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翻開了一頁嶄新的篇章。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和他的行政组剛宣誓忠於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就得到泰銖宣佈浮動的消息。泰銖浮動導致了亞洲地區空前的金融恐慌。也就是著名的亞洲金融危機。這次危機襲捲了亞太平洋地區許多國家。最初幾年董建華行政長官忙於建立特別行政區新形象時，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被委於建立必要的组織機構，來改善和確保香港與內地的一體化。

　　1997年行政長官董建華第一份施政報告頒佈後，提出建立一個高水準的组織機構，於是在1998年3月，成立了粤港合作聯席會議，由陳方安生負責香港方面事務。粤港合作聯席會議計劃每六個月舉辦雙邊會議，但是由於香港接連發生的經濟與政治危機，這項計劃沒有實現。2001年以前，跨境合作仍沒有取得太大的進展。合作進展緩慢還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一些政府官員。甚至公眾的自我保護想法，他們因為害怕大陸移民帶來的人口壓力而傾向於嚴格控制移民。因此並不積極推動雙邊跨境合作。香港民眾在一段時間內抱著“香港至上”或“襲擊香港”的想法。我們可以從1999年居港權事件以及內地移民對政府生活福利所謂的信任看出香港社會對內地仍然有很深的歧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基本法首次做出的解釋中，著重解釋了基本法23條中有關居港權的兩個相關部分。

　　1997年特首董建華頒佈第一份施政報告以來，他不斷強調香港需要建立與大陸更緊密的聯繫，這將是香港未來之所在。基於這個目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計劃地在內地建立了組織機構來加強大陸與香港的聯络和交流，促進香港發展，審查入港申請，以及為香港貧困居民提供實質性的幫助。1999年3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北京設立了第一個辦事處。隨後，設立了面向經濟以及舆經濟相關的辦事處，如：2002年7月設立了駐粤經濟貿易辦事處，隨著2004年6月泛珠江三角洲合作框架建立後對辦事處需求的增長，從2004年4月起，駐粤經貿辦的服務範圍擴展到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海南五省。考慮到促進香港與中國東部以及西南地區交流與合作的需要，香港政府於2006年9月在成都和上海設立了類似的經濟與貿易辦事處。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SHETO)服務範圍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以及湖北，而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CDETO)的服務範圍則包含四川、雲南、貴州、湖南、山西和重慶。這些辦事處幾乎覆蓋了中國大部分省份。

　　攜手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地上述的辦事處，准公有團體也建立或者擴大他們的分支機構來擴展他們的服務範圍。作為香港傳統的全球經濟貿易推廣機構，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全球有超過40個辦事處，其中在內地有11個，分別是：北京、成都、大連、福州、廣州、昆明、青島、上海、深圳、武漢以及西安。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致力於粤港一體化，並且幫助香港企業從2003年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中獲得更多的商業機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已經把它的服務網络擴展到整個珠江三角洲和廣東地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在東莞、廣州和深圳的附屬咨詢公司加強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駐廣州辦事處的作用。最後，香港中華總商會建立了中國委員會，香港工業總會設立珠江三角洲委員會，為它們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會員企業服務。

　　1999年特首董建華頒佈的施政政策側重於香港未來經濟發展，並且及時意識到香港對內地的最大貢獻在於它與廣東腹地的一體化與共同開發，以及它作為中國世界性大都市的形象(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網，www.info.govt.hk，2007年4月14日)。然而，在2001年之前。跨境一體化一直進展緩慢。經過長期的談判，中國最終加入WTO。随著中國的加入，許多香港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開始懷疑香港作為世界與中國間的傳統中間人的地位。2001年，初步討論了關於建立香港與內地新型自由貿易區。雖然在建立新自由貿易區的過程中，由於有許多質疑，進程一度被擱淺，但當中央政府頒佈CEPA後。這項計劃最終在2003年6月成功實行。在香港與內地一體化過程中，CEPA是一個重要的體制性突破。在同一國家存在兩個各自獨立的關口時，在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的最初五年蜜月期內，CEPA賦予香港，優於其他WTO國家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優先權。CEPA的頒佈正值香港社會民眾和經濟士氣處於空前的最低谷和嚴重危機時期，CEPA顯著地促進了香港經濟和社會的復甦，使得香港恢復到現在水平。

　　我們應該意識到，在香港回歸後的幾年裡，有關跨境一體化的質疑一直存在。在由香港亞太研究所2002年9月進行的一項電話民意調查中，只有54.2％的人贊同24小時通關，同時反對政府大力支持發展基礎設施，控制環境污染，建立西部珠江三角洲新橋和選擇投資移民方面的合作。2003年1月27日，落馬洲和皇崗邊境可以24小時通關，使得從深圳邊境過關更容易，邁進了歷史性的一步。另一個促進經濟和社會復甦的原因是：2003年，政府宣佈內地居民個人旅遊計劃，允許內地遊客以個人身份而不需要像以前那樣隨團來港旅遊。這項計劃從最初2003年7月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四個城市，到2007年1月增加到中國的49個城市。到2007年3月，約有1800萬內地遊客通過這項計劃來港。他們大大加快了香港零售市場以及香港整體經濟的恢復(新華網，WWW．xinhuannet.com，2007年3月19日)。

