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海峽兩岸尤其是大陸涉台學者觀察與研究台灣社會與政治，主要從藍緑（統獨）二元視角分析，核心又是政黨及國家認同問題，很少從社會思潮及經濟社會政策主張視角分析，也很少從現代政黨的社會屬性即政黨的左翼與右翼特性分析。與近年中國大陸出現的社會思潮及對社會政治影響有限不同，台灣社會思潮的發展與蔓延，尤其是持續多年的民粹主義思潮與近年迅速興起的“左翼社會思潮”（這兩者結合形成“激進左翼社會思潮”）及“激進左翼社會政治力量”的興起，對台灣社會政治以及兩岸關係發展産生了重大影響。2014年底，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藍營的國民黨大敗，緑營的民進黨與“外白内緑”的柯文哲大勝，原因衆説紛紜，有“教訓老馬論”、“綫民决定論”、“青年人决定論”、“白色力量興起論”，等等，其實均是表面現象，只是一個側面的表述，未能抓住問題的本質。其實，這一選舉結果的關鍵是台灣“左翼社會思潮”與台灣本土化政治思潮（可以稱爲“台灣民族主義”思潮）在特定時空下相結合的産物。這樣才能正確回答：馬當局在兩岸及國際事務領域功績卓越（在經濟社會改革領域也有進步），却被視爲代表大財團的“右翼”政黨及非本土化政黨，國民黨大敗，無所作爲及“爲反對而反對”、却被視爲代表弱勢群體的“左翼”政黨與“愛台灣”的本土化政黨民進黨大勝的關鍵；也才能正確回答：“首投族”及青年人爲何不支持更年輕的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而支持更老些的柯文哲。本文主要針對台灣“左翼社會思潮”的主要社會特徵、主要政黨屬性、“激進左翼社會政治力量”及影響進行初步分析。

　　一、台灣社會的“公平正義”至上與“平均主義”的左翼化傾向

　　高舉“公平正義”大旗，將“公平正義”視爲至高無上的社會價值，甚至出現某種“平均主義”思想傾向，成爲當下台灣“左翼社會思潮”的典型時代特徵。重新在野後的民進黨以及新興的諸多公民團體，不斷强調居住正義、司法正義、分配正義、世代正義等，可以説口號與主張無所不强調“公平正義”。

　　台灣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競争原則，即强調自由競争與個人奮鬥。在資本主義將競争機制置於崇高地位之下，每個個體可以憑藉自己的奮鬥與努力，向上流動，進入中産階級甚至上層社會，社會可激發創造力，從而推動經濟社會向前發展。這種制度必然會造成不同階級或群體之間的差异與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也成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大社會弊端。

　　然而，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發展步伐放慢及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不同群體與階層利益差距拉大，於是“公平正義”逐漸成爲一種社會主流聲音，一種新的社會價值追求，成爲一種社會思潮。在當今的台灣，只要高舉“公平正義”大旗，就没有人敢反對，没人敢否定，就像高舉改革與民主大旗一樣，没有人公然對抗台灣民粹主義盛行下的“公平正義”。於是在台灣，不僅大財團與富人，而且社會福利待遇較好的軍公教階層似乎也成爲特權階層，成爲衆矢之的，成爲反對與打擊的對象。特别是在緑營政治人物的有意操作下，造成社會上普遍認爲公務員退休金優惠存款利率（特殊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是特權，公務員年終奬金偏高不公平，軍公教年終慰問金不合理，勞工退休金待遇與公務人員退休金待遇相差太大，不公平，要改變，要調整。於是，取消大多數公務員的年終慰問金，公營企業員工年終奬金被砍半，公務員的年金制度改革要向勞保年金制度看齊，搞得公務人員人心慌慌，社會和諧氣氛消失殆盡，不同群體與階層之間的矛盾增大。其實，每一個國家（地區）或社會，公務人員是高知群體，教育水準高，屬精英階層，是在激烈的競争中通過正式（國家）考試進入這個群體的。自然，這個群體待遇普遍較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全世界均是如此。但在今天的台灣，却要大搞社會平均主義，要勞工群體與軍公教人員待遇看齊，以符合所謂民粹主義背景下的“公平正義”原則，這是“左翼社會思潮”在台灣泛濫的直接結果。

