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萬長

　　兩岸共同市場的提出

　　今年四月底，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赴中國大陸訪問，他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會見達成的幾項共識中，最引起關注的是雙方同意“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優先討論兩岸共同市場問題。”

　　我在二○○○年底提出了“兩岸共同市場”主張，隔年成立“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致力於兩岸共同市場的研究與宣揚。當時正值全球化的潮流迅速改變全球分工，而因應這個轉變，亞洲內部新的經濟整合方興未艾。這四年來，我們看到兩岸經貿快速成長，而亞洲區域經濟整合快速地在進行著。令人遺憾的是，台灣，這個中國大陸重要的經貿夥伴，這個東亞、甚至全球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卻無法積極參與這波經濟整合。長遠而言，這對兩岸、對東亞都是一種不利的趨勢。

　　台灣雖小，但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今年五月十六日出刊的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week），有一個大專題談台灣經濟，文章形容台灣的中山高從南港到新竹七十公里，隱藏著全球經濟的樞紐。並稱，台灣在全球IT產業的地位無可取代，就如中東石油在全球經濟的角色一樣。

　　也許有人會問：現在沒有“兩岸共同市場”，兩岸經貿交流已經這麼熱絡，為甚麼還需要這個架構？以下，我將對兩岸共同市場的構想與作用做全面性的介紹，說明兩岸共同市場對兩岸、對東亞，甚至全球的經濟、政治與區域安全的重要性。

　　“共同市場”概念的緣起

　　“共同市場”概念源自歐洲。在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的推動下，法、德、意、比、荷、盧等六國，在一九五一年簽訂《歐洲煤鋼共同體協訂》(ECSC)。六國將煤、鋼鐵原料統一產銷，破除貿易障礙。煤鋼共同體也成了今日歐盟的雛型。

　　為甚麼歐洲經濟合作從煤、鋼開始？德法兩強間一向存著芥蒂。舒曼深知，讓想統一的歐洲聯邦出現，要先破除德法間的敵意，而煤鋼正是整軍備武的重要指標；若兩國煤鋼都統一生產處理，正是破除兩者敵意最好表徵。一九五○年，舒曼發表宣言指出：“（統一的）歐洲的實現將透過一些具體作為，進而展現真正的團結而達到。”煤鋼共同體就是他要促進統一、和平的歐洲聯邦之具體作為。

　　這項構想帶來的經濟成就非凡，短短八年間六國鋼鐵產品的產量增加七成五，工業產值增加五成八。這項成功經驗刺激了歐洲進一步的經濟整合，一九五七年六國在羅馬簽訂《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EEC），大家習慣稱之為“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之後進一步整合為“歐洲共同體”（EC）。六國成功地協調了農產品價格，去除彼此間貿易關稅，統一對非會員國的關稅。

　　一九八六年ＥＣ決議在九二年底完成“單一市場”。九十年代歐洲各國致力於貿易障礙的排除、經濟政策的統一，更加強在社會政策、國防外交政策的協調。一九九九年歐洲中央銀行成立，歐元誕生，二○○四年歐盟大幅擴張十個新會員國加入，目前總會員國共二十五國。

　　最近，歐盟憲法未能順利通過，讓歐盟前景蒙上陰影。不過，不能否認的是過去五十年來，歐洲致力於統合的努力，為歐洲帶來長期的和平與繁榮。

　　歐盟整合帶動了全球區域整合的熱潮。美國開始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接著又成立亞太經合會（APEC）。二○○○年以來，東協加速整合，朝歐盟模式邁進，預定在二○○八年達成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東協與中日韓三國的“東協加三”，於一九九九年宣示要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預計在二○一二年成立。去年中國與東協發表“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貨品貿易協定”，提出“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架構，雙方計劃在二○一○年建立自由貿易區。而日本也在同時提出東亞經濟共同體（EAC）的想法。

　　歐盟對台灣的啟示

　　歐洲統合經驗以及後續的區域整合風潮對兩岸有甚麼啟發？

　　首先，兩岸和平的維繫，一方面要有想像力，能創造出新機制來解決爭端、促進合作；另一方面，這個機制若要能持續、並擴大影響，它必須要有現實的基礎。舒曼“煤鋼共同體”的構想能具體落實，是因為它在經濟上創造出實質的利益，讓參與共同體的國家及人民，身受其惠，進而讓這個經濟合作計劃擴大、吸引更多成員加入。

　　其次，制度差異是造成兩岸價值歧異與政治衝突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為何不具體就一些制度歧異尋求解決？而最具體、並可帶來現實利益的制度就是經濟。兩岸共同市場除需要整合貿易法規、關稅、金融、會計各種經濟制度，還因涉及服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部分，需要在其他社會制度的相容。如果能循序漸進，解決制度歧異，取得相容性，那麼要談政治制度的安排才能有個紮實的基礎。

　　當然，兩岸以及東亞的現況，與歐洲還是存在著差異。我們參考歐洲經驗，並具體考量兩岸與東亞現況，提出“兩岸共同市場”的主張。

　　簡單的說，“兩岸共同市場”就是“一中市場”，也就是目前多國籍（跨國）公司所稱的大中華市場（Greater China Market）；未來這個市場除了台灣與中國大陸，港澳兩地也應納入，這四個地區在WTO的架構規範下，追求進一步的經濟整合。

　　兩岸共同市場的經濟效益

　　目前東協與中國，甚至與東協加三的自由貿易區都在著手推動了，中港之間的CEPA也簽訂了，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將降低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兩岸共同市場對中國大陸還有吸引力嗎？

