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與國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吴氏第一部著名的代表作，處處潜隱着吴氏之家庭觀、社會觀和國家觀。

　　吴氏17歲進江南製造局，43歲中年早逝，在上海目睹怪現狀近三十年，因而先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後又有《近十年之怪現狀》，這兩本書再加上《新石頭記》的前二十回，所展現的都是吴氏心目中的“野蠻世界”——“怪現狀”。用作者的話來説：

　　

　　“這充滿怪現狀的社會始終“鬧得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所以又攪出一個均貧富黨出來，又是什麽社會主義，終非長久太平之局。不信你放長眼睛去看，他們總有分崩離析的一天”。（《新石頭記》第二十六回）

　　

　　這是吴氏身處清政府倒臺前夕，對晚清社會的家與國以及社會思潮相當準確的一個總概括。分崩離析，國已不國；牛鬼蛇神横行，偷詐拐騙，租界爲冒險家天堂。社會早成弱肉强食之世界，家庭呢？小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開篇便有一個平淡而熟識、親切而順手拈來的切入點，無時不在的——家庭。首先切入“我”——“九死一生”之家庭，影射“我”（趼人）的家族各家庭；再輻射和切入書中呈現怪現狀之家庭。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所以深入市民人心，蜚聲海内，無他：或使讀者墮入身邊人情家常，頓生親和之感，如换影隨形，漸生追踪人物之意。書之宗旨潜萌於心，或發芽成大局；傾覆之觀，或釀成改良之意，這些都歸旨於小説之功。

　　於是，出發點和分析點又回到前一章第一節分析《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七條引文所問同一個問題上來；究竟爲什麽七條評語都重復同一句話“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而作者在第十八回評語又自答得極爲清楚：“家庭不能處，故園不可居，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者，非此之謂耶？”

　　進一步問：爲何不能住？爲何不可居呢？

　　在第三十三回評語中，吴氏又明確作答：“搜本尋源，其發起無非爲‘錢’字。”指出自己全家就是被故鄉族中長者逼錢，强搶豪奪，避難到上海來的。家族之所以發生分崩離析、骨肉摧殘，成爲司空見慣之社會敗相，難道真是僅僅歸於吴氏所説的“錢”嗎？

　　

　　吴氏和賈氏

　　本書無意將吴趼人和賈寶玉作一番“比較文學意義上”詳盡的比較，其實，早比較過了，不過是吴氏自己和賈氏比較。《新石頭記》就是吴氏將吴趼人和曹雪芹二人與“九死一生”和賈寶玉（下面簡稱二氏），進行過兩種兩個不同層面之比較。《新石頭記》就是把兩個處於不同現實環境的作者和兩個不相同的自傳小説的傳主相比較而交融産生的新文學作品。

　　吴賈二人相同之處不少，大半涉指家庭。

　　賈氏家族輝煌過，皇上南巡，不止一次住在賈府，花銀子像倒水一樣嘩嘩響；吴氏家族和地方亦幸賴吴榮光之榮光。這位吴趼人的曾祖父十數年勤政愛民，曾獲嘉慶皇帝爲之二度題匾和賜書之殊榮。他一生以阮元公爲師，與江南擅訓詁、考證的學者多相往還，可以説是一個準揚州派：其金石、鑒賞、學術有專著，書法亦海内聞名。吴榮光作爲一省之大吏奉旨回鄉探親，船人未至，佛山百姓和官員聞風而動，天未亮，即在佛山天字碼頭以官方儀式迎拜，汾江兩岸人潮如海，萬人空巷，頂禮膜拜，其聲勢觀者皆爲之震撼動容。