　　台灣勞工團體組織的“勞工秋鬥”遊行活動，公開打出的最主要政治訴求就是“人民向左轉”，主張應該尋找“社會公平正義，分配正義”的“左派價值”。去年反高房價與争取居住權的台灣“巢運團體”的抗議口號是“滅金權，争公平”。這種“向左轉”的思維與主張，是台灣經濟發展走向衰落、民衆生活壓力增大背景下台灣社會出現的一種新現象，是“公平正義”社會價值過度理想化影響的必然結果。

　　“公平正義”在台灣已有异化、民粹化與政治化傾向，有濫用的危險，從而有“激進左翼化”趨勢。在當下台灣出現了種種“正義”之説，任何人都可以“正義”之名争取所謂自己的權益。如反高房價者要求“居住正義”，勞工主張“勞工正義”，弱勢群體要求“分配正義”，年輕人主張“世代正義”，犯罪者要求“司法正義”，等等，一切已無所“不正義”。這種“左翼社會思潮”已經影響到台灣當局的政策趨向與台灣社會經濟發展。

　　二、反對貧富差距與“反商仇富”氣氛蔓延

　　反對貧富不均與貧富差距擴大，甚至“反商仇富”成爲台灣“左翼社會思潮”另一典型特徵，而且在持續蔓延與發展。

　　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仇富”是一種普遍現象，總是有“富者不仁”的意識，追求公平正義與平均分配是基本的社會理想。在台灣，這種社會意識同樣根深蒂固，今日更爲盛行，普遍存在“仇富”心態。在民粹主義高漲的背景下，目前台灣“反商仇富”更是甚囂塵上，大行其道。當然在台灣“反商仇富”背後還隱藏着一股“反馬”與“反中”的思想意識。

　　馬當局推動的諸多財經政策與經濟改革（包括兩岸經濟合作），主要是爲了促進經濟發展，是爲了全民利益考慮，但却常常被批爲“圖利大財團”，這一沉重的政治紅帽子，讓執政的馬當局與國民黨處境困難。爲刺激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與吸引投資，馬當局大幅修法，將遺産贈予税從原本最高級距達50%的税率一舉降爲10%的單一税率，結果被外界認爲是“圖利財團”，廣受指責與批判。台灣曾引以爲自豪的高鐵如今面臨破産危機，台有關部門提出改革方案，民進黨又給扣上“圖利財團”的大帽子，國民黨“立委”再也無法承受這樣的政治壓力與無端指揮，决定妥協，不支持行政部門提出的改革方案，讓這一改革在“立法院”宣告流産。近年台灣不斷爆發食品安全事件尤其是2014年知名大企業頂新集團的“餿水油事件”，再次引起民衆對台灣大企業，大財團的不滿，“反商仇富”情緒更加高漲，出現了“滅頂運動”，朝野上下全民一致，不是針對具體涉案的公司企業進行懲罰，而是指向經營範圍涉及商業、地産與電信等整個集團，要徹底消滅頂新集團。

　　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柯文哲選舉團隊將這場選舉定性爲“庶民與權貴”之争，即將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視爲“權貴”的代表與典型，是權貴富家之子（前“副總統”連戰之子），家産豐厚（報導有數十億元新台幣），不用自己努力，就可開名車住毫宅（台北最有名的超級豪宅帝寶），有錢有勢，在反權貴的“左翼社會思潮”高漲的背景下，連勝文注定要輸掉這場選舉。同樣，有“權貴”背景的國民黨籍桃園市長候選人吴志揚與一大批大財團公開支持的國民黨籍台中市長選候人胡志强等紛紛敗選。顯然，國民黨這些候選人的“權貴”形象、標籤，在台灣社會出現反權貴、反舊勢力及“反商仇富”的社會思潮下，國民黨“藍二代”的敗選就成爲必然。柯文哲則被塑造爲“庶民”（其實也是富裕之家）的代表，是反權貴的英雄，代表弱勢群體與勞工的利益，而且是超越藍緑的“白色力量”，勝選也就順理成章。

