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港合作目標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其簡要評述

　　深港合作是在“一國兩制”模式下，通過深港兩地比較利益引導，以兩地產業資源優化配置為主要方式，把香港的資本、市場和管理優勢與深圳的區位、政策和成本優勢结合起來，形成深港兩地優勢互補、分工協作的區域型經濟合作①。伴隨深港合作的逐步推進，近年來人們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提出了兩地合作目標的設想，其代表性提法有：“深港經濟一體化”、“大保稅區”、“深港經濟區”、“自由貿易區”、“共同市場”、“深港經濟共同體”、“深圳灣區”、“雙子城”、“深港同城化”、“一都兩區”、“一都兩制”、“深港創新圈”、“深港都市圈”等。

　　從總體上看，這些研究成果各具特色，各有側重，涉及到深港合作的不同領域，涵蓋了深港合作的不同方面，都是對深港合作目標模式的有益探索和歸納。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提法、觀點和表述很多，但大多都是各自搆思。缺乏深人交流，仍然有待深入分析、討論甚至論爭。特別是在深港經濟走向新階段的背景下，更需要較為清晰地討論深港合作的方向目標，以便擴展深港合作領域，為深港兩地開闢廣闊的發展空間。

　　具體來分析，第一，在“一國兩制”前提下，深港合作一方面體現為經濟合作，因此兩地合作必然應體現經濟相互融合或者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又是緊密相聯的兩個城市之間的合作，因而必然涉及到兩個城市之間有關城市功能、目標、佈局及跨境基礎設施等內容，並包含區域一體化的相關內容。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上述有關深港合作目標的討論，基本上都屬於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各有側重，但大多沒有把兩個方面融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討論和分析。

　　第二，作為深港合作的重要內容，深港經濟一體化可以有不同的參照體系，如歐盟模式、東亞模式、北美模式等；而且在同一模式下又面臨不同發展時期和階段的不同模式選擇，如歐盟的自由貿易區模式、共同市場模式、經濟同盟模式等。因此，作為目標模式的深港經濟一體化，既需要體現在“一國兩制”前提下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又必須適應兩地發展現狀，反映兩地合作特色。從這個角度來看，把深港合作目標限定為“大保稅區模式”、“自由貿易區模式”，難以準確地反映目前兩地經濟發展及合作現狀；而有關“深港經濟區”、“深港經濟一體化”等提法雖然指明了兩地經濟合作的方向，但本身卻並未很好地指明兩地經濟合作的具有參照體系的目標模式；至於“深港共同市場”、“深港經濟共同體”等提法，雖然具有較為清晰並具有國際參照的目標定位特點，但卻仍然沒能反映深港經濟一體化混合多種模式特點的現實情況。

　　第三，香港、深圳兩大城市的合作，實際上是在“一國兩制”基礎上，香港這一具有亞太經濟服務中心功能的國際化大都市，與深圳這一競爭力不斷提升的中國區域經濟中心城市之間的相互衔接與合作。這就決定了深港城市合作不能僅僅局限於兩城之間，而必須把深港城市合作定位提升到整個中國融入世界並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地位上來。也就是說，研究深港合作目標绝不能僅僅局限於深港雙方本身，必須從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的背景出發，從新世紀新階段引領中國深度融入並參與國際經濟活動、進而推動中國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國家戰略高度，來研究深港合作的發展歷程，評估深港合作現狀，探尋深港合作的理想目標。一旦把深港城市合作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那麽也就確定了兩城在國家城市體系以及全球城市體系中的戰略目標，這應當成為深港城市一體化的戰略方向。只有如此，作為深港合作目標中的城市一體化目標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觀察，目前有關深港城市合作目標的提法，不論是“深港同城化”、“深港創新圈”、“深港都市圈”，還是“深圳灣區”、“雙子城”、“一都兩區”、“一都兩制”等，大多局限於兩個城市之內，只能算是對兩個城市合作關係的搆思，還沒有從國家城市體系、全球城市體系的高度上來界定深港城市合作的發展方向。嚴格說來還算不上是對兩地合作目標的準確界定。

　　二、世界级大都市：深港合作目標的總體搆思

　　根據深港經濟合作現狀和城市遠景發展策略，我們提出深港合作的總體目標是：參照歐盟一體化進程中的共同市場與經濟同盟並结合其他模式特點。從兩地經濟一體化擴展到兩城融合和社會文化交匯，形成“一國兩制”原则下的混合型一體化模式，最終把深港兩城共同建設成為世界級大都市。

　　上述深港合作目標模式，包含了三個核心要點：一是發展目標。即國際前列、亞太首位、全球一流的深港世界級大都市；二是合作內容。包括以經濟一體化為基礎，推進城市融合，促進社會文化交匯；三是模式特點，形成以共同市場／經濟同盟為主並融合其他特點的、“一國兩制”原則上的混合型一體化模式。