　　疏浚佛山汾江河涌，吴榮光開口，官商一呼百應；鄉人編撰《佛山忠義鄉志》，公推榮光主持，榮光再三推辭，鄉人寧願虚主編之位十數年以待，直至吴瑩光承鄉志事赴位之時。鴉片戰争砲聲在粤打響，林則徐特邀榮光公赴廣州共商大局。至是時，榮光公在故鄉三角洲之威信，在清晚期佛山籍封建官僚中，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無可争辯，海陵吴氏在佛山這一支派，以200年之歷史，與地方勢力融合，終於被推上佛山上層第一姓氏和第一豪族之地位。

　　吴氏一門之内，更是甲第聯翩，群從弟兄幾乎人人有集，號稱“簪纓之族，詩禮之家”，粗計吴氏家族有四十餘種詩文著作，有二十多人擅畫。

　　佛山觀音鋪吴氏族居之大樹堂正門有嘉慶親書“大樹堂”之題匾，内堂又有嘉慶二度親筆“五世同堂”，一時顯赫，佛山無兩。入夜堂園之内，不論花圃、池塘、柳岸，還是祠堂、别墅、望樓、“賜書樓”等，皆紅燈高掛，粤腔鑼鼓土調之喧鬧、江南崑腔之幽悠，響徹汾江兩岸。

　　莫説寶玉對四大家族和落日的緬懷，如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可回想殿堂舞會盛景而“不可即”的冷枕熱夢，而吴趼人在兒時醉心八十多歲的祖叔的夸耀，像傾聽宫中老太監回憶天寶年間玄宗輝煌的往事，長大只能邊長嘆邊追尋曾祖父的字畫，鈎沉榮光公藏書法帖的散失。

　　焦大不是悻悻的説過，除了大觀園門口的兩只石獅子，没有一個人是乾净的。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書中吴氏的族長、叔伯來説，都是吝嗇成性，欺詐弱小，每日想法子斂錢，族情親情全無。在趼人筆下，繪畫出各家各房族人活脱脱的醜劇。

　　

　　家園不可居 

　　中“九死一生”的叔父是一個性情古怪的人物，自幼隨父親和祖父宦居京師。監生出身，自直隸任候補典史、巡檢後，從不與家人兄弟通報消息，一生至死也未曾回故里。死後，“諸姬卷財以逸”，偷掠一空，只留下雙雛一對，處窶人間。“我”接到叔父死訊，電白伯父處置，三封電報，石沉大海。逾月之後，才得書信曰：

　　

　　“自從汝祖父過後，我兄弟三人久已分炊，東西南北，各自投奔，福禍自當，隆替無涉。我不暇過問，汝欲如何便如何。據我之見，以不必多事爲妙。”（第一○七回）

　　

　　兄弟間形同路人，絶情如此，還怪侄兒多事。怪不得這個書中“我”的伯父被吴氏選爲家庭人倫道德的第一個在陽光下剖析的典型。

　　先是這個伯父處心積慮，乘弟亡之機，如狼似虎撲向趼人父親遺下的八千兩銀和十條金條，還假惺惺寫了一封搪塞之信。兹録小説一段：

　　

　　“母親取出一封信，及一大紙包，遞給我看。我接着手裏一看，是伯父的信，却從武昌寄來的。看那信上時，説的是王俎香現在湖南辦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三千兩銀子，已經寫信託他代我捐了一個監生，又捐了一個不論雙單月的候選通判，統共享了三千二百多兩銀子，連利息算上，已經差不多。……再看那大紙包的是一張監照，一張通判的官照，上面還填上我的名字。”（第五十回）

　　

　　强奪自家兄長死後的錢財，到時胡亂塞給孤兒寡母没有人要的官照。詐騙最易是從親戚下手。應了一句佛山老話，叫做：不熟不食。

　　後來伯父的一位姨娘與人私奔，卷走了一批衣物箱籠，不料事情敗露，財物又被那人拐走，只好跳河自盡。餘波未了，另一位姨娘因承受不了伯母每天毒駡，吞鴉片自尋短見；而伯母繼而又怨恨伯父背着她，把剩下的首飾作了姨娘的陪葬，以至一氣身亡。不到百日，人命三條。常言一波接一波。更匪夷所思的是：伯父的繼室陳氏以爲“我”挣下大筆家財，竟用過繼給伯父做兒子的損招，以圖謀家産，弄得醜態百出，街知巷聞。

