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0日，台灣與日本簽訂漁業協定，馬當局為此歡欣鼓舞，並強調是在“主權爭議擱置”下的爭取漁權的一次重大勝利，但島內各方看法呈現分歧，大陸各方不以為然者眾。為何會有如此大的歧義？要說明白，還得推遠一些，從歷史中找尋脈絡。歷史殷鑒不遠。筆者以1931-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對華手段以及蔣介石政府失去民心的作為為史鑒，對當下的兩岸關係及台灣朝野對日態度提供對照、參考。

　　一、從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來看，當前釣魚島爭端日趨深化的危機及日本政治、軍事的舉動需高度警惕

　　日本是個島國，自然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因此，自明治維新後，通過“蘭學”視窗，借助工業革命的發展，走上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道路。日本的野心從來並非局限在殖民中國，更延展於雄霸南太平洋。因此，其亞太戰略與美英等西方帝國的亞太利益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利益衝突的一面，這使得其稱霸野心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遭到極大挫折。二戰後，在國際冷戰格局下，日本受到美國的全面扶持，迅速融入西方冷戰陣營，未待深刻反省戰爭罪行便成為霸權國家陣營中的一員，使得日本軍國主義思維並沒有根本改變。特別是當日本具有了相當的國際經濟地位之後，政治需求逐漸膨脹，軍事野心也逐漸顯露出來。特別是1980年代後中國不斷崛起的現實與勢頭，讓日本稱霸亞太的野心嚴重受挫，忐忑不安。

　　從歷史上看，日本一旦確定外侵政策，一是它可以拋開一切國際社會和國際法的約束，正如一戰前它退出“國大”，二戰前它退出“國聯”。二是它會拋出明確的侵略政策。如侵華前夕，1927年6、7月間，日本田中內閣就召開“東方會議”，確定對華政策，拋出《對華政策綱領》，擬定《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密件，並以奏摺形式呈送日本天皇，內曰“惟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指中國東北地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就是有名的“田中奏摺”。政策確定，外侵腳步隨之加速。三是在其首要侵略地，頻做手腳，其中製造藉口、嫁禍於人、欺騙引誘是最為典型的做法。“九一八”前，日軍就製造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九一八”時則先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村附近南滿鐵路，再襲擊日本守衛隊，均嫁禍於中國軍隊，繼而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和瀋陽城發動進功。侵華過程中甚至共同防共都成了其大舉增兵的藉口。當前在釣魚島危機中，日本扭曲事實、混淆國際視聽的動作屢屢出現。四是做好國內的戰爭鼓動宣傳，擴軍備戰。目前日本右翼的一系列言論行動都有將日本重新推向外侵路線的濃重痕跡。五是爭取國際支持，尋找同盟國。比如侵華戰爭前聲稱其“無領土野心”，與德、意結成軸心國；比如在當前的東海南海爭端中遊說中國周邊國家，並軍援菲律賓、越南。六是經濟危機常常是其發動戰爭的直接導火索。始於1929年秋的全球經濟危機持續了4年，1930年波及到日本，並於1931年達到危機頂峰，它激化了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矛盾，成了日本右翼推動侵華戰爭的導火索。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日本大地震及海嘯、核災，使本已停滯的日本經濟再受重創，國土資源縮小1/3，日本政局更是動盪不安。這些刺激日本骨子裡的外侵欲念咄咄升起，恰如1929年秋全球經濟危機後的日本。七是利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綏靖政策，蓄勢以發。帝國主義國家的綏靖政策根源於與日本有著共同的侵略利益，日本擴張海外利益沒有嚴重侵犯其他帝國主義殖民利益的時候，綏靖政策就有其存在的土壤。面對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英美等國對日本舉動既縱容又限制，甚至對“九·一八”事變，仍寄望能防止日本獨吞並能分享中國東北，因此，通過國聯拋出東北“國際共管”的協議，直到日本一意孤行，退出國聯，進而侵犯華北、華東，終至珍珠港事件才被迫對日宣戰。

