況不同，今天的台島已邁入多黨併存、藍綠對壘、競選執政時期。國民黨無論其地位、特質都已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身負各種歷史積習的折磨。大陸的對台方針重點也已適時地從“寄希望於臺灣當局”，轉向“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儘管如此，今天，大陸依然要清醒地認識到，國民黨無論在朝在野，都仍然是島內和平統一力量的核心，國共兩黨的互動，依然是大陸必須要做好的重要文章。

　　第一，從實踐經驗判定，國民黨依然具有自我改造、死境求生的內在生命力。

　　回顧去年底“立委”選舉以來的島內形勢，各黨派面對現實，開始搶奪改善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宋楚瑜為避免自己和親民黨被邊緣化的命運，祭出險招舉行“扁宋會”，與扁達成十點共識，試圖以兩岸破冰第一人的角色，重振自己的政治生命。然而，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的出臺與連戰果斷的一腳破門，瞬間攪亂了扁宋的佈局，不僅使陳水扁的兩岸政策進退維谷，也讓宋設計好的如意算盤落空。而連戰毅然決然的大陸破冰之旅，則一舉扭轉了島內藍綠政治生態，使藍營士氣大振，凝聚力提升。連戰以即將卸任的在野黨主席的身份，卻寫出了主導臺灣政局的大文章，找到了國民黨於臺灣政治體制中所獨具的政治伸展空間。這位原本在世人眼中已經過氣的政治人物，一夕之間居然成為超越陳水扁的政治明星。表面上似乎偶然，然而細細品味，實則是一種必然。

　　試想，背著“台獨”包袱的陳水扁，有可能搶這個頭、開這個局嗎？即使扁有這個欲望，但他有這種情懷和膽識嗎？至於在政治生涯上至今仍未死心的宋楚瑜，面對《反分裂國家法》對台島的巨大衝擊浪潮，有魄力不顧一切、毅然登陸“搶頭香”嗎？

　　回顧國民黨史，這次連戰的“破冰之旅”，頗與當年孫中山“聯共求生”之舉類似，都是在絕望性挫敗後的逆境中逼生出來的向外尋求生命源的大膽選擇。它再次證明：儘管這個“百年老店”積弊甚深，老毛病不少，但祇要不棄中山先生的創党理想和敎誨，就總會在關鍵時刻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奇蹟發生。

　　第二，就現實而言，也祇有國民黨才有能力聚集起島內各種分散的統一力量，成為對抗“台獨”的核心堡壘。

　　必須認識到，今天的國民黨雖然不是兩蔣時代的國民黨，但也不是在一般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在野黨，而是在臺灣獨特的政治環境中生存的、擁有一定政治和經濟資源的黨。相對於島內的其他黨派，這個黨人才濟濟，在“立法院”，在縣市議會、政府中，在新聞媒體和各級民間團體裡，保持著相當實力、制衡能力與輿論引導能力。可以肯定地說，國民黨在島內“反獨求統”營壘中的核心地位，是島內其他政治力量所無法替代的。隨著國民黨在連戰主持下，逐步遠離李登輝路線，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重新出發，親民黨已經完成了它復興國民黨的階段性使命，或回歸或作為其週邊組織已是必然，與國民黨、民進黨三分天下的希圖是不可能實現的。特別是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親民党的生存發展空間必將進一步萎縮。平心而論，非宋楚瑜及其追隨者無能，而是歷史決定了他和他苦心經營的黨，祇能充當臺灣政治舞臺上的配角！

　　目前，國民黨適應島內民主政治需要，依然處於艱難的改造轉型期，“國民黨該向何處去？”這是國民黨內的各派、新老人物，近年面對“台獨”勢力的擠壓，始終在思考與試圖回答的關鍵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必不可免地受到“台獨”及外部勢力的左右，其政治路線和政治立場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會發生偏移——這就如同當年的中共一樣，絲毫不值得奇怪。從大局出發，大陸當然不能置身度外，理應策略發揮自己正面的引導與支撐作用。

　　第三，就歷史與政治視野而言，解開兩岸之扣、“台獨”之扣，是國民黨的當然責任。或者說，國民黨具有民進黨或親民黨所不具有的改善兩岸關係的歷史原動力。

　　眾所週知，臺灣問題是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台獨”則是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副產品。弔詭的是，歷史卻又將國共兩黨與這兩黨都十分痛恨的“台獨”是如此難解難分地扭結在一起。始作俑者，應該說是我們從近代便被外人利用的致命弱點——合作素養的欠缺。

