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學運世代”是指台灣20世紀80年代中期始參與學運，尤其是1990年參與反對國民黨當局的“野百合學運”及其後加入民進黨並扮演一定角色的精英人物群體。在民進黨大陸政策務實轉型的過程中，“學運世代”或幕後參與或直接發聲，諸如1996年5月推出《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1998年2月的黨內中國政策研討會、2000年“黨綱定義擴大化”討論、2002年“黨綱柔性化”提案、2004年的“新文化論述”、2005年“新民進黨運動”，乃至2006年反陳水扁“第二共和”“二次憲改”、2007年初推動“第三共和修憲案”等幾次大的動作，都以其較“基本教義派”更為開闊而前瞻的國際化視野，在兩岸定位與互動關係上提出了新的務實思考，從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推動者角色。然而民進黨執政8年來，“學運世代”大力鼓噪、參與推動的“台獨”務實轉型路線在選舉利益的綁架下中斷、逆轉，少數“學運世代”以另組政黨的方式，不惜與民進黨決裂，捍衛民進黨務實轉型路線（“台灣前途決議文”）精神。“學運世代”在政途發展備受“台獨教義派”路線連累的情況下，未來發展值得觀察。

　　一、“學運世代”兩岸政策主張的主要特點

　　由於所處的島內外大環境的差異，“學運世代”的兩岸政策主張表現出與民進黨內以往任何一個世代都不同的思考。這就是，儘管“學運世代”作為一個整體，尚未形成統一的共識，在解決兩岸關係問題的戰略戰術上還有著各樣的分歧，但從其共性上來看，其在堅持“台獨”理念的同時，表現出與傳統 “台獨教義”（“台獨黨綱”）的鮮明區隔以及政策上的開放性、務實性。

　　（一）與傳統 “台獨教義”（“台獨黨綱”）的鮮明區隔

　　民進黨的大陸政策，最主要的體現在兩岸關係定位與兩岸互動這兩個方面。民進黨的《台獨黨綱》集中了“基本教義派”的立場主張，而《台灣前途決議文》則集“學運世代”的務實思考之大成。雖然“學運世代”在大陸政策的具體策略上仍有一些歧義，但都希望修改甚至放棄“台獨黨綱”，在維持“台灣主權事實獨立現狀”的基礎上，展開兩岸全方位的互動，其立場觀點與“台獨基本教義”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在台灣前途上，從“台灣共和國”是唯一選項到“台灣共和國”是選項之一。

　　與“台獨黨綱”中“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唯一明確目標相較，“學運世代”希望“台獨黨綱”“回歸民主自決”。正如郭正亮所言，歷經多年的統“獨”激蕩，台灣前途的選項已經更加多元，“台獨”願景未必等於“台灣共和國”，也可能是“兩個中國”乃至“華人國協”，可“台獨黨綱”卻完全排除這些選擇，只認“一個國家”，這樣“既默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現狀，又不接受現有的中華民國國號”的做法，使民進黨陷入“既要維持現狀，又要推翻現狀的定位矛盾”狀態。因此，他們反對預設台灣的統“獨”立場，提出“台灣在民主化之後獨立和統一都變成正當的選項”，台灣前途由人民“公投”決定。而游盈隆認為，台灣必須在兩岸問題上“保持高度的靈活與彈性”，“在不傷害二千三百萬人基本權益的基礎上，創造一個可獨可統的迴旋空間，以爭取全民最大利益”。