　　新當選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展現强勢施政風格，向大財團開戰，即對遠雄、鴻海與富邦等大財團過去與市政府合作開發的工程或建設專案進行重新檢討，全面清查，在“左翼社會思潮”興起的背景下自然贏得市民一片叫好之聲。面對外界質疑“反商仇富”，柯文哲則表示他“不反商仇富裕，只是反對姦商、官商勾結”。問題是前政府與企業的工程項目合作是正常的經濟合作，可能存在問題，但先入爲主的扣上“官商勾結”與“圖利財團”的帽子，自然會引起極大争議，難免有“反商仇富”的嫌疑。柯文哲的施政，有魄力，有新風，但將施政重點放在强勢對抗大財團之上，以贏得選民掌聲，是典型的“左傾”的現象，是民粹主義的表現。在當下，普通老百姓對一個市長對抗大財團感到過癮與解氣，却不知這種“反商仇富”的行爲可能對經濟的傷害。因爲在今天全球範圍内，大企業、大財團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無法逥避。如果將企業搞跨了，不僅會造成失業，而且會影響經濟發展，最後受害的還是老百姓。如何處理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公平分配的問題，是整個台灣社會需要思考的重大問題，但不能完全受民粹主義與“左翼社會思潮”的左右。

　　三、反全球化與反對外開放“激進左翼思潮”

　　台灣“左翼社會思潮”興起，出現了一批“激進左翼社會政治勢力”，他們不重發展只重分配，要解構“發展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反對全球化與經濟自由化，反對台灣對外開放尤其是對大陸開放，却大講公平正義，分配成果，强調精神追求與夢想。

　　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反商，不僅具有“左翼”色彩，而且具有某種空想社會主義成份。台灣新興的激進青年組織“基進側翼”認爲，“社會自由化是跟經濟自由化對立的，這個主張意味着凡是台灣人民，都應該公平與正義地共享台灣經濟成果。經濟發展必須讓台灣人民逐漸從勞動中釋放出來，逐漸有更多時間追逐自己生命夢想的自由人。因此，台灣社會必須建立一個所謂社會整合（socialintegretion）的社會政策，讓經濟發展的果實能共澤所有的台灣人民”。這一主張不講如何發展經濟與生産，不講如何創造社會財富，只講如何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好像經濟成果是自然産生的。更可笑地是，他們提出“經濟發展必須讓台灣人民逐漸從勞動中釋放出來，逐漸有更多時間追逐自己生命的夢想的自由人”。這與《共産黨宣言》的主張有點類似，是一種共産主義理想，在可預見的將來是無法實現的目標，却被這批台灣激進青年視爲追求的崇高理想，這是典型的“激進左翼思潮”在台灣的典型反映。

　　“基進側翼”組織將“資本主義全球化對台灣各種社會正義、環境生態與勞動剥削”視爲當前台灣面臨的三大危機之一。該組織提出解决台灣三大危機的手段是“‘政治民主化’（解决國民黨威權遺留）、‘主權自主化’（面對國共兩黨鬆動台灣主權）、‘社會自由化’（經濟發展成果歸於人民）”。這一主張是典型的“激進左翼”色彩，即“反殖”（反所謂國民黨殖民遺留問題）、“反帝”（反所謂“中華帝國”）、“反剥削”，他們是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只是將反國民黨視爲“反殖”是非常荒謬的，這反映了他們的“台獨”思想與主張。

　　另一激進青年組織“黑島青”同樣有“左傾”思想色彩，强調“服貿協議的簽訂讓我們看見籠罩整個島嶼的黑色鐵箱，更讓我們看到我們是如何在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等口號下，服膺新自由主義的教條，一點一滴棄守我們的土地，將未來讓渡給短期的利益”。“解構發展主義，揭露經貿自由開放的陷阱，從基本人權、分配正義、世代正義以及民主自由的角度出發，提出另外一種新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的可能，讓人民的聲音翻過政府機關的高墻，奪回真正屬於人民的自由年代”。

　　他們也反對馬當局努力推進的建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對外開放政策。自由經濟示範區是一種局部的經濟開放或屬於“先行先試”的特區性質的對外開放。但一向屬於資本主義與崇尚自由經濟的台灣，“左翼”政黨民進黨與新興公民團體却公開反對建立“自由經濟示範區”，“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别條例”在“立法院”審查受阻，直接影響到台灣的對外開放與經濟發展，壓縮了台灣經濟發展空間與機會。這種反對經濟對外開放與經濟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與“反中”密切相關，是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延續，是擔心對大陸經濟開放，大陸資本進入台灣可能對台灣經濟政治的影響。因此台灣“激進左翼社會政治勢力”的反全球化與反對外開放是與“反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四、“激進左翼”社會政治勢力的興起