　　以近來日本安倍右翼政府的種種政治軍事作為來看，諸多跡象儼然歷史的翻版。雖然國際情勢大異從前，似乎一切作為也旨在選舉操作，但日本右翼利用美國重返亞太進行戰略再平衡的機會，修憲擴軍，引軍國主義幽靈上身的企圖仍不能不防，日本對中國釣魚島主權的強勢挑釁更需高度警惕。

　　二、看蔣介石政府抗日歷史需要汲取的教訓

　　1931年“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新一波殖民中國的侵略戰爭起點，迅速掀起的全中國人民的反日怒潮也拉開了長達14年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序幕。然而，面對日本侵略，蔣介石政府是如何做的呢？

　　一是以妥協、投降來應對日本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前，對日軍在東北的挑釁，蔣介石電令張學良的東北軍“不予抵抗，力避衝突”；事變之後，蔣電告張學良，以“地方事件”處理，要張“避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侯中央處理”。於此，東北軍不戰而潰，至1932年1月，整個東北國土淪陷。為確保既得戰爭利益，1932年1月28日，日軍又以“一二八事變”侵佔上海閘北。駐守上海的國民黨19路軍違背蔣介石指令，奮起抗戰，一個多月內，以前後總計不足4萬人的兵力（後有部分5路軍自動參戰）抗擊著不斷增援的10萬日軍。上海抗戰得到上海和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持。然而，蔣介石政府卻按兵不動，對十九路軍不僅不增援、不補給，反而停餉甚至截留各地捐款，還電告各部隊“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5月5日，蔣介石政府與日本簽定《上海停戰協定》，依此協定，日本軍隊可駐紮上海並擴大其駐防區域，中國軍隊只能退到昆山、蘇州一帶（19路軍抗日艱困，敗退至此），不得進駐上海。此外，協定附帶3項“諒解”：（1）中國取締抗日；（2）十九路軍換防；（3）浦東及蘇州河南岸中國不得駐軍。其後，蔣介石陸續與日本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包括1933年5月讓華北門戶洞開的《塘沽協定》；1934-1935年通過通車、關稅等協定對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予以默認；1935年5月和6月先後簽署喪失冀察兩省主權的《何梅協定》、《秦土協定》；1935年9-11月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對日本“華北5省自治”圖謀予以妥協，實行變相自治；1935年6月頒佈媚日的《敦睦鄰邦令》，禁止一切反日的言論、行動，“如有違背，定予嚴懲”。

　　二是念念不忘剿共。蔣介石政府採不抵抗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他急於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蘇區。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進行“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孫中山宣導的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破裂，蔣介石建立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權，逼迫共產黨走上“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蔣介石自1930年2月開始，對共產黨及紅軍根據地（蘇區）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至1936年底“西安事變”之前共發起5次。1931年7月“九一八事變”前，蔣對紅軍、蘇區正進行著第三次圍剿，此次圍剿至當年9月結束，其結果如前兩次一樣，蔣介石敗得焦頭爛額。紅軍和蘇區在反圍剿中不斷發展，嚴重阻礙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建立，成為蔣最大的心腹之患。因此面對剿共、禦日兩個戰場，他寧與侵略者妥協，任由國家領土主權被肆意踐踏也要繼續剿共到底。1932年“五五協定”後，蔣介石即頒佈“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黨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政策。此後連著發動了第四、第五次大規模剿共軍事行動。為了徹底消滅共產黨力量，蔣竟與日本勾結，夾攻地方抗日同盟“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殺害領導人吉鴻昌；剿滅聯共抗日的十九路軍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逼迫楊虎城西北軍、張學良東北軍赴剿共前線；1936年10月31日又第六次發起對紅軍的總攻令，終於激出“西安事變”；加之英美與日在華利益矛盾激化，國民黨內親英美派與親日派矛盾尖銳，英美派抗日主張佔據主導地位，至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蔣介石才被迫確立“聯共抗日”的政策，但同時通過的《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透露出蔣介石政府並沒有根本改變反共滅共政策。1938年10月武漢、廣州淪陷後，日本將進攻重點轉移到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戰場，抗日根據地承擔著抗日主戰場的艱巨任務。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政策，扭轉了聯共抗日政策。1939年4月至1942年，蔣介石掀起了兩次反共高潮，嚴重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3年3月又以《中國之命運》為反共輿論先導，圖謀發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幾次反共高潮在中共“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指導下被一一打退。