　　參照國際化城市的本質特徵和世界城市發展趨勢，深港合作在城市層面的總體定位與發展目標，既需要在世界城市體系中確立具有自身特點的城市定位，還必須形成和提升深港兩市的國際影響力。這就要求必須依托深港各自優勢功能與強勢地位，通過兩地合作、總量擴張、資源整合與功能再造，把深港區域經濟社會活動纳入國際體系並搭建運作平台，確立深港世界級大都市的主導功能。

　　總部營運中心——以深港兩地深水港、航空港、信息港為框架，構建具有國際領先水準的城市基礎設施和網絡化商務體系，使深港共同成為全球經濟社會能量的重要聚合體，吸納和輸送全球技術、資金、人才，服務全國和全球，成為運營環境優越、經濟活動高效、總部經濟發達的總部營運中心。

　　高端服務中心——依托香港高度發達、功能完善、監管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強化深港兩地全球領先的國際物流功能，以生產性服務業為重點，著力推進信息、商貿、會展、國際文化交流、傳媒行業，大力發展中介、評估、市場營銷等專業服務行業，把亞太地區現代服務業首都的國際地位從香港擴展到深港兩地，使深港成為以金融、物流、信息、文化交流、專業服務為支撑的高端服務中心。

　　創新產業中心——以深圳自主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結合香港創意產業與網络數碼技術，通過已具有全球優勢的網络信息等創新產業和相關高科技增值服務為重點，搶佔國際產業鏈的全球佈局制高點和重要環節。努力建立與世界級大都市相適應的新型產業集群，使深港成為創新產業集聚和擴散的全球中心之一。進而對全球經濟產生足夠的影響力。

　　從實施階段來看，深港共建世界級大都市的總體目標，由國際前列、亞太首位、全球一流等三個階段性目標構成：

　　近期目標——國際前列。通過整合城市功能、推進兩地合作，深港兩地整合形成擁有3000平方公裡、2000萬人口的區域性國際化大都市。城市總體實力和城市功能穩居全國首位，而且國際競爭力與影響力持續快速提升，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化大都市。

　　中期目標——亞太首位。在深港共同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基礎上，以香港作為亞太地區服務業首都、深圳作為亞太地區重要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市為支撑，到本世紀20年代初葉，深港共同建設成為綜合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位居亞太首位的深港國際化大都市。

　　遠期目標——全球一流。在深港共同發展成為亞太地區首位國際化大都市的基礎上，依托香港服務競爭優勢和深圳服務與製造業優勢，以紐約、倫敦、東京三大全球一流都市為發展方向和追趕目標，到本世紀30年代初葉，深港共同建設成為與之鼎足、並立、同列的全球一流的世界級大都市。

　　三、深港共建世界級大都市的必要性分析

　　1. 深港共建世界级大都市是符合全球城市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合理選擇

　　從全球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來看，“城市→城市集群→都市圈(區、帶)”的城市發展以及“區位經濟→區域經濟→泛區域經濟”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兩大主線。其中前者追求“超级城市化”，後者需要“經濟一體化”，而大都市圈的培育與建設則是這兩大發展主線的交叉與聚合②，因為要素在地域空間上的流動，有助於推進要素和利益的聯合，由此構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內容。

　　大都市圈作為在城市化與區域經濟高度關聯發展所產生的在特定地域空間上中心城市集聚化的城市组合形態，已經成為國家或地區拓展更大發展空間的戰略選擇。同時也是世界競爭力的象徵。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加速推進，經濟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國際级城市所形成的集聚與輻射功能不斷增強；城市群、大都市圈(區)的關聯與擴散效應日益明顯；資金、人才、科技、財富、創意也向大都市圈集中，大都市圈正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載體、主要形式和重要推動力量，發展大都市圈已經成為全球性主流趨勢。深港共建世界級大都市，可以說正是符合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城市化發展趨勢的合理選擇。

　　2．深港共建世界级大都市是新形勢下中國對外開放、參與引導國際事務、實現和平發展的國家戰略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內地對外開放水平不斷增強，2001年順利加入世貿组織，同時經濟體制改革逐漸深化。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同時，全國經濟規模和發展水平迅速提升，目前經濟總量已躍居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水平持續快速發展，不但經濟體制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而且對外開放也需要進行戰略性提升，在新形勢下進一步融入世界。