　　在台灣“左翼社會思潮”蔓延與發展的背景下，台灣新興公民組織具有“左翼社會思想”，特别是台灣出現了一批“激進左翼社會政治組織”，如“黑島青”、“島國前進”、“基進側翼”、“福爾摩沙會社”、“台左維新”與“民主鬥陣”等組織。由於這些“激進左翼”組織絶大多數同時主張“台獨”，因此可以稱爲“激進左翼台獨勢力”，因此又有“左獨”之説〔1〕。其中，“台左維新”組織是明確將自己定位爲“左派”，而且公開主張改變財團把持“國家”的現狀，以發動激進抗議活動爲主。

　　“基進側翼”組織名稱就是英文“激進”的另一諧音而已，它高舉“反殖”、“反帝”與“反削弱”的大旗，更説明瞭這一公民團體的“激進左翼”屬性。這一組織將大陸視爲台灣政治與安全的最大威脅，提出當前台灣面臨的三大最迫切危機是：“中國國民黨威權殘餘的復辟産生的民主倒退問題、中國崛起背景下中華帝國主義對台灣主權的侵奪問題，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對台灣各種社會正義、環境生態與勞動剥削問題”，而且這三者“相互夾纏，並彼此呼應加乘”。該組織提出解决台灣三大危機的手段：“政治民主化”（解决國民黨威權遺留）、“主權自主化”（面對國共兩黨鬆動台灣主權）、“社會自由化”（經濟發展成果歸於人民），即“反殖”（反所謂國民黨殖民遺留問題）、“反帝”（反所謂“中華帝國”）、“反剥削”（追求公平正義）。

　　該組織認爲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參與政治與選舉，協助民進黨奪取政權。該組織文件中講：“透由組建一個本土社團聯席，打造出一個政治集中化的平台，以這三根柱子的精神爲主軸綱領，琢磨出具體的政治主張。因此，由本土社團（反殖/反帝）+公民團體（反剥削與反殖）+利益集團（如工會/反剥削）組建一個平台，合推候選人”。在具體做法上，不是尊崇他們的“台獨”導師陳師孟主張的“由上而下”及通過選出一個有名望的“總統”制訂台灣共和國憲法來實現獨立，而是“由下而上”，“是聚合有强烈台灣獨立建國意識者發動陣地戰，從政治社會的内部將懷有‘解殖建國’意識的力量集中化，使‘台獨’主張被納入政治光譜中，而非僅藏匿在民進黨政治光環中的‘深緑’”。其實就是通過發動公民運動與實際行動，發揮影響力，使他們這些所謂的“新獨派”成爲台灣政治光譜的一部分，并發揮協助民進黨執政的影響力。

　　這股“激進左翼”社會政治勢力在政治上主張民主政治，却反對産生民主政治的資本主義，反對全球化，强調社會公平正義；在主權問題上認同台灣，主張台灣獨立，反國民黨、“反中”，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左翼台獨”。

　　其實，早期“台獨”運動者受到了共産主義與暴力革命影響，主張以暴力破壞手段從事“台獨”活動，推翻國民黨政權，在體制上追求社會主義。只是後來暴力革命逐步過時與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台獨”運動者才轉變爲一種和平手段，通過民主政治與選舉活動來實現這一目標。如今，以“基進側翼”等爲代表的“新一代台獨主義者”（有人稱爲“新台獨”）則具有明顯的“左翼色彩”。

　　五、民進黨“左翼”與國民黨“右翼”的政黨社會屬性

　　長期以來，學者以統獨或藍緑定位或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也主要是從他們的政治主張尤其是國家認同或兩岸政治定位分析其政治屬性，很少分析與判斷兩黨的社會屬性即社會經濟政策主張與傾向。