　　三是對日、英、美等帝國主義始終抱有幻想。作為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政權，其財富的累積是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殖民侵略、利益豪奪而達成的，因此它自覺成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對帝國主義的依附，使蔣介石政府喪失民族氣節，並必然對帝國主義的“善意”寄予極大的期望。面對日本，1934年秋蔣介石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希望日本了解其剿共苦衷，謀求與日“敦睦邦交”，寄望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適可而止。日本將計就計，1935年1月拋出“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新對華方針，要與國民黨政府“調和感情”、“增進邦交”。這大大鼓勵了蔣介石，表示有了日本這番“誠意”，他一定會“制裁一時衝動與反日行動，以示信義”，隨即派人去日本交換“親善”意見，直到正式頒佈《敦睦鄰邦令》。然而，蔣介石的“信義”換來了日本真正的善意、誠意了嗎？對英美帝國主義國家，蔣介石同樣抱有極大的幻想。蔣介石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後求助國聯，寄望國聯出面主持“公理”，進行“調停”。結果，國聯卻提出了一個對中國東北“國際共管”的方案。“盧溝橋事變”及“八一三事變”後，英美對日本侵華仍採取“不干涉”政策，一方面希望日本在中日戰爭中得到力量的削弱，降低其在亞太爭霸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又要從戰爭中發財，大量向日本、蔣介石政府輸送軍火；此外，還希望日本消弱中共力量，並唆使日本進攻蘇聯，因此，鼓動“和平解決”中日戰爭，壓制中國抗戰，促使蔣介石對日妥協。1937年蔣介石被迫抗戰後，再次呼籲國聯和英美援助，要促成國際聯合制裁日本的局面，並向國聯提出申訴和譴責日本侵略、協助中國等4項建議，國聯除了承認日本侵略中國，違背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外，將中日問題提交九國公約國開會討論，而在九國公約國會議前，美國就提出要給日本以經濟上、政治上的安全感，必須為日本保證原料及市場，會議上英美等國否決了中國、蘇聯代表提出的制裁日本的提議，會議最終通過的報告書，僅建議“中日停戰，改取和平進程”了事，沒有解決任何實質問題。蔣介石對日、英、美國家的幻想，實際成為對日妥協、縱容，不僅沒有遏止日本侵華的野心，反而助長日本氣焰。日本先是拒絕接受國聯決定，並宣佈退出國聯，其後，不僅將戰火延燒全中國，更波及亞太地區，甚至直接對美宣戰。

　　正因為蔣介石政權如此抗日，才導致全中國大片河山不斷淪喪。全國各階級、階層中對蔣介石及其政權抱有幻想的人，特別是中間派別、民主人士和團體，通過抗日戰爭，開始認清了蔣介石獨裁專制、喪失民族氣節的真面目，也從此，全國人心向背出現變動，國民黨地位開始降低，共產黨地位開始提高，國共兩黨的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蔣介石政權在大陸的執政根基大大鬆動了。

　　寫到此，筆者還要特別說明，抗日期間，雖有一些國民黨官兵浴血救國，他們的事蹟可歌可泣，永垂青史，但有著蔣介石這樣性質的政府和對日政策，這些真正抗日的國民黨官兵自身都被蔣介石出賣、剿滅，更遑論能扭轉當時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整體潰敗的局面，也改寫不了蔣介石消極抗日的鑿鑿史實。國民黨及一些台灣學者更不該以那些正面戰場的浴血奮戰掩飾正面戰場的整體敗績，否則將是對這些抗日官兵以生命呈現出來的民族大義的無情消費，是對這些官兵極大的不尊重。