　　家鄉族長之流，更是黑心無賴一名，平日裝瘋賣傻，偷鷄摸狗，乘機索賠幾文酒錢，對人丁單薄的孤兒寡母，除了白眼就是恫嚇。他以修繕祠堂爲名，向吴氏弱勢的房氏大肆敲詐，先是狼虎般索要一百兩銀子，但轉眼私下説妥，交二十兩孝敬費，再交七兩份子錢便了事。

　　然族長黑心又有其祖上之淵源：傳説吴榮光的祖父吴恒孚（第一百一十傳，原名思九）的第四子和第五子因涉嫌買通厨子在酒菜裏下毒，對生父謀財害命。臨下毒時，厨子不忍，先告之恒孚，才避過一難。經全族公議，遂將第五、第四兩房從佛山吴氏大樹堂一族開除，逐出佛山。從此族人禁止與此兩宅交往。現存所有詩文集和其他文稿的文學痕迹，已删除得干乾净净。這就是爲何吴恒孚十個兒子十宅，今天只有八宅房譜，其餘兩宅尋不見的原因。

　　從吴榮光死後一百年，三四代敗家子已經把一個百十畝若大的園林式的大樹堂宅地和内中家族傳統文化精華，瓜分割賣得四分五裂，一部分淪亡流入外間大族之手，一部分流出海外。榮光公一生官宦中千挑百選的古玩、金石、善本、孤版、青銅器皿、名字畫等，在二世、三世、四世祖的鴉片床上、賭桌上、花酒的排場上……流失殆盡，怪不得趼人一連七八條批語，重復又重復：“家庭不能處，故園不可居，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者，非此之謂耶？”

　　《紅樓夢》中的賈府大觀園既自敗又被奉旨籍没，而吴氏家族既自敗，又有外因。在太平天國領導下，1854年，廣東天地會首領陳開在佛山起義。是時，商會與起義之師，因賦税之事談判破裂，佛山十幾條商業大街和官宦大户多爲兵火所焚掠。吴氏家族自此更一蹶不振。十多年後至1866年趼人在京師出世，三年後隨父回故鄉佛山，吴氏一族早成沙灘浪沫。大樹堂蕭條冷落，各顧謀生。吴氏一族頽勢見底，只有極少數人在官場擔任中低級官吏，即使有吴氏公産田地早已被變賣和侵吞，幾代人只識讀書做官，又不懂經商，一旦勢單力薄，仕途無望，哪有不墮落之道理。

　　最後，吴氏一族在辛亥革命後，星雲四散，除了一兩宅吴氏寓公回光返照，每日飲酒寫詩，結社論道，嗟嘆天地反復，大地沉淪之外，大部分人轉爲手工業者，以勞動手作爲生。也有幾房遠赴海外，亦未見有大成就。佛山吴氏大樹堂變成一片茫茫大地，吴氏一榮一枯，仿佛只爲印证“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一句名言。

　　看來，吴氏一家實在無法與上述這般禽獸之族人爲鄰，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吴氏早出走一步，不然，家真的不可居，故園真的不可居，咸與沉淪了。

　　

　　家與國的全息解碼

　　家不可居，故園不可居。循環了幾千年的禮義道德系統，究竟什麽地方出了問題？是誰，是什麽東西，這麽可怕，能讓國人心中，如八達嶺堅不可摧的道德長城急促地被摧殘和自毁呢？

