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的今日——2005年12月23日，正值西方的聖誕夜，東方的冬至日，天刮着少見的大風，終於吹滅一盞明燈——刮倒了一顆大樹——即兩岸皆敬仰的“海協會”會長汪道涵。

　　當天下午他還與身邊的工作人員在談論着馬英九，這是我們研究所寫的《馬英九其人》的分析報告，他饒有興趣地一起談論，忽然他感到不支，倒下了，醫院立刻進行了搶救……。他的秘書給我打來了電話，説：“你是不是再來看一次老先生，也許這是告别！”關於他病危通知曾發過幾次了，都平安度過了。這次電話讓我深感不安。

　　趕到病房，見他躺在床上，身上布滿儀器管子，他似乎縮小了許多，像個孩子在等待回家……。我佇立半晌，默默祈求他一路走好。我問了醫生一句話：“他痛苦嗎？”醫生説：“他已没知覺！”於是我向他深深鞠了三躬，悄悄離開了病房。第二天早晨，他心跳完全終止了，一個偉大的生命終結了。

　　交往密切  志同道合

　　汪道涵作爲市長，我作爲市政協委員，有不少接觸機會，王元化請他喫飯也讓我作過陪……，但真正熟悉是在臺灣開放探親，兩岸交流始起，上海率先成立“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他是顧問，我是秘書長；後來成立上海臺灣研究會，他是顧問，我是秘書長；1992年他擔任“海協會”會長，成了兩岸交流的領軍人物，但他没有去北京任職，仍在上海，所以他非常依重上海臺灣研究會這支隊伍，這時我倆真正熟識了。一周見面二、三次是經常的，深夜通電話匯報臺情是經常的，一起會見客人，一起撰文，一起研究……，一度到了外界分不清什麽話是他講的，什麽話是我講的地步，讓我也感到壓力山大，這是太密切的緣故，因此我基本上不去臺灣，避免給他帶來困擾。我確實充分認同他的觀點，我倆的看法達到了高度重合，所以他從來没有爲此責備過我。後來上海臺灣研究所成立，他安排我擔任副所長，算給我一個“名份”。隨着工作深入，對外部環境研究提上日程，上海東亞研究所應運而生，由我擔任了所長，更密切配合他工作。直到他身體很不好時，我們再也不能跳過秘書而貿然行事了，秘書擔負着他的工作與健康責任，中央會有類似規定，如不能隨便探望，不能隨便通報情况……等等，人大副委員長周谷城亦是如此，我也就不隨便探望他了，更不隨便匯報情况了，但我們的《動態》與《專報》還是送的，由秘書决定給他看什麽了。他去世後我寫過幾篇紀念文章，但不少人希望我多寫點，包括他的子女，近日《世紀》的沈飛德主編也來邀文，於是激起我再寫點紀念文字的欲望。

　　用心傾聽  力戒説教

　　臺灣有着特殊歷史經歷，被割讓、被遺棄五十年；又因抗戰勝利被迫“回歸”；又經歷五十年“去中國化”，走上了“本土化與民主化”蜕變道路，這些歷史既没有清算，又没有交集，雖是同一民族，但是歷史記憶、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與大陸迥异，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鴻溝，這决定了統一的艱巨、復雜、長期性。因此瞭解臺灣的歷史與變化，瞭解臺灣民意，是對臺工作最首要的任務，是制訂政策的基礎，是做臺灣民衆工作的前提。但這方面又是被我們最最忽略的，很多人認爲同爲中國人，我的想法就應該是你的想法，於是以己度人，主觀片面，比比皆是。致使兩岸關係越來越復雜，也越走越遠了。