　　三、釣魚島危機下的日本對台手段似歷史重演

　　日本在釣魚島危機中祭出對台手段與日本當年瓦解抗日統一戰線的手段如出一轍。當年日本侵華手段，一是扶植傀儡政權。先有不甘封建王朝被推翻的溥儀出任日本建立的“滿洲帝國皇帝”，後有與蔣介石權鬥了一輩子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衛，成了日本著力拉攏扶持並成立的汪偽政權。汪偽政權不僅幫日本“管理”佔領區，而且幫日本對抗日根據地的軍民進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消滅抗日力量。二是拉蔣反共，分化抗日力量。全民抗戰的14年中，日本利用蔣介石的獨裁、反共私心，在扶持國民黨內反蔣親日派的同時，為早日結束戰爭，一方面不断對國民黨正面戰場進行軍事進攻，並對蔣施壓，以摧毀蔣介石抗日信心，另一方面誘蔣反共，分化瓦解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聯蔣滅共為誘餌，逼迫、誘使蔣介石政府對日妥協、投降。

　　映照當前，面對台灣保釣決心，日本擔心兩岸聯手對日。為防止兩岸合作，日本對馬當局如對蔣介石政府一樣的軟硬兼施。一方面在釣魚島海域強硬宣示主權的動作不斷，另一方面利誘台灣，寄望從台灣方面為其竊取釣魚島主權尋求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就是利用馬當局對大陸的疏離心態、對美日的依賴心理，滿足馬英九當局的內政需求。馬當局最需求什麼？一是台日漁業協定談了16年仍未果，台灣漁船常常遭到日本驅離，甚至屢有衝突，漁民對當局無能極為不滿。因此，馬上台後一再呼籲日本就雙方漁業糾紛進行談判。二是馬當局既望提升與美日等西方主要國家的實質關係，並加入國際組織及活動，當下是寄望躋身東海南海紛爭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擁有發言權，希望參與東海資源開發，分享東海資源。日前馬英九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但沒有得到其預期的國際回應。三是擺脫當下的內政困境，提升民意支持度，為未來選舉做準備。

　　就此，日本有了實質舉動。早在2010年12月，在台北舉行的第9屆“台日論壇”上，與會的日本民主黨及自民黨籍多名政要、參議員就異口同聲表示，與台灣擱置主權爭議，先就漁業議題進行溝通；民主黨參議員風間直樹首度釋放出可以與台進行釣魚島主權爭議溝通的資訊。自民黨參議員岸信夫則提出台日兩軍建立海域安全合作，舉行海灘和自然災害搜救演習，以增進雙方關係。日本還借著災後重建的機會，與台南科學園接洽，將一部分工廠複製到台灣。在美日壓力下，馬當局明確且堅持不與大陸聯手。為了將這一成果更加鞏固，2013年3月日本震災2週年悼念儀式中，日本安排台灣代表與各國代表團及國際組織平起平坐。繼之，4月10日，日本在第17次台日漁業協定談判中對馬當局做出有限讓步，台灣首次從談判中得到實惠。其一，日本將北緯27度以南至日本巴重山群島以北的，囊括釣魚島及其12海浬範圍內的台日重疊海域作為此協議適用海域並進行漁界劃分。其二，把釣魚島及其12海浬範圍排除在適用海域之外，明定此協議不影響雙方對釣魚島主權的原本主張，滿足擱置主權爭議的要求；其三，規定在劃定海域內，彼此有責任遵守。此協議明顯滿足了馬的政治需求。其一，依此，台灣漁業作業範圍擴大約1400平方海浬，台漁民普遍對此表示“非常滿意”，減輕了馬的內政壓力。其二，提升了台與日本官方層級關係。協定規定，台灣“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駐台機構“日本交流協會”合作設立“副部級”官方協商機制“台日漁業委員會”，實質提升了台與日本官方關係。馬當局稱這是台日關係的“重大突破”，“代表台日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三，馬英九將之歸功於其“東海和平倡議”奏效。馬的“東海和平倡議”，第一階段是要達成中日、台日和兩岸的雙邊對話。馬認為“如今‘台日漁業協議’展現了成果”，並得到美、日、歐等國的贊同，提高了台國際爭端解決中的話語地位和曝光度。其四，顯示馬要借此逼大陸正視台灣已參與東海國際紛爭的事實，正視台灣參與的“台日漁業協定”模式。特別是在台與菲律賓發生廣大興28號事件時，台方提出台菲漁業談判也循台日漁業協定模式；馬並稱，大陸也可與台就相關漁權問題進行協商；呼籲台、大陸、日本三方共同商談。上述一切都成為馬當局的政績，是其民望提升的利基。