　　2.在“台獨”內容上，從追求“台灣共和國”到認同“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

　　“台獨基本教義派”主張台灣儘早“獨立”，而且要“一步到位”，建立“台灣共和國”，“制定新憲法”；認為台灣本已具備“獨立”的條件，但套上“中華民國”的外套就什麼都不是了。而《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認為，實現“台獨”並非“一定要建立一個所謂的台灣共和國”，“只要可以達到獨立的目標”，什麼名稱（即“國號”）都“可以暫時接受”；“新文化論述”認為“台灣已經獨立”，“中華民國是台灣”，“維持現狀”就是“台獨”，主張“接納‘中華民國’國號”，認為“中華民國”“國號”有“安定兩岸的保護作用”，接受“中華民國符號”並不會對“台灣意識”不利，相反“可在台灣認同上拓展縱深”；提出民進黨應該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以執政的思維”定位兩岸及各項政策；周奕成則指出，“台灣已經是獨立的，不需要再獨立一次。現行憲法是正當的，不需要再制憲一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以外的另一個國家。這就是我所謂的實質獨立。台灣的實質獨立，也是中華民國存在的基礎。因此台灣實質獨立是全體台灣（中華民國）國民的根本國家利益，不分黨派要團結維護”，因此他反對2006年陳水扁“凍結現行憲法，制定新憲”，批評此舉“破壞國家利益”。羅文嘉認為，“從最早1912年中華民國在大陸成立，到1949年後蔣中正把中華民國帶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台灣’，1996年總統民選後，應該變成‘中華民國是台灣’”。

　　3.在兩岸政治文化關係上，從“分裂中華民族”到“淡化台灣民族主義”，從“獨立的台灣文化”到“台灣文化不能去中國化”。

　　“台獨基本教義派”認為兩岸是“兩個國家的關係”，並試圖將台灣從中華民族中分割出去，從理論上製造所謂“獨立”的“台灣文化”、“台灣民族”、“台灣國”。而“學運世代”則提出“淡化台灣民族主義”。郭正亮提出台灣與中國是“文化兄弟”關係，兩岸在“分裂分治”的現實中有“一個中國”的“歷史遺留”，故而是“特殊關係”；顏萬進則提出兩岸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觀點。“新文化論述”的代表羅文嘉指出“文化與政治必需做區隔，文化不能‘去中國化’”，“中國文化到台灣來，經過在地化的重新詮釋，也成為台灣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環，如此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台灣新舊住民，才能有安身立命的歸屬感”。游盈隆認為，“台灣要擺脫中國意識，這個中國是一個政治的意涵，不是文化的。就政治中國來講，我們堅決在未來30年50年以內應該要劃清界線，文化上的意涵可以勝任，可以討論，過去的淵源、血統、歷史都不必否認，但在政治上應該分得非常清楚”。

　　4.在兩岸交流上，從“不與中國接觸”到與中國展開“全方位互動”。

　　與“基本教義派”不願、懼怕與大陸接觸的心態相異，“學運世代”對中國研究表現出濃厚興趣，他們或進大陸高等學府進修，或多次深入大陸考察參訪，以增進對大陸的了解，進而試圖提出解決兩岸問題的架構與觀念。如兩岸交流全面化、正常化，兩岸高層在不涉前提、避談主權、地位對等的基礎上進行政治對話或談判，同時尋找兩岸互動的可行性制度化架構，如郭正亮提出的“兩岸聯立”，顏萬進的以“一個民族、兩個中國”的現實為基礎的類似兩德基礎條約的模式，陳明通的“統合論”、“第二共和”論等，都旨在通過建立這樣的架構，使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或“台灣主權獨立的現狀”以“法制化”的方式固定下來。

　　5.在實現“台獨”的做法上，強調安全與和平原則。

　　與“基本教義派”寧冒戰爭危險也要推動“法理台獨”的做法不同，“學運世代”出於奪取島內政權的考慮，基於台灣安全是美國亞太利益所系的認知，面對美中台三方關係的新情勢，無不強調“台獨”的“安全”與“和平”。《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指出，民進黨要想“台獨”在自己手上完成，“就必須務實地保證和平與安全”。“學運世代”宣導兩岸全方位互動，也旨在通過交流，積累了解，建立互信，減少兩岸情勢的誤判，避免擦槍走火的情況發生。而主張“改變現狀才需公投”，反對修憲，由挑戰兩岸和平底線走向防禦兩岸戰爭的爆發。這些思考，體現出“學運世代”在追求“台獨”的同時，顧忌到國際政治現實，也知道自己對台灣安全負有責任。