　　隨著國際競爭日益表現為大都市圈競爭尤其是國際化大都市競爭。各國紛纷加快發展和培育國際化大都市。在此全球性發展趨勢下，作為快速發展、經濟總量不斷提升和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中國。客觀上也應當培育和建設一個或數個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並發揮全球重要影響力的世界级大都市。一方面對內承擔新形勢下提升對外開放，另一方面對外以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勢參與和引導國際事務、承擔區域經濟發展乃至全球經濟一體化、推動中國實現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重大功能和戰略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舉全國之力培育和建設世界级大都市，應當成為新世紀新階段中國發展的國家戰略。從國際地緣政治經濟结構的變化趨勢看，由於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國際地位仍在繼續提升。中國隨著在世界的和平崛起而培育和建設世界級大都市完全具有現實可能性。

　　如果說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長期合作探索實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共同譜寫了一曲昂揚的華麗篇章，成為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發展的戰略性探索和成功實踐，那麽在實施世界級大都市培育和建設的國家戰略中，深圳與香港以其在國內處於領先優勢的國際化與開放度，以及兩地持續發展所形成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力，加之兩地長期持續合作的巨大成效，使得深港合作共建世界级大都市，自然而然成為中國更為積極主動地對外開放、參與並引導國際事務、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選擇。一方面香港與深圳最有條件、最有希望、最有可能成為國家戰略的首批候選城市，甚至可以說香港與深圳最有希望共建全球一流、亞太首位、國際前列的世界级大都市；另一方面也是深港兩地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和經濟特區應盡的職責和義務，是深港兩地責無旁貸、首當其沖應當完成的歷史使命。總之，在中國實施世界级大都市的國家戰略時，深港兩地應當繼續率先增強和發揮長期以來的示範帶頭作用，進一步放大輻射功能和國際影響力，率先成為中國為世界培育和建設的具有國際前列、亞太首位、全球一流的世界级大都市。

　　3. 深港共建世界级大都市是深港两地提升经济中心作用、突破增长极限、拓展更大发展空间的現实选擇

　　深港雙方在持續增長和相互合作發展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共同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發展壓力。一方面，深港兩地各自都存在著轉換增長方式、提升產業结構、培育新增長點的考驗。對香港來說，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所顯現的經濟結構、失業率等深層次經濟問題仍然有待解決；對深圳而言，長期持續高速增長所暴露和積累的問題，特別是以土地空間、水資源、能源與環境等重大要素難以為繼所反映出來的深層次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問題，已經嚴重制約著深圳的持續發展。另一方面，随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特別是區域發展重心從珠三角擴散到長三角進而再拓展到環渤海灣之後，深港兩地在自身發展存在增長極限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中心功能有所削弱、經濟輻射帶動作用有所下降等問題的同時，更面臨著在全國區域發展新格局中去中心化、被邊緣化的可能，存在著由此產生的發展空間嚴重受阻的危機。

　　深港雙方在面對上述內部和外部壓力面前，當然首先需要通過自身努力，通過發展模式轉換和增長方式轉型解決各自長期積存的問題。其次，深港合作的成功實踐，特別是2003—2004年CEPA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簽署後，深港合作進入新階段以來的合作實踐表明，深港兩地以強強合作、聯手解決共同存在的外部壓力也是一條行之有效的必由路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深港合作共建國際前列、亞太首位、全球一流的世界級大都市，不但是香港和深圳進一步突破自身局限、實現長期健康發展的客觀需要；同時更是兩地增強區域核心功能、拓展更大發展空間、避免去中心化或被邊緣化、增強和提升區域中心地位、發揮更大影響力的主動選擇。通過保持、增強和提升經濟中心功能和地位的方式，既可為國家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建立中國的競爭優勢，又能夠防止“不進則退”式的被動邊緣陷阱或去中心化趨勢，有助於確立深港兩地在持續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中的長期戰略地位。

　　四、深港兩地具備共建世界級大都市的現實條件和客觀基礎

　　1．深港兩地擁有構建世界級大都市的基礎平臺

　　香港是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發展方向為亞太服務業首都；深圳是中國華南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城市，目前正在向區域性國際化城市邁進，其發展方向為全球先鋒城市。目前深港兩地已建成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全球化港口設施，航空港設施，營運能力躋身全球一流水平，兩地口岸設施發達，出入境通關能力長期保持世界領先水平。加之深圳陸路交通樞紐地位逐漸確立，為深港兩地共同擴張市場腹地和經濟成長空間、共建世界級大都市提供了強大支持。從總體上看，深港兩市基本具備構建世界级大都市的基本架構和平台。

　　2．深圳與香港經濟實力較強，發展腹地廣闊

　　深港兩地的經濟總量、人均水平、進出口貿易、服務輸出等主要經濟指標，穩居全國大中城市前列，國際化程度及對外開放指數更是處於領先地位。兩地合作所形成的綜合經濟實力遠遠超過國內任何其他聯體城市，使得深港兩地比國內任何其他城市共具備共同合作構建國際化大都市的經濟實力和條件。