　　四、釣魚島危機下的兩岸關係

　　以史為鑒，台日漁業協定的簽訂，透出如下幾個訊息，也對兩岸關係必然帶來後續影響。

　　首先，昭示出兩岸政治對話不是“沒什麼可談”，而是太多層次的問題應該進入商談。馬當局對東海及釣魚島的維權，從“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上看，本應有助於形成兩岸共同維權的默契,以及強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國際認知；但是，在實際操作上，馬當局在維護主權的合作層面與我進行明確區隔，在資源開發的合作層面拉進第三方，其積極提升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地位及發言權，謀求參與更多雙方或多方對話，根本目的應該是凸顯“中華民國”的“事實存在”，是要使“中華民國”在該議題的談判、解決過程中不被邊緣化，因此，不可避免會在涉外領域碰觸“兩岸主權之爭”的敏感神經。馬英九始終強調兩岸關係“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如何解讀為更具實質意涵的正面表述？特別是在國際場域如何解讀、如何操作？這不僅是兩岸在國際關係中發生誤會、衝突的根源，也是兩岸必須進行政治對話的內容。筆者認為，理解可以帶來寬容，但絕不等同於認同，因此，一味依賴一方理解、包容所累積下來的不會是互信的增加，而是善意的耗損。這就是大陸希望兩岸儘早進入政治商談的原因。馬迴避政治談判，卻不斷在政治層面有所動作，對兩岸政治互信的深化極為不利，也將對島內民眾“一中框架”的認知形成干擾。

　　其次，揭示了馬當局與大陸的疏離、對大陸的算計。台日漁業協定的簽署，其內容及後續馬當局的解讀、態度，令筆者長歎！一句“釣魚台主權問題我們一寸都沒有讓”，不是有些自欺欺人嗎？質疑之一，對主權爭議是都“擱置”了，還是日本根本就沒有擱置，卻以小利誘台擱置了？台灣怎樣保證日本擱置或讓日本擱置呢？目前日本連釣魚島主權歸屬有爭議都不承認了，怎會有“擱置爭議”之舉呢？看看日本對釣魚島、大陸保釣的態度，不難認清。質疑之二，離開主權談何“資源分享”？為解決海域重疊問題引發的漁業糾紛，台與菲律賓在1991年曾簽訂“海道協定”，菲律賓允許台灣漁民行經該國海域，但菲國在1998年修訂漁業法，限制外國漁船在其海域作業，闖進禁地的漁船一視同仁，一律嚴辦。由此，“海道協定”自動失效。至今台菲漁業糾紛不斷，還剛剛發生漁民被擊斃重大事件。可見，離開主權支撐，即使談成，“資源分享”也隨時可以隨主權國意志改變、或因主權爭議再次升高而成一紙廢文。質疑之三，台日既已劃定漁業範圍，明確將釣魚島及其12海浬海域排除在外，還專門強調雙方必須遵守此規定，無疑是將台灣框在了釣魚島及其12海浬海域之外，只要台漁船進入協定非劃定區就是違反雙方協議，日本就會有所反制，這等於排除了台灣保釣的正當性。如此，馬為了維護漁權，又將如何繼續維護釣魚島主權呢？