　　東協與中國合組自由貿易區，是潛力很大的經濟整合計劃，如果台灣被排除在這波東亞經濟整合之外，長遠而言對台灣的經濟會帶來重大傷害。不過，如果從東亞整體的發展來看，把台灣排除在外等於在減損整個東亞的經濟力量。如前所述，台灣在東亞經濟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東亞經濟整合缺少了台灣這一塊就不完整。區域經濟整合是要把餅做大，是貿易的創造效應而非排擠效應，它是互利的行為，而非以損人來利己。更何況，東亞經濟圈還要面對著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競爭，沒有理由把生力軍台灣排除在外。

　　外貿是台灣經濟之本，中國大陸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生產基地、最有潛力的市場，台灣不能在這個亞洲重要的經濟中心缺席。同時，北京的態度影響台灣參與東亞整合，因此台灣要進一步參與東亞經濟整合，一定要先與大陸取得經濟合作的協訂，否則其他各國不願先與台灣協商。所以對台灣而言，兩岸共同市場必須視為核心要務。

　　兩岸經濟制度的整合

　　兩岸共同市場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對兩岸經貿做制度性的規劃安排，這會進一步帶動投資的增加，而對中國經濟做出貢獻。

　　就制度面而言，兩岸經貿往來熱絡，但長期缺乏制度規範，資訊不完全，交易成本與障礙過高，這些問題增加了投資的風險，阻礙了長期性、大規模的投資。尤其一些智慧財產、高科技開發的共同合作，更需要雙方建構共同規範。若能以兩岸共同市場為架構，協商制訂規範，將大幅降低經濟風險，增進兩岸間大型、長期的經濟合作。

　　此外，全球化讓跨國界的經濟犯罪頻繁，像九七年橫掃各國的金融風暴也愈容易發生。全球化也讓各國內部所得分配、環境生態等問題，變成不是單一政府可以解決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各國，可以共同規劃勞工政策、協調產品供需失調，而歐盟更進一步協調統一社會與財政與金融政策，這些都有助於降低風險與成本，促進合作。

　　推動兩岸共同市場的步驟

　　兩岸共同市場到底要如何循序推動？首先，先把政治歧異放一邊，就如同一九九二年兩岸對“一中”內容，決定以“各自表述”的方式暫時擱置爭議，兩岸可以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上，平等而務實地追求經濟合作。

　　在此基礎上，兩岸第一步要做的是貿易往來正常化，也就是先解決三通問題。台灣方面可先把目前已在兩岸之間往來貨運權宜輪的轉口限制取銷，允許貨物可以入關。接著可對進一步的人貨、海空的直航進行協商。祇要兩岸有誠意，先避開政治歧見，相互諒解，要解決通航通商的技術問題並不困難。

　　“通航”不祇是消極的解除限制，事實上也開啟了兩岸一個新的合作契機：物流運輸的合作。兩岸與香港，可以將現有的運輸物流做進一步整合，以聯營方式經營海空運，加強各港口物流的經營合作。

　　第二步是雙方進行關稅減讓。關稅減讓，對雙方都有著莫大的利益，台灣對中國大陸钜額的貿易順差，主要是靠出口物料、半成品到對岸加工所累積的。關稅減讓，一方面帶動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另一方面，這也有利於台商將在大陸生產的產品，回銷到台灣再進行二次加工，促進台灣高階加工的發展。

　　自由貿易區協定的名稱

　　第三步，簽訂類似自由貿易區協定（FTA），作為兩岸推動經濟制度調和及標準化工作的基礎。

　　自由貿易區協定的第一步，就是雙方協商把相互之間貿易關稅逐漸調降到零。中國大陸已和港、澳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北京也希望以CEPA名義作為兩岸經貿協定之名，但台灣擔心被矮化。相對的，台灣希望用FTA，對岸則認為這是主權國家間的協議。事實上祇要能發揮智慧，創造一個名詞讓兩岸接受，就可以處理掉這個問題，例如我曾提出用Closer Economic Operation Framework“更緊密的經貿運作架構”，來取代上述兩者，相信也是個可行方案。

　　這個經濟架構，也應進一步考慮與港澳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協定整合為一，朝向大中華自由貿易區發展。

　　自由貿易區實現之後，就要進一步進行共同市場的推動，也就是需要在經貿制度、貨幣政策、對外關稅、經貿政策上尋求進一步的一體化。從經貿關係正常化到大中華自由貿易區，再到共同市場的過程中，兩岸需建立一個經常性的協商平臺，持續規劃相關的制度配套，解決爭議。除了推動關稅減免，還要注重陸續推動商品、人員、資金、服務、資訊等生產資源移動全面自由化。這也涉及到各自制度法規調整的問題，除了經濟法規，還涉及環境、社會福利與勞工政策，這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協商，而這也是具體進行兩岸制度統合的實踐。

　　從經濟統合走向政治統合

　　兩岸共同市場是條兩岸經濟合作可長可久之路，更是具體解決兩岸制度差異、尋求兩岸統合的道路。政治不祇是意識型態，更重要的是制度。藉由對雙方都有現實利益的經濟議題出發，延伸到各種制度歧異的調合，建立兩岸間更密切的聯繫整合，這是最可行的一條路。

　　兩岸藉由經濟這個“下層結構”的合作來突破兩岸困局，在利益上密不可分，在基礎結構上形成緊密相容，自然會越行越近。兩岸共同市場等於是把經濟合作作為維繫區域集體安全的力量，透過制度化的經濟合作，解決衝突矛盾、統合制度，讓兩岸共同發展繁榮。也祇有在這個雙贏基礎上，兩岸才有可能走向政治統合。這個歷史機會就掌握在兩岸人民手上。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八月號，作者係前臺灣行政院院長、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