　　長期以來，國民黨一直被認爲是一個“右翼”政黨，這與其在大陸與共産黨較量開始就具有“右翼”政黨的性質有關，國民黨一直與軍閥、財閥結合，代表大資産階級利益，在大陸一直是典型的“右翼”政黨。在台灣，由於國民黨長期執政，與工商界關係密切，而且有許多工商界知名人士曾是國民黨中常委，權高位重，因此延續了“右翼”政黨的屬性。台灣政治民主化之後，國民黨這一政黨屬性並没有改變，李登輝爲鞏固政權還開啓了台灣“黑金政治”時代，即與財團、地方派系、黑道勢力等結盟，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社會勢力，“右翼”政黨屬性更爲典型，最後又毁在“黑金政治”上，即因“黑金政治”失去政權。此後，國民黨開始了轉型，不少政策主張向勞工階層傾斜，馬英九上台之後的政策取向更爲明顯，因其“不沾鍋”的個性，與工商界關係有所疏遠，但有百年曆史的國民黨，依然與大企業有着密切關係（也與國民黨重經濟發展有關），其政治獻金也主要是來自大財團與大企業，尤其是2012年大選中，台灣多位有影響的工商界領袖公開支持馬英九，成爲馬英九勝選或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的重要原因。因此，國民黨總體上仍屬於“右翼”政黨。在“左翼社會思潮”影響下，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馬當局的經濟社會政策取向更傾向社會公平，更照顧弱勢群體的利益，如開征“侈奢税”、“富人税”（所得税改革）、“打房税”與證券交易所得税（對交易大户征收交易税）等政策有明顯的“左傾化”傾向，但在民進黨與緑營媒體的扭曲下，仍將馬當局與國民黨視爲官商勾結、圖利財團的“右翼”政黨，國民黨未能改變其“右翼”政黨形象。國民黨這樣的“右翼”政黨屬性被確定之後，隨着台灣“左翼社會思潮”的興起，對近年國民黨的選舉非常不利，這也是國民黨在2014年底“九合一”選舉中大敗的關鍵所在。

　　民進黨總體上屬於“左翼”政黨，但有兩面性，執政與在野有不同的表現。在執政期間，民進黨在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下，有明顯的“右傾化”趨向，與財團建立了新的政商關係，工商團體被全面“緑化”，不少工商企業與團體成爲支持陳水扁政權的重要力量，同時忽視中下階層與弱勢群體利益，也引起弱勢群體的不滿。不過，民進黨在失去政權後，重新回歸“左翼”政黨路綫，高舉“公平正義”大旗，攻擊國民黨與財團勾結，不斷强調照顧傳統産業、弱勢産業與中小企業；强調照顧農民利益、照顧勞工利益；反對貧富差距、攻擊低薪。這些經濟社會政策主張，均符合台灣當下“左翼社會思潮”，也成爲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勝選的關鍵。

　　上述“左右”之分主要從兩黨經濟社會政策等社會屬性上判斷，但就政治立場尤其是兩岸政策主張而言，民進黨則是“極右”政黨（如“反陸配”、“反陸生”、“反陸資”以及“輕發展重分配”、“輕經濟重環保”等），國民黨則是保守“左翼”政黨，强調依法處理與認定兩岸關係，采取較爲積極與温和的兩岸路綫與政策。

　　不過，有人認爲國民黨龢民進黨均是“右翼”政黨。“國民黨龢民進黨本質上都是右派政黨，代表和維護大財閥的利益，台灣社會缺少代表下層社會的左翼政治勢力。即便緑營上台，分配機制也很難撼動”〔2〕。這説明，在台灣，誰執政均須與財團合作，與在野時的經濟社會政策有所不同，大致屬於“右翼”政黨。上台執政時“右翼化”的民進黨，在野後又迅速變爲“左翼化”政黨，成爲代表弱勢群體與中下層社會的代言人，成爲左翼政治勢力，這種轉變有客觀原因，也具有某種投機成分。

　　如果民進黨僅靠近“左翼社會思潮”或國民黨僅是“右翼”政黨，也不能完全决定“九合一”選舉結果。在當今的台灣，政黨的社會屬性與政治屬性相結合，才是關鍵，即台灣“左翼社會思潮”與“本土主義”（民族主義）相結合，與民進黨的社會屬性、政治屬性趨於一致，才是其在選舉中大勝的關鍵，也是國民黨大敗的關鍵。