　　所以汪道涵當了會長，他第一個决定就是“傾聽”。除了傾聽專家學者意見外，他更多傾聽臺灣同胞心聲，盡量排出時間來接待臺灣同胞，廣泛聽取他們的心聲，有政界、商界、學界、農工界等等，一周要有好幾批，不是談上個三、五分鐘，走走形式，而是往往一談三、五個小時，耐心傾聽，表現出極大的同情，讓對方感到如沐春風，得享尊嚴，無限舒暢。哪怕再“獨”的人士，在他人格感召下也大大降低了敵意，對祖國與汪道涵産生親切感與敬意，許多人以來大陸見一見他，傾聽一番爲盼。他成了兩岸皆敬仰的人物。

　　有一次他與一批臺灣同胞座談完，問我，“你發覺這次交流有什麽特點？”我説：“您没有講‘一個中國’幾個字，但您通篇講話，又都是在講‘一個中國’！”他滿意地與我會心一笑。是啊，高手過招，不需劍拔弩張，不要窮兇極惡，而是以理服人，一切皆在笑談中，不要只會講政治術語，只講立場，大搞教條，而是潤物無痕，真是高人啊！

　　平時他跟我們談工作時，對只講立場，只表忠心，只講空話，只講套話的現象，是深惡痛絶的。他説，你們寫文章不只是爲給北京看的，更要讓對方理解和感動，我們不懷疑你們的立場，不要空洞地喊“要做好臺灣民衆工作”這種大話套話，而要有針對性，要有血有肉的。要知道我們是在跟同胞講話，只有理解他們，才能引導他們。有時我們寫政策建議報告，“火氣”太大，用字“不恭”，他也會大發脾氣，要我們端正態度，不要擺“教師爺”姿態。

　　汪道涵先生才貌雙全，温文儒雅，三十五歲就當了副部長，成爲新中國最年輕的部長級幹部。但毛澤東要他大煉鋼鐵，他説這做不到，受到忌恨而長期逗留在副部地位。但他是一個勤奮讀書的幹部，視野寬闊，眼光獨特，擔任“海協會”領導後，更是以一個中國爲己任，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顯示出一個中國的情懷，極受兩岸尊敬。

　　講真話  辦實事

　　隨着兩岸交流交往加深，衍生出許多新的問題與新的矛盾，“兩會”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要瞭解情况反映問題排除障礙。汪道涵會長非常注意瞭解新狀况，尤其臺商經營狀况。有一次他聽取政法、人大信訪機構對臺商經營狀况的匯報，發現由於法規不健全，保護臺商權益意識不强，侵犯臺商權益狀况比較嚴重，他氣得幾天睡不好覺，連連給我電話，討論應該怎麽辦，焦慮之心溢於言表。後他向中央反映，决定成立幾個小組深入各地調研，其中由副總理錢其琛帶領的小組要到上海，請我參加匯報。汪道涵會長問我：“你敢不敢反映真實情况？”我説：“責無旁貸！”於是他親閲了我的匯報稿，並逐字逐句加以把關。結果錢副總理聽了很滿意，頻頻點頭加以肯定。汪會長也很高興。

　　這樣的收集情况，始終是放在他心頭第一位的工作，但是改善政策法規，事涉很多部門，不是“臺辦”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説改可以即改的。但近些年來出臺了系列“惠臺政策”，從“31條到26條”，大大改善了投資環境和切實保障了利益，可以説都是汪道涵在兹念兹的結果。

　　在兩岸關係中有許多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如統一前臺灣同胞的身份問題，中華民國稱呼問題，臺灣的國際空間問題，臺灣民衆追求合理身份與追求“臺獨問題”等等，他組織我們反復研究，追求最大的合理性，以争取人心。我們經常有機會去北京參加内部會議，他總囑咐我們要講真話，反映真情，不要顧個人私利。他語重心長告誡我們：“虚名誤終生！”要爲天下蒼生講老實話。