　　（二）堅持“台獨”理念

　　從上述“學運世代”與“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政策區隔當中，我們不難發現，“學運世代”雖然對“基本教義派”的兩岸政策並不認同，但並沒有放棄“台獨”理念。游盈隆就明確提出，“在台灣內外環境出現結構性變化後，民進黨必須從傳統的衝突導向的運動策略改採和解導向的運動策略”，他建議“獨派”人士“揚棄三大錯誤”，“一是走出虛無主義的陰影，二是揚棄形式主義，三是避免盲動主義”，認為“民進黨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應該重新豐富“台獨黨綱”的內涵，清楚的告訴台灣人民及全世界什麼是台獨？為什麼要主張台獨？什麼時候台獨？如何台獨”。可見，“學運世代”思考的是如何將“台灣”與“中華民國”相連接，從而“負責任”的亦即“和平”的達成“台灣的實質獨立”，在操作手法上，其改變的不過是達成“獨立”目標的戰術，在論述上，不過是對“台獨”分裂行徑進行了柔性包裝而已。

　　（三）政策上的開放性

　　“學運世代”兩岸政策中所體現出的開放性，主要是因為其成長背景與民進黨內以往的世代大不一樣。“學運世代”就學期間雖然感受到校園內對學生思想的箝制，但與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沒有太多的歷史糾結，更沒有如“二二八”事件那樣的親身經歷而因此與國民黨當局結下血仇；反專制的社會政治大環境，也給了他們抒發內心嚮往自由民主的渠道，更讓他們沒有付出太大的代價就成為社會關注、支持的一群。沒有前幾個世代濃厚的悲情意識，個人發展道路的較為順暢，都使“學運世代”可以在更健康的心態、更大的格局上，審視兩岸關係的現狀與未來發展趨勢，並將其放在國際大環境中加以審視、調整，從而在其兩岸政策中體現出開放的特點。

　　正如顏萬進認為，“學運世代沒有亞細亞孤兒的棄兒情結，相對而言比較健康，可能為台灣國家發展保留開放式心胸，願意並且可以接受開放演變下的結局，兩岸關係太複雜，因此保持開放式心態是這一代人必須做到的。這也是國家生存的經營管理策略問題。國家要生存下去，如何排除不必要的風險，降低風險，讓國家生存保有最大優勢，只要確保國家生存，其實不是非怎樣不可”。

　　（四）政策上的務實性

　　這樣的成長背景、心態與認知，加上他們對兩岸關係的了解與研究較以往民進黨內任何一個世代都更為深入，進而促使他們的兩岸政策具有相當的務實性。他們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剖析大陸的政風民情，並預測台灣在兩岸政經交往中的利弊得失，努力將政策的制定奠基於“知己知彼”之上，而“知己知彼”的結果是“學運世代”的兩岸政策主張，更具有心理上的篤定性、政策的開放性，也更貼近兩岸交流事務的本身，而非盲目的受困於心理上的恐懼與無稽的揣測，在兩岸交往上的作為，則表現出主動多於被動，溝通了解多過故步自封。周奕成就將“台獨運動新世代綱領”運動歸結為“學運世代”的務實性。他說，“那次運動我認為我們很成功，我們提出的觀念，跟後來民進黨轉型、新政府執政後的國家定位很接近，證明我們有掌握到那個趨勢，但不是我們看的特別清楚，是大家都知道，但只有我們把真相講出來，我們只是沒有包袱，可以務實認識真相而已”。

　　（五）沒有形成對兩岸政策的共識

　　儘管許多“學運世代”相信，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將是“學運世代”可以發揮與承擔責任的新舞台，“學運世代”也因此而在兩岸關係上的研究著力甚多，但作為一個整體，“學運世代”並沒有一致的共識，特別是在統“獨”觀上，有的認為可以務實解決，有的則予以否認。如田欣曾大膽提出“最好的方法還是與中國尋求和平共存、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模式，如果這代表著台灣必須放棄、犧牲某些東西來換取這個和平模式，我認為我們應該接受，不論這種模式是國協、聯邦或是其它模式。最好的情況當然是中國能改變它的態度，……若它對台灣夠友善，台灣犧牲一點換取和平是可行的”。李文忠同意田欣的觀點，認為“台灣讓中國大陸取得一定的、特殊的政治影響力，可能是保住台灣現狀最好的方式。但是中國一定要給我們東西，我認為這是台獨現階段的任務，讓中國取得的東西越少越好”。游盈隆認為，“台灣必須在兩岸問題上保持高度的靈活與彈性，在不傷害2300萬人基本權益的基礎上，創造一個可獨可統的回旋空間，以爭取全民最大利益”。而林濁水的核心幕僚陳尚志卻認為，“統獨問題無解”，強調“統獨是不同價值觀衝突，無法解決，要靠時間，沒有務實解決這回事，只有統一或被統一”，並質疑“許多年輕人強調務實解決時，其實是在為統一作心理準備”。