　　台灣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不是一個新民族，但在海峽兩岸長期分離（未統一）與政治對抗過程中，台灣逐漸出現了本土主義浪潮，主體意識日益盛行。當台灣“左翼社會思潮”與本土化民族主義相結合時，就會發現，新興公民團體與民進黨的主張基本一致，即强調社會公平正義，反對貧富差距，反財團，反官商勾結，反殖反帝，反削弱，自然會延伸出“反中”，激進化之後就會“反體制”、反政府，就會有非法佔領“立法院”、衝擊“行政院”的行動。在這樣的背景下，努力執政的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的大敗就成爲必然，無所作爲、“爲反對而反對”的民進黨勝選也就不足爲奇。台北市長選舉，以無黨籍身份參選的柯文哲，只不過是“外白内緑”的泛緑勢力代表，他是在與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姚文智經過公平初選後才出綫的，他的選舉策劃者、重要幕僚等主要是民進黨與公民團體負責人，其主要支持也是緑營群衆，並獲得新興公民團體即所謂青年族群的支持，才得以大勝。同時也是贏在“庶民與權貴”的對决上，贏在“左翼社會思潮”勃興上。不然，無法回答，青年人爲何不支持更年輕的連勝文而支持更爲年邁的柯文哲？年輕人爲何不支持國民黨而支持民進黨？爲何柯文哲公然發表污辱婦女的言論而選情却不受影響，而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説任何言論都會受到無情攻擊？在台灣爲何處處會有如此嚴重的雙重標準？關鍵的密碼就在於此。即具有“左翼社會思想”與本土主義思想的民衆，不論老少，不會投票支持代表財團或親大陸的“右翼”政黨國民黨及候選人，當然會支持“左翼”政黨及候選人（柯文哲是典型的“左翼”代表），他們會原諒有錯誤言論的“左翼”政黨及候選人，而不會放過“右翼”政黨及候選人。

　　六、國際背景下的“激進左翼政治力量”崛起

　　“左翼社會思潮的”興起與“激進左翼政治勢力”發展不獨台灣存在，而是有國際大背景，在歐洲更爲典型。也就是説當今台灣“左翼社會思潮”的發展不是偶然的，既有台灣内部因素，也有國際大環境。

　　國際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的相繼爆發，歐洲不少國家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失業率迅速上昇，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勞工階層處境更爲困難，民衆對現狀不滿情緒上昇，激發了歐洲“激進左翼政黨”力量的重新興起。2014年12月，德國極左的“左派黨”（LeftParty）（成立於2007年，源自前東德“統一社會黨”），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德國東部法林根邦的執政權，終結了保守派政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執政權，成爲東西德統一後極左派政黨首次取得地方執政權。在2015年1月25日希臘舉行的選舉中，“激進左派聯盟”獲勝。“激進左派聯盟”的主要主張是結束“節儉”政策，與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談判减少債務，提高工資和退休金，反對國有資産民營化以及主張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以帶動經濟增長速度等。他們的勝利當然是希臘經歷嚴重債務危機與政府破産危機後人民的“思變”與“改變”的結果。另外，西班牙大選的最新一輪民意調查顯示，新興極左翼政黨“我們能”黨以28.2%的支持率佔據首位，高於兩大傳統政黨社會工人黨（23.5%）和人民黨（19.2%），其中人民黨的支持率遠低於2011年贏得選舉時的44.6%〔3〕。“我們能”黨是一個新政黨，成立於2014年初，主張民粹主義左翼政黨，呼吁消除不平等、反對霸權、反對財政緊縮，因此獲得不少對現狀不滿的民衆支持。該黨四個月後便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120萬張選票，贏得5個席位，黨員人數已成爲西班牙第三大黨（創黨20天内黨員人數就達到10萬人，其中許多是社會工人黨的支持者），發展之快令人震驚。選舉中出現的另一新興政黨是成立於巴塞羅那的左翼政黨公民黨，在選舉參加全國其它地區的選舉數周之内，支持率迅速上昇爲8.1%。如果從國際這一背景觀察，在去年底台灣“九合一”選舉中，代表“左翼”的民進黨的大勝及“外白内緑”的柯文勝大勝、代表“右翼”的國民黨敗選就不奇怪了。

　　七、國民黨妥協被迫“左轉”

　　國民黨一直在台灣被視爲代表財團與大資産階級利益的“右翼”政黨。然而，在台灣民粹主義與“左翼社會思潮”的壓力下，執政的國民黨及馬當局的經濟社會政策早已“左轉”，“九合一”選舉之後國民黨新任黨主席朱立倫的政策主張“左傾化”趨勢更爲明顯。

　　近年來，馬英九當局受到“左翼社會思潮”的影響，在施政上開始明顯以“公平正義”爲主軸，采取一系列以公平正義爲核心、增大對財團征税、照顧弱勢群體的社會經濟改革政策與措施。有台灣“經濟設計師”之稱的前副領導人蕭萬長在一次演講中呼吁“以財富均化取代經濟成長”爲改革政策主軸。於是，台灣相繼出台不少針對富人的税收改革，在開征所謂“侈奢税”