　　他非常重視臺灣問題中的國際因素，重視做美日工作，力圖在維持各自利益基礎上，搆築起限制“臺獨”的“鳥籠”。當時有個學者叫蘇格，在美國留學十多年，專攻美臺關係，從美國國會等處，收集美國對臺檔案一百多萬字，寫了五十多萬字的《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1991年1月）一書，對此問題作了詳盡梳理。我將這本書介紹給汪道涵會長，他非常贊賞這部書，想與這位學者見面。後來這位學者來上海開會，我安排了他與汪會長會晤，一談數次，汪又將他推薦給中央領導人，被提拔從事對美外交，赴美任公使，回國後任現代國際研究院院長，發揮了很好作用。汪道涵一貫知人識用。

　　汪道涵會長一直覺得我們的對臺宣傳工作跟不上，他一直希望辦一個客觀開放刊物，更好宣傳我們的統一訴求。這個主張得到中國新聞社的郭偉峰、周建閩以及企業家陳白淮的支持，他們辭了職大膽地到香港創辦了《中國評論》月刊，汪會長給月刊定了十二字方針，以“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爲宗旨，發揮“溝通兩岸、融匯中華”作用，成了關心兩岸三地讀者的必讀刊物，在這基礎上又創辦了“中評網”、“中評出版社”……等，受到全球關注，成了關心臺灣命運的人必讀之物，創辦近三十年，成爲一個成功案例。汪道涵會長在中間傾注了許許多多外人不知的心血，而我恰恰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人。

　　八十六字箴言

　　外界都在傳汪道涵會長發表過“八十六字箴言”，但真正的真相是，1998年臺灣“海基會”會長辜振甫要訪問上海、北京，再次舉行“汪辜會晤”，這次會晤不純是談經濟問題，會涉及政治問題，因此就有些政治問題需要統一一下思想，以便統一對外口徑。於是汪會長起草了一份討論稿，供政治局討論。政治局認真討論後，删去了一部分没共識的字，留下了“八十六字”，全文如下——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

　　這八十六字凝結了汪道涵的兩岸觀，也成了從鄧小平的“鄧六條”、江澤民的“江八條”、胡錦濤的“胡六條”以來對臺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八十六字粗讀並没有什麽特别之處，實在每一句話都有特殊意義。如“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是針對製造“兩個中國”與“一中一臺”而言；“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糾正有時候我們會説“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言，防止未統一而口頭已“并吞”對方之慮；“目前尚未統一”，是對兩岸現狀的客觀表述，不承認這一點現實，統一也就無從談起，從“目前尚未統一”到“完全完成最後統一”，這一個階段很長，我們應謀劃這個歷史階段的許許多多工作步驟，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做，不要認爲統一是“水到渠成”可以“一夜成功”的；“雙方應共同努力”，是指統一不是我來統一你，也不是你來統一我，如果説“統一是兩岸相互融合過程”，是“完成中華民族復興過程”的話，那麽臺灣不是“客方”，也是“主方”，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則是强調統一的前提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是一個中國的“架構”與“框架”；原則就是原則，“平等協商”，是雙方談判的原則與地位，不存在“你主我客”或“我主你次”關係，解除對方以大欺小的擔憂；“共議統一”，是提出怎麽統一重大論述，體現了統一不是“征服”，也不是“解放”，而是共同商議出一個“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習近平語），將兩岸最好的東西融合在一起，共同締造一個更文明更民主更富强更美好的新中國，更好促進兩岸生産力的發展，得到更多幸福快樂，這也就是汪道涵提出的“共同締造論”；至於“臺灣的政治地位”，完全可以通過政治談判，得以合情合理的解决，但這一切都應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

　　這“八十六個字”，至今還有重大現實意義，仍是我們的政治底綫，仍被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尊重。這“八十六個字”是汪道涵會長對臺灣問題深刻理解的結果，凝聚着他對臺灣民衆的慈父般的愛，也是作爲祖國赤子對統一的期盼，是他留下的思想財富之一。

　　斯人雖然遠去十六載，但他仍活在兩岸民衆心間！

　　

　　寫於2021年12月27日

　　*  發表於2022年《世紀》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