　　也正是有著難以跨越的分歧，“學運世代”在兩岸政策上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此外，某些在黨務、行政系統內擔任要職的“學運世代”政治人物為了為陳水扁當局的政策護盤，在兩岸政策上也出現大幅轉向。如林佳龍2007年在民進黨秘書長任上，對民進黨中央通過“國家前途決議文”指稱，1999年民進黨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是“策略上的撤退”，“間接承認了中華民國體制”；但“中華民國現在的遺毒越來越強”，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用‘中華民國’和台灣連結，利用‘中華民國’宣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謂的一中原則，造成台灣的重大危機”，因此，林佳龍強調，“台灣經過民主化後，民主牌獲得認同，現在正是時機，要向中華民國體制說byebye，展開一個全新的體制”。  

　　未來“學運世代”的兩岸政策歧義否會因固有的理念不同，甚或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而進一步擴大，有多少人會像周奕成一樣為了捍衛自己的理想、理念而選擇與民進黨分道揚鑣，它將對民進黨下一個世代產生怎樣的影響，都是一個值得長期關注的議題。

　　二、對民進黨大陸政策的影響

　　島內外政治大環境的變化，給了民進黨內“學運世代”思考大陸政策的背景和空間，這些年輕精英及其思考在當時雖然並未成為民進黨轉型的引領者或主流意見，但卻相當引人注目。在民進黨大陸政策的調整與轉型過程中，“學運世代”無疑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而當民進黨執政後，日益背離核心價值，走向墮落，甚至完全被“台獨基本教義派”綁架後，少數“學運世代”則以另組政黨的方式，不惜與民進黨決裂，捍衛民進黨務實轉型路線（“台灣前途決議文”）精神。

　　（一）“學運世代”在民進黨政策轉型中成為不可忽視的推力

　　“學運世代”在民進黨大陸政策務實轉型中的推動作用，集中體現在1996年5月推出《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1998年2月的黨內中國政策研討會、2000年“黨綱定義擴大化”討論、2002年“黨綱柔性化”提案、2004年的“新文化論述”、2005年“新民進黨運動”，乃至2006年反陳水扁“第二共和”“二次憲改”、2007年初推動“第三共和修憲案”等幾次大的動作上。

　　1996年5月，民進黨“正副總統”搭襠彭明敏、謝長廷在首次“總統直選中重挫，民進黨內出現強烈的檢討聲浪，“基本教義派”出走，自組“建國黨”，民進黨傳統“台獨”論述面臨空前挑戰，“學運世代”則趁勢發動了一場串連運動。由時任文宣部主任周奕成、選舉對策委員會副執行長陳俊麟等人發起了“新世代台獨綱領”運動，這次串連運動雖然在短時間內煙消雲散，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反應了“學運世代”努力掙脫傳統包袱、尋求新出路的可貴探索，其內含的求新求變以及“大和解”精神，也彰顯了一定的時代意義，從而成為民進黨務實轉型的重要動力之一。輿論一致認為，3年後民進黨“全代會”通過的替代“台獨黨綱”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核心價值，幾乎不脫《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的基本精神。