　　在農耕專制超穩定的社會，每一個生命個體都從出生時被設定和注入了一個文化生命基因：忠孝。爲國君盡忠，爲父母盡孝也。其實也只不過是維持專制國家物質分配和經濟運行所需要的精神指引。這套以忠君和孝親合二爲一的儒家政治文化倫理，長期以來，幾乎以皇權宗教基本教義的神聖地位，作爲調節國家内部關係危機和家庭内部危機的强力黏合劑和潤滑劑。反之，如果物質分配産生危機或這套教義根本性的崩塌，那就是總體分崩離析的日子到來了。

　　這套文化生命基因以“身—家—國”，三位同源，家國同構。身生有命，有命在家，謂之身家性命。家，國之縮影，齊家以孝，治國以忠；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孝父忠君，家國如一。天下盡是孝子，天下必盡是忠臣，反之，天下每家盡出忤逆之子，則天下到處皆反賊。

　　只要翻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書中的五瓊芳爲博孝子之名，斷送了老人性命；黎景翼假父母之名，逼親弟吞鴉片自盡；石映芝母對兒媳和兒子正常夫妻關係的破壞；兩榜進士出身的符彌軒，功名成就後却嫌棄又臟又老的祖父，“齊家以孝”已成爲天下大笑話。

　　要達至國家政令通行，安定有序，只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齊，才能國治，國治必先家齊。於是“孝”順理成章作爲家禮——家族倫理和國禮——國家綱常的共同核心。這套幾千年行之有效的禮義廉耻、忠信孝悌的儒家禮教道德的文化基因，是不是發生基因突變和運轉錯亂呢？

　　先看家庭輻射到官場國事的全息圖的一個聚焦點：從第二回開始，先是候補縣太爺在船上做賊；後是野鷄道臺夫人和候補道按摩夫人各出奇招；結果是野鷄得了一個二品誥命夫人，而被制臺夫人們亂棍打出的按摩夫人的丈夫却候補道，“得意呢！不到十來天工夫，他便連接奉二個札，委了籌防局的提調和山貨局的會辦。”一個鹽運司就得了個二品頂戴。

　　苟才，行如其名，本是一個旗人，靠買通了督憲親兵，才弄了個候補道，得了個營務處肥差，闊了幾年，被彈劾丢官；又向欽差送了幾萬兩銀子，才保全了功名。此人爲了昇官發財，竟逼使自家的一個寡媳去做制臺的第五房姨太太，成爲官場無廉無耻第一人。二子苟龍光，“父之肖子”。先與其父六姨太私通，又向父索錢納妾，不獲，便與妻舅串通一個江湖郎中，在中藥上“寒熱兼施，攻補並進”，以藥斷送了苟才之命。真“父之肖子”也。

　　苟才父子成爲吴氏絶望地以小説人物向清廷死穴釘下的又一根耻辱柱。難怪官兵在中法戰争中，會望風沉船自逃，會在中日戰争中成了逃跑的長腿將軍，會在剿盗賊時以砍下百姓頭顱充數。不言而喻，清廷氣運，幾千年的皇朝已經腐朽，已走到了懸崖的盡頭。

　　按作者的原意，《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本來是一部呼吁以道德救國，提倡舊道德爲宗旨，基調悲凉的小説。不意，此小説形象大於理性，結果却成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句金科玉律的笑話，成爲皇朝崩潰、背叛、破産的形象解説詞。

　　一方面，表面煌煌大清，燈油已盡，内裏早已腐朽蛀空，而外呈末世衰敗之象。另一方面，歐風美雨冲刷，禮義忠孝之堤四穿八漏，西潮泛濫，家國禮義，道德人心，無法維係。如果山河破碎無法收拾和精神危機没法化解，最後惡化達至：社會“窮的愈窮，富的愈富”；骨肉親情摧殘，家不可居，故園盡毁；國將不國，家將不家，人將不人，社會充滿魑魅魍魎。國家内亂，領土被列强瓜分豆剖，那就到了天地易位，山河傾覆的一天了。

　　這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通過小説多次的批語。作爲小説中“家—國”社會圖像的文化解碼，而向世人發出最後的沉痛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