　　跨境一體化的另一塊裡程碑是在2003年8月5日，由特首董建華和廣東省省長黃華華領導的粤港合作第六次聯席會議，這次會議提高了粤港合作聯席會議的重要性，確定了會議後期雙方需要在15個方面共同合作。這次會議確立了粤港在許多領域建立更緊密更具體的合作以及一體化的模式。事實上，早在2001年5月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辭職時，就已經開始加強跨境合作和一體化了，随著曾蔭權接任陳方安生職位成為新的政務司司長，而梁錦松被任命為財政司司長，加快了一體化的進程，出現了一些早期計劃外的關鍵的體制性突破。

　　2004年6月，泛珠江三角洲的建立，為在珠江三角洲和廣東直接腹地以外的地區與香港的一體化提供了動力以及一個更廣闊的窗口。作為9+2區域合作的成員之一，香港已經進入與中國大部分地區合作和一體化的新紀元。香港在帶來全球化影響，它本身在新區域中的優勢以及經驗起到積極作用的機會是巨大的。香港已經成為很多省份外部投資最重要的來源，而它們也把香港作為自己主要的出口市場。於2005年9月12日開幕的香港迪斯尼樂園，是世界知名的一個新的大眾娛樂設施。它將吸引更多的中國旅客來港，因此促進相互理解和一體化。

　　自從1997年以來，在緩慢的進程中實現了跨境一體化，但在一體化過程中的第一個十年末期充滿了波折。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上述提到的2003年《基本法》23條草案的推行引發了2003年7月1日五十萬民眾和平大遊行。這次遊行也给北京方面敲響了警鐘。從那時起，北京方面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措施來處理香港事務。2005年3月，董建華辭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一職，同年7月曾蔭權毫無爭議地當選為新的行政長官。曾蔭權任特首後使得跨境關係更進一步。民意調查中的數據可以反映這點：在2003年12月的民意調查顯示，45.7％的香港民眾相信中央政府，而30％的民眾相信香港政府(香港南華早報，SCMP，2007年4月23日，A15)。而在2007年4月的民調中，相應的數據分別為.78％和58％(明報，2007年4月27日，A12)。自從香港回歸以來，香港人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達到歷史最高。随著香港回歸十周年的臨近，事實本身說明雙方關係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回歸十年來，儘管在初期，由於內部行政探索和外部的突然衝擊，使得香港經濟一度衰退，但香港經濟現在已經繁榮得多。近幾年，香港經濟數據表令人印象深刻。香港與內地雙邊貿易額增加了兩倍，從1997年的1.116萬億港元到2006年的2.349萬億。香港的再出口貿易，包括國外進口商品通過香港運往內地，自2003年以來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內地企業由1992年的101家增加到2006年底的367家，佔市場資本總額的份額分別是16％和50％。內地企業在港的市場資本總額增加了13倍，在上述時期達到了6.714萬億港元(香港南華早報，2007年4月23日，A15)。到2007年初期，香港從之前的第九位上升到全球第六大股票交易市場。

　　香港與內地緊密共存關係也反映在外商直接投資(FDI)方面。中國內地是香港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投資地，大概佔到香港累積直接投資總額的40.3％.反之，香港也是中國直接投資的重要投資地，大約是累計直接投資總額的31.4％。就區域來看。香港是廣東、上海、江蘇、浙江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資金來源地。2005年底，廣東累積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中有65％來自香港，共計1054億美元。同樣，長江三角洲地區累積外商直接投資總額有31％，共計610億美元來自香港。2005年，237，500香港人在內地工作，與1988年的52,300人相比，有了巨大的增長。

　　1997年以來，香港一直尋求與內地各個方面的一體化，而作為香港的鄰居，深圳的地位顯得十分重要。早在香港回歸以前，就提出了有關更緊密合作和一體化的建議，具體的建議來自深圳地區，但是最終並沒有提出實質性的計劃。2005年8月，由香港亞太研究所在香港範圍內進行了有關增加香港民眾對深圳與香港共同利益以及發展理解的電話民意調查，調查顯示，香港民眾在許多方面把深圳作為他們生活的一方面了，大部分居民表示他們支持與深圳更緊密交流。事實上，雙方政府早就在幕後致力於尋找雙方合作的可行性方案。在我們負責的一份最新研究報告中也為香港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2001—2006)間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作者楊汝萬，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