　　此後，1998年初的黨內中國政策研討會，幕後運作的關鍵人物正是美、新兩系的學運精英郭正亮、顏萬進。這次研討會的成功，不僅使全黨在大陸政策上有了一定的共識，更促進了一向保守的新潮流系向務實方向的邁進，進一步減輕了“台獨”教條對民進黨大陸政策轉型的束縛；而“學運世代”多次發動的檢討“台獨黨綱”的動作，也催生2001年10月“《台灣前途決議文》位階優於‘台獨黨綱’”的“全代會”決議；由於《台灣前途決議文》是民進黨在野時所提出的“準執政論述”，“學運世代”認為，面對民進黨執政後，特別是選舉操作帶來的朝野惡性政爭、族群矛盾尖銳、社會對立分化、支持基礎鬆動的新困境，民進黨要轉型為真正的執政黨，其論述應比在野時更豐富、廣大，真正展現出執政的思維，因此，2004年的“新文化運動”，2005年“新民進黨運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民進黨執政危機下試圖建構民進黨的“執政論述”，開啟多元認同的大門，穩定民進黨的執政根基，以“讓社會認知民進黨就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的新探討。也正因如此，2006年曾任民進黨青年部主任的周奕成等明確反對陳水扁在“第二共和”名義下，“凍結現有憲法”以制定一部“新的台灣憲法”的動做，批駁陳水扁此舉將造成兩岸緊張，“有失國家元首的責任感和信用”，並大動作推動“第三共和修憲案”，從而彰顯出“學運世代”的理想性與自我惕勵。

　　面對新的國際及兩岸、島內情勢，民進黨內的“學運世代”對如何落實“台獨”有新的思考與認識，故而對黨內那些“傷害台獨”的激進政策，一次次表達出明確的反對意見，從而促進民進黨的大陸政策更加趨近島內主流民意，實現務實轉型。

　　（二）理論的粗糙與派系的制約，導致“學運世代”未能掌握黨內政策主導權，因而其政策未能成為黨內主流意見

　　《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因為推動了《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出籠，被認為是“學運世代”畢業後最具有“挑戰主流價值與既有遊戲規則”意義的串連運動。其後的“學運世代”在政策上的發言，雖有與這次運動一樣的曇花一現，卻沒有如這次運動一樣催化出如“決議文”般鮮亮的果實，使《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成為“學運世代”唯一具有實質意義的發聲。之所以如此，根源無它，“學運世代”因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作支撐，也沒有徹底解決“承認中華民國”與“追求台灣獨立”的矛盾糾結，所以難以贏得廣泛的認同與支持，更因尚未掌握黨的資源、未能形成世代共識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制於黨內權力鬥爭與派系的制約，難以凝聚成一股力量，引領民進黨的政策走向。

　　1.理論粗糙。

　　究其原因，一是：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的論述困境就在“法理台獨”目標與現實政治的矛盾無解，民進黨的憲法專家曾明白指出，只有“法理台獨”才符合國際法的邏輯。這意味著任何對“法理台獨”的粉飾包裝或逃避都是無濟於事、邏輯不通的。何況，民進黨的轉型本質上也說明從國際環境、兩岸關係的政治現實情勢來看，“法理台獨”都是條死路。因此，“學運世代”要找出民進黨真正的大陸政策核心論述，必須徹底拋開“台獨黨綱”，而不是與一條死路糾纏不清。在這一點上，他們尚沒有能力根本超越民進黨的傳統理念乃至歷史文化局限，不能徹底擺脫“台獨黨綱”的羈絆，因此也就沒能找到取代“台獨黨綱”的全新願景，因而在政治認同上不能達成共識並提出徹底消除民眾疑慮的原則立場，也難以構建出相對完整的理論論述，更別說提出進一步落實的配套政策了。

　　此外，追求內容繁雜，面面俱到，也是“學運世代”無法提出完整論述，贏得廣泛支持的原因之一。林濁水就批評“新文化論述”試圖將“族群、統獨及政治對立‘三合一’”，“只會模糊焦點”。