　　回顧歷史，有一點可以肯定，“台獨”發生在臺灣剛剛回到母親懷抱的蜜月期。這個母親處在一種甚麼樣的狀態呢？即將步出百年災難的前夜。在挫折、沉淪、苦難的抗爭中，被歷史選擇出的形如兄弟般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結束對日作戰後，圍繞“中國將向何處去”的大題，談判難和，而處於全面決戰狀態。這對於一個剛剛歸來，渴望“家”的溫情、關愛、尊嚴的臺胞而言，實在是太殘酷。更殘酷的是因為地理因素，臺灣又成為垂死的國民黨殘餘政權以絕死的悲情、獨裁的意志刻意經營的最後據點。想來可笑，在國民黨封鎖台島、隔絕兩岸的環境下產生並成長起來的“台獨”根苗，雖然不曾接觸過中共，與之有過任何的恩怨與瓜葛，但卻被國民黨塑造成為既恨國民黨又排斥共產黨的“天性”。“台獨”對共產黨的“恨緣”是由國民黨人為輸送的。在這雙重“怨恨”中長大的“台獨”，註定具有偏執、脆弱、狹隘的心理與視野；抱持“台獨”綱領的政黨，註定具有難擔大使命的局限。更明確地說，兩岸之扣、“台獨”之扣是抱持“台獨黨綱”的民進党單憑自身的力量所無法解開的。因為事實上，臺灣從來不是僅放眼臺灣的人所能愛的。真正愛臺灣、有能力愛臺灣的，不可能是眼睛祇盯著臺灣的人！

　　解鈴還須繫鈴人。臺灣問題與“台獨”問題的解決，祇能從國共結束內戰狀態、解決歷史恩怨始。打開兩岸僵局、破解“台獨”危險，是國民黨必須要做的“歷史交代”。從一九二四年始，中國人之間的分合、中國命運的興衰，一直是以國共關係為象徵的。所以，連戰登陸，胡連握手，所蘊涵的歷史和現實的多層意義，所發揮的內外影響力，對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精神鼓舞，都是島內其他黨派所不能企及的。誠如新加坡《聯合早報》四月三十日社論所說：“是讓台海兩岸億萬人民盪氣回腸的一個劇力萬鈞的高潮”，臺灣當政者要推翻國共兩黨“這歷史性的一步”，看來是“不容易”的。歷史早就告訴過我們，每次國共雙方的手一握，就是一個歷史新階段的開啟！從胡總書記的手在北京人大會堂與連主席的手緊緊握在一起的那一刻開始，就預示著“台獨”的危機已經真正到來。

　　第四，國共新的握手，既有現實動力，又有豐富的歷史經驗敎訓作借鑒，將為未來“一中”基礎上兩岸官方的直接對話溝通積累經驗、探索途徑。

　　歷史循著這樣的矛盾法則前進：國共合作，優勢方執意在合作中獲取單贏之果，這不僅給外人提供了“以華制華”的大好機會，也造就了內部“台獨”這樣的怪胎。而“台獨”怪胎的不斷成長，又最終積蓄起國共新時期重新握手的動能。當在國共對峙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國民黨新一代領袖，終於發現國民黨再也無力單獨與“台獨”勢力周旋時，才深刻體認到國共必須重新握手的重要意義，才體認到一直被泛綠陣營所拼命攻擊的、自己也曾一度有意淡化的大陸“黨脈”和“一中”觀念，恰恰正是自己所應當堅持的獨有的資本而非負債。破除兩岸政治僵局，解除“台獨”危險，是國民黨的責任，更是國民黨重新振興的希望所在。

　　歷史上的國共握手，有成功有經驗更有敎訓。雙方不僅僅有在大陸上的分合恩怨史，也有近二十多年的互動溝通史。江李時期，直至李登輝誤判形勢、拋出“兩國論”為止，可謂是兩岸高層“密使互動的高潮”（《海峽評論》一七四期，台灣世新大學歷史敎學小組召集人李功勤文）。交往既久，相知已深。無論如何，再續前緣，在熟悉的棋盤上對弈，要比與生手重開棋局要容易得多，也要簡單安全得多，其穩定性與成功率會超越其他。正如曾經做過李登輝大陸密使、現為國民黨發言人的張榮恭在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所指出的：“民進党會很清楚，兩岸重要的事宜都要由國民黨出面。”

　　啟示之四：

　　和平統一事業的主導權

　　必須掌握在大陸手中

　　從《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到連宋成功登陸，臺灣學者評論說：“北京防獨不再依賴美國”。舉世承認，與《反分裂國家法》同時樹起的是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主導和平統一的戰略威勢地位；而連宋登陸，作為兩岸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首次排除美國插手的公開直接對話，則是中共奪回兩岸關係主導權的一個重大標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所稱的“對兩岸局勢一直未能主控”確是事實。中共高層在世界面前一掃多年來在兩岸問題上被動因應的形象，展現出了操控全局、運作大勢的氣魄與能力。陳水扁在手忙腳亂、窮于應付之餘，也不得不哀歎胡錦濤為“厲害的對手”。