　　連島內媒體也報導日本多家媒體披露，日本之目的在阻止兩岸聯手保釣，以拉攏台灣牽制大陸。馬英九會不了解嗎？筆者認為，馬還是了解的。那為何還這樣做？筆者分析，一是日本背後有美國撐腰，美、日兩國，台灣都得罪不起，也不想得罪，何況骨子裡跟兩國還“親”還“友”呢，憑什麼得罪？二是這次日本寧讓沖繩漁民利益受損也要“滿足”台灣，台灣何曾感受到過如此的厚愛，怎能不領受日本這份遲來的“誠意”“善意”？三是捍衛主權的問題上，台灣雖力爭浮上檯面，但也自忖無能為力，那為何不乘機得些實惠呢？既安撫了漁民，減輕一些內部民意、綠營的壓力，還增進了台日關係，對美、日都有了交代，也為“和平倡議”增添光環，何樂而不為呢？那就讓大陸跟日本、美國鬥去吧！此外，筆者對馬“做事相當務實”這一點有了新的體會，這特別表現在他的“獲利了結”。台日漁業協議之後，釣魚島主權爭議更將“擱置”，恰如兩岸大交流開啟之後，政治談判也就可以擱置了。因為，既然想吃的肉到嘴了，難啃的部分，還啃它幹嘛呢？

　　在中華民族利益嚴重受損的民族難中，馬當局單方面與竊奪中華民族祖產者合作，發了點台灣財、選舉財。這是筆者對台日漁業協議的定性。筆者不是因為台灣漁民受益了而感到不滿，相反，大陸政府和人民沒有一個不希望兩岸漁民能在自己祖權海域自由行使生存生產的權力，讓兩岸漁民獲利正是保衛釣魚島主權的根本目的，但是，問題絕不是表面這麼簡單，協定的深層影響是，它讓全體中華民族一致對外捍衛釣魚島主權的氣勢有了缺口，讓所有不希望祖產受損的炎黃子孫傷了心，也為兩岸關係的互信灑下陰影，站在大陸的角度上看，這點利實在是得不償失的。這兩天，台日漁業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台方竟然要求日本再給台灣漁業作業緩衝區，馬當局對日抱有的幻想，唯此觀止！

　　筆者曾發文分析過馬英九的政治價值觀念、冷戰思維，並認為這樣的政治觀念、立場必將耗損其民族情懷。今天，它竟然應驗了，且真實的展現在面前！釣魚島問題的確是檢驗每個炎黃子孫民族大義的試金石，檢驗每個政治人物胸懷、格局、眼光的標示線。筆者記得，馬英九曾以類似“就你有民族大義”這類的話語回敬他人，以昭示自己懷有的中華民族情感、民族大義絲毫不比別人少，但民族情感、民族大義要遇到事才能具體體現、清楚衡量。現在筆者不禁要問，難不成馬英九在全中華民族的利益上要重蹈蔣介石的覆轍嗎？馬英九有必要重溫蔣介石政府時期的對日作為，重新翻閱日本為殖民中國祭出的種種侵略手段，以及美國當時的心態做法，以使自己在當前國際大格局變動的當下，免於迷失自己的民族氣節和歷史定位，真正找到中華民族的自主性。馬英九常將孟子的以小事大靠智慧掛在嘴邊，馬當局中有人也以“大陸牌”、“美國牌”兩頭“玩得漂亮”沾沾自喜。豈不知，“以小事大”最重要的是不失民族氣節，搞成喪失民族氣節的投機取巧，就成了權術意味濃厚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馬英九相當看重“尊嚴”、“尊重”，如果沒有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立場，靠投機兩頭獲利，還談何尊嚴，如何被尊重呢？

　　當然，筆者也看到，馬英九不斷言稱台日漁業協定並沒有放棄釣魚島主權。那退一步說，未來要觀察的也是公認的觀察點：一是馬當局如何應對日本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的進一步動作。日本至今沒有停止對釣魚島主權的爭奪，大陸與日本在相關海域的軍事衝突風險絲毫沒有降低，一旦日本做出進一步侵犯舉動，馬當局將作何實際反應？二是島內保釣團體的保釣舉動，馬當局將如何表態、因應？三是如何對待大陸漁民。就筆者所知，迄今馬英九對台“海巡署”“大陸與台灣漁民共處台日漁業協定涉及海域漁場時，將對大陸漁民驅離”的言論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因此，當兩岸漁民共處相關海域漁場時，馬當局對大陸漁民的作為就是其最真實的態度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