　　理論粗糙的原因之二：“學運世代”雖然以其對民進黨執政轉型的清楚認知而不斷提出相關的思考，但是，提出這樣的思考大多是基於政治現實的催迫。考察“學運世代”在民進黨政策轉型中的作為，不難發現，其發動的時機與島內重大選舉有相當大的契合。《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與1996年“總統”選舉民進黨慘敗密切相關；1998年中國政策研討會的召開，既因1997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大勝也是為了因應1998年底的“三合一”選舉的需要；2004年選後“新文化論述”的提出，既是呼應穩定島內政局的“上意”，也恰在年底“立法委員”選舉到來之際；而2000年以來修改“台獨黨綱”的種種動議，不是出於為陳水扁的政策矛盾解套，便是基於短期的朝野政黨合作利益；2005年“新民進黨運動”的提出則時值羅文嘉競選台北縣長白熱化期間。可見“學運世代”的舉動更多地被質疑為治標不治本式的“短線操作”，或“企圖切割與黨的關係”，並非沒有緣由。儘管“學運世代”的思考可能不儘然限於選舉時刻，但選民的壓力大概是促其在選舉的敏感時期有所舉動的直接原因。由於將尚不成熟的思考倉促提出，必然暴露其理論的不完善。最終多是半途而廢，淪為選舉、政治操作的工具，成了空泛的“善意期待”。

　　2.“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強烈反制。

　　“基本教義派”在海外拼命多年回到台灣後，就是希望台灣要“獨立建國”，他們有人脈、有財力、有行動力，也有“使命感”和歲月不饒人的急迫感，加之他們對大陸的敵視、對兩岸開放的非理性恐懼，故對“台獨”有著超強的意志力，難以溝通，不易說服，因此，成為民進黨擴大票源、登上執政舞台的最大包袱。可以說，民進黨的轉型史就是“基本教義”與“務實”兩派的激烈較量史。民進黨內的“台獨基本教義派”雖然隨著“建國黨”的建立而與民進黨分道揚鑣，但仍有不少“基本教義”者出於各種考慮而選擇留在民進黨內。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他們對民進黨的轉型都扮演了“壓力團體”的角色，更對“學運世代”的“前衛”發聲或極盡譏諷或無情抨擊。如“學運世代”種種淡化“台獨”的主張，被“基本教義派”指責為“貶低台獨、模糊台獨、俗化台獨，甚至醜化台獨”，“打著中華民國的旗號搞台獨”“根本走不通”，“等於自殺”，不但無法解決“國家認同危機”，反而混淆台灣民眾的“國家觀念與國民意識”，使“國家走向毀滅之路”等等。對“學運世代”在“文化論述”等重大議題上的闡述，更被民進黨傳統支持者痛駡“背叛”，“不知啥碗糕”。民進黨在2000年上台後，由於改革、清廉形象盡失，政績不佳，為求鞏固基本盤，更是逐漸被“基本教義派”綁架，使民進黨務實轉型路線中斷。2006年游錫堃接任黨主席後，時任民進黨秘書長的林佳龍、“立法委員”郭正亮等打算在3月底舉辦黨內第二次中國政策大辯論，讓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回歸“中間”、“溫和”，幫陳水扁解套，以贏得2008年“立法委員”及“總統”選舉，結果“行政院”一個“積極管理”政策出台，就把辯論徹底取消了。而在兩岸政策上走向“務實”的新潮流系則對此次辯論相當低調，主要原因就是怕再次面對1998年首次辯論時許信良被“基本教義派”圍剿的局面。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的慘敗，才使“基本教義派”在嚴重的危機感下，對“總統”選舉中謝長廷的兩岸政策保持沉默。