　　無論何時，海峽主導權不能錯置！美國是海峽的重要角色，在重重矛盾壓力中，大陸稍有不慎，極易出現主導權旁落於美國的情況。就臺灣問題發生與存在的根源及現狀而言，說白了實際上就是中美兩國爭奪台海局勢主導權的過程。這個過程無可避免地包括“和台”（和平統一臺灣）與“和美”（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兩個關鍵戰略環節。兩者相連互動而原則上有別：不“和美”無以客觀上“和台”，不“和台”無以主觀上制美、排美。其原則的關鍵點是，“和美”是為促使臺灣正視大陸的和平統一意志與誠意，是要在與美國的直接周旋較量中，逐步降低美國打“臺灣牌”的份量，提升大陸在臺灣人民心目中的威勢地位，讓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導權最終完全回歸中國人自己手中。這個原則一旦錯亂，客觀上就會變成寄“遏獨”希望於美國、而臺灣對大陸打“美國牌”的份量就會上升，“台獨”就會在心理上、物質上更倚重於美國而拒統，美國的“以華制華”心態就會在兩岸中國人的不同期待中不斷膨脹，海峽局勢就會出現美國主導的逆向運動，產生一個個無法料知的惡果。歷史證明的真理是：兩岸都寄望於美國，兩岸就永遠不可能統一！回顧近十多年來兩岸關係中的諸多波折，這該是一個深刻的敎訓。關鍵時刻，如果大陸迴避直接面對島內複雜多變的政局，過分看重美國總統說了甚麼、美國人會怎麼做，徒增美國對我打“臺灣牌”的份量，既難以達到“遏獨”的目的，也使自己失掉了對台島局勢的正面影響力和應對空間。

　　總之，以往的所有經驗與敎訓都證明，海峽這盤多方上陣、交錯對弈的大棋，角色雖多，矛盾雖複雜多變，但歸根結底，主要角色應該是兩岸的中國人，主導角色則應是中國大陸，這是它的歷史天職，也是一個鐵定的核心條件。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如欲達到各方都有尊嚴的“多贏”結局，唯有是在大陸主導下的兩岸中國人的和平統一。祇有這樣，海峽才會真正平靜，兩岸中國人才會真正安寧，而中美、中日之間也才會去掉一根刺，建立起真正正常的關係，東亞乃至世界才會太平。

　　解決台灣問題的五要素

　　那麼，在海峽新形勢下，該如何抓住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導權呢？總結近期以來的實踐，筆者以為有如下五點要素需要強調：

　　一為謀，以全局的視野、辯證的思維，高屋建瓴，抓主要矛盾、關鍵點、關鍵人、關鍵時機，加以運籌，謀勢導勢，推動整體態勢發展。二為勇，既要看得准又要出手快，對島內各黨派內外的主要矛盾運作、對中美和中日關係中的尖銳矛盾，不能東躲西閃，也不能僅以敎條式的喊話應對，要敢於正視，勇於直接交鋒較量。三為威，要言必行，行必果，軟硬兼施，恩威併用。硬，要硬得確實，說一不二，毫不含糊；軟，要軟得爽快，豁達大度，仁至義盡。四為實，務實是一切的靈魂，要始終保持務實前提下策略的靈活性和主動性，切勿為敎條、主觀的思維模式所束縛。五為穩，必須有信心、耐心和恒心。宏觀上看，《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以及隨後所採取的一系列具體的配套措施，反映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在處理臺灣問題上已具備以上五種基本要素，因而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實踐讓我們深刻地認知到：臺灣問題放不得，但也急不得。解決臺灣問題畢竟與解決港澳問題有很大的不同。港澳問題是如何從外人手中如期順利收回自己國土治權的問題，而臺灣問題則是分裂的中國人如何重歸統一的問題。前者是“先統一後融合”，而後者則必須是“先融合後統一”——除非是萬不得已採取“非和平手段”。和平統一的希望寄託在臺灣人民身上，但歷史與現實卻造成了目前多數臺灣民眾對統一還不理解，還心存疑懼，維持現狀仍是比較穩定的主流民意。對此，大陸方面祇能是“慢功出細活”，做艱苦細緻的爭取臺灣民眾的工作，而切不可操之過急，否則將適得其反。

　　我們所追求的和平統一事業，是全球化浪潮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事業。而富強、民主、統一三者相連，才是中華民族真正意義上的復興。這是一個任重道遠、持續奮鬥的歷史里程，是“前無古人”的艱巨事業。這一事業必須建築在兩岸中國人共同的利益基石之上，必須掃盡歷史的悲情與隔閡，達至情感與靈魂的統一。唯有如此，才能經得住任何風浪的考驗。據於此，積極的、漸進式的和平統一之路，理應是兩岸中國人至上的選擇與堅持。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十一月號，第一作者徐博東係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敎授兼院長；第二作者馬淑明係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兩岸關係所副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