　　不僅如此，深港兩大城市具有廣闊的經濟腹地，既有經濟實力雄厚、產業结構具有比較優勢、已經成長為世界製造業加工生產基地的小珠三角地區和大珠三角地區，還有具有更大空間、更多資源優勢的泛珠三角地區。通過以“9+2”為代表的不同圈層的區域合作，使得深港具備了構建世界级大都市的廣闊腹地和發展空間。

　　另外，如果把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纳入視野，深圳與香港不但處於這一自貿區交匯點和區位中心，並與泛珠三角經濟區的區位中心功能相叠加；而且兩地經濟共同形成的經濟活力、運作機制與經濟規模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內也具有明顯競爭優勢和經濟中心地位。這實際上也在更大範圍上大大擴展了深港世界级大都市的經濟腹地和成長空間。

　　3．深圳與香港具備較強的綜合競爭力，兩地互補性競爭優勢明顯

　　深港兩地競爭優勢明顯，不但產業存在一定的互補性(香港的國際化服務業與深圳的國際化製造業及生產性服務業)；而且要素互補性也較為明顯(香港在資金、市場上的優勢與深圳在高科技與人力資源上的優勢)；再加上兩地人緣、地缘關係緊密，生活習俗及文化背景相同，造就保證了深港兩地完全可以整合為產業互補、經濟實力雄厚、綜合競爭力強大的國際化大都市。

　　正是基於深港兩地所具有的競爭優勢。國外學者從全球都市圈建設的趨勢出發，認為香港與深圳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巨型連體城市③。有學者還進一步把香港與深圳共同形成的新特大城市合稱為“香圳”，並把深港所共同形成的新特大城市視為全球都市圈發展趨勢的新型代表。

　　需要說明的是，深港綜合競爭力並不是深圳與香港兩個城市競爭力的簡單相加，考慮到深港經濟合作所產生的優勢放大效應，深港合作的綜合競爭力完全有可能產生l+l大於2的績效，那麽深港綜合競爭力完全還有進一步提升的可能。當然，如果深港雙方資源不能有效整合，競爭多過合作，那麽也可能會出現1+1小於2的情況。從深港合作20多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合作對雙方帶來的實質性幫助看，只要措施得當，深港合作一定能夠產生優勢互補、利益共享、合作雙赢的良好局面。也就是說，從深港兩地在全球範圍內所形成的城市功能和競爭力來綜合分析，深港共建世界級大都市完全具有現實可能性。

　　4．深港合作經驗豐富，發展取向一致，合作機制已初步建立並不斷深化

　　20多年的深港合作實踐，不但為新形勢下的深港合作積累了豐富的運作經驗和實施範例，而且包括民間層面和政府層面的合作機制與制度框架也逐漸形成並不斷完善，為新形勢下的深港合作構建起切實可行的運作機制，有助於為深港共建世界级大都市提供制度框架和操作平台。另一方面，經過多年合作實踐，特別是第三階段深港合作以來，深港雙方已初步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機制，對未來長期發展已形成基本一致的共識，為深港共建世界级大都市創建了良好的政策操作平台。香港特首曾蔭權先生明確提出，香港要與深圳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共同建設世界級都市；深圳市在《2030城市發展策略》和“十一五”規劃中，也明確提出“全球先鋒城市”的城市總體發展定位，要與香港共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此外，從政策操作角度來分析，深圳明確提出要把深港協調與合作提高到戰略性決策上，積極支持和幫助香港鞏固建設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在服務香港發展的基礎上增強深圳作為聯结香港與內地的“通道”和橋樑作用，開展多領域、深層次的溝通和協調；加強雙方在基礎設施、環境保護、港口機場、口岸及邊境地區以及文化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推進雙方的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這也為深港共同構建世界级大都市提供了政策保障。

　　参考文默：

　　〔1〕張兆安：《大都市圈舆區域經濟一體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Maurice Schiff等著：《區域一體化與發展》，郭磊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饒美蛟等主編：《區域經濟合作：CEPA與珠三角及長三角》，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版。

　　〔4〕倪鹏飛等主編：《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5—2006》，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版。

　　〔5〕《港澳經濟2005年》，港澳經濟年鑒社，2005年第1版。

　　注释：

　　①譚剛：論深港經濟合作的國際意義，《特區理論與實践》1998年第8期。

　　②張兆安：《大都市圈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第50頁，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版。

　　③美國加州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約翰·弗里德曼2004年指出，從經濟空間上看，深港兩地已連為一體，只是行政空間上還有障礙(轉引自《港澳經濟年鑒(2005)》第409頁，港澳經濟年鑒社，2005年)。

　　(作者譚  刚，為深圳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