　　3.“務實派”內部的權力鬥爭與派系的制約。

　　除了“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強烈反制之外，“學運世代”的思考還受到“務實派”內部權力鬥爭與策略分歧的衝擊。《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運動之所以後繼乏力，就是因為當時民進黨主席許信良透過幕僚陳文茜遊說，企圖收編運動成果，而“學運世代”們不願接受黨中央這樣的擺佈而宣佈退出，使這次運動頓失動力。這是“學運世代”的主張受制於“務實派”內部權力鬥爭的典例。就派系利益的束縛來說，民進黨內的“學運世代”，除了郭正亮、林佳龍、馬永成、羅文嘉等幾個人不在新潮流系之外，幾乎都在新系，這就使得“學運世代”們的思考一方面很難突破派系的利益，一旦有損派系利益，或涉及派系龍頭的權力卡位，派系大老首先會出面進行壓制、反駁。2005年面對“民（民進黨）親（親民黨）合作”議題，李文忠建議刪除或修改“台獨黨綱”，引起黨內譁然，新潮流系辦公室馬上發表聲明，對李文忠的言論“深表遺憾”，並要求所有成員對任何重大議題的發言必須事前經過團體討論。另一方面，“學運世代”們的思考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他派系的藏否，它涉及各派系之間的利益權衡與政策策略分歧。1998年由郭正亮、顏萬進以中國政策研討會4共識而整理出來的《民進黨大陸政策共識草案》，就是由於各派系觀點仍有分歧而僅僅成為民進黨中央的“參考文件”。而2005年10月羅文嘉、段宜康倡議的“新民進黨運動”則被派系矛盾扭曲為“向老一輩逼宮”的“世代鬥爭”。

　　綜上所述，政治上日益成熟的“學運世代”在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仍“定於一尊”、“不做傀儡仍是夢想”等黨內外政治生態環境中，自然顧忌日多，也就失去了“學運世代”集結成一股力量而彰顯這一世代主體性、先鋒性的能量。因此，《台獨運動的新世代綱領》運動就成為迄今為止的最後一次“學運世代”跨派系的串聯和集體發聲，也引發外界對“學運世代”理想性的質疑。儘管如此，“學運世代”由於沒有歷史包袱，可以更為務實地揭出事實真相，而抓住了民進黨轉型的大趨向，促進了民進黨的自省與轉型，同時讓黨內高層看到了他們的能力與潛力，為這一世代自1996年後逐漸進入民進黨中央黨部、地方黨部核心階層提供了契機。

　　（三）周奕成等另組政黨，雖被開除黨籍，但仍扮演了民進黨務實轉型路線的激進捍衛者角色

　　民進黨在2000執政後，始終施政績效不彰，貪腐墮落，黨的核心價值淪喪，特別是為求選票，中斷了“台獨”務實轉型之路，日益背離“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精神，“學運世代”或多或少都有批評的聲音與看法出來，特別是周奕成繼2006年成立“世代論壇”後，2007年進而另組“第三社會黨”，遭致被開除黨籍，意味著民進黨“基本教義派”與務實派的矛盾空前激化，“學運世代”中最具理想性、行動力的政治人物對務實轉型路線採取了激進的捍衛行動。

　　2005年，羅文嘉曾提出“新民進黨運動”，希望找回民進黨過去主張的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通過反省，重塑民進黨的形象，結果遭到黨內大力圍剿。2006年陳水扁“國務機要費弊案”纏身，“紅衫軍”要求陳水扁下台，在民進黨二十週年黨慶前夕，周奕成等一批“學運世代”成員跳出來嗆扁，周撰文直言批判陳水扁，甚至暗諷陳的作為“並不愛國”；他在給民進黨青年的公開信中，抨擊黨領導層的問題，進而舉辦“世代論壇”，並規劃未來十年的政治綱領，企圖為黨找尋出路和轉變的契機。這些都反映出作為黨內具有一定影響的“學運世代”領袖人物的反省力。但這兩波黨內揭竿而起的改革聲浪，很快在民進黨內被強壓下來，最後鎩羽而收。

　　為了贏得2008年“立法委員”與“總統”選舉，民進黨兩岸政策甘被“台獨基本教義派”綁架，“學運世代”與陳水扁等民進黨高層的激進“台獨”路線產生嚴重分歧。周奕成認為，“台獨”理想正“淪為家族與權力集團利益攫取的工具”，對真正的“台獨”理想造成巨大的傷害。對台灣政黨惡性競爭造成社會兩極對立，周亦十分擔憂，認為社會兩極對立讓台灣長期處於“民主內戰”態勢，“只會讓國家走向內耗及毀滅”。而對民進黨內以“學運世代”為主的改革派在“立法委員”初選中相繼挫敗，讓周奕成對民進黨喪失理想和進步萬分失望。因此，2007年5月，周奕成轉而自行籌組“第三社會黨”，不再接受陳水扁的政治領導。“第三社會黨”成員大都是民進黨“十一寇”的幕僚助理，讓外界格外注目。

　　但擺在眼前的政治現實是，藍綠歷經數次大選激蕩，選票市場已形成穩固的兩塊對立態勢。而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第三勢力小黨一席未獲，似乎再次印證這一點。同時，黨內“學運世代”主要代表人物如郭正亮、鄭運鵬等都對“第三社會黨”有祝福但不期待。“第三社會黨”要如何撼動人心，打破“改革無效論”，重新造成政治板塊重組，無疑對周奕成等人來說是個艱巨的挑戰。

　　由於“第三社會黨”投入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周被民進黨以違反黨紀為由開除黨籍。它再次說明“學運世代”與民進黨“基本教義派”的嚴重分歧，也彰顯著“學運世代”的理想自救，更凸顯由於“學運世代”在民進黨組織系統內沒有自己的深厚支持力量，實力不夠的同時更遭選舉利益殘酷絞殺的政治現實。

　　三、結語

　　（一）“學運世代”必將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與出路

　　陳水扁執政8年來，一味追求選舉利益，導致全黨日益被“台獨基本教義”派綁架，“台獨”的務實轉型之路逆轉，其“深綠”路線在2008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遭到空前失敗，而參選的“學運世代”“五寇”在選舉中標舉的“中間路線”也不敵選民對民進黨的厭惡，其政治發展前途備受“深綠”路線連累。“總統”選舉，民進黨以絕對劣勢失去執政權，扁呂謝游蘇的時代隨之過去，民進黨在重回執政舞台的壓力下，進行再轉型勢在必行。

　　在這樣的背景下，特別是在自身的生存危機壓力下，“學運世代”必將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與出路。但是2008年“總統”選後，“學運世代”因沒有行政資源、沒有政治班底、沒有共識，世代實力並不足以任其放手一搏，故並未表現出民進黨興亡“捨我其誰”的氣魄，沒有抓住機遇一舉將黨機器掌握在手的能力。“學運世代”短期內將如何應對民進黨內的權鬥與路線走向，而未來何時才能主導並架構出能得到廣泛認同的完整的“執政論述”，擔負起民進黨重新崛起的重任，都值得觀察。

　　（二）“學運世代”肩負著民進黨未來發展的重責大任

　　承接“學運世代”的民進黨“新世代”（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一代）中，一些人已經扮演著“學運世代”精英人物的核心幕僚，不同程度的參與了“學運世代”推動的民進黨轉型過程，有些因表現出眾還擔負了黨政要職。遺憾的是，“新世代”中這樣出色的人物鳳毛麟角，而且其兩岸政策主張也未能超越“學運世代”的思考。這導致“新世代”作為一個整體，其兩岸政策主張以及整體政治實力仍處於混沌狀態，缺乏亮點。因此，短期而言，“學運世代”在黨內尚沒有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這一方面給了“學運世代”從容的思考、調整和進一步累積政治實力的時間，但另一方面則更加凸顯“學運世代”所必須肩負的民進黨未來發展的重責壓力。

　　（三）“本土兩黨政治”的“中間路線”走向值得觀察

　　當國民黨擱置“終極統一”目標，只談維持“一中各表”的現狀，而民進黨的轉型也將“台獨”終極目標供為圖騰之後，藍綠兩大陣營的務實派們在兩岸政策的主張上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原則性分歧了，也就沒有了藍綠兩大政黨的根本衝突，加之近來李登輝台聯黨的轉向，“台獨基本教義”勢力已經可以被控制住，這就為未來島內朝野凝聚兩岸政策共識提供了基礎，也就是馬英九日前所說的“國民兩黨的差距遠比不上國共兩黨的差距”的寓意所在。基於此，“學運世代”在島內外新情勢下的新思考，與國民黨大陸政策上的契合點日益增加，兩黨不約而同向“中間路線”趨近，是否會帶來兩黨大陸政策上的合流，真正實現所謂“本土的兩黨政治”，也是在考察“學運世代”有關兩岸關係思考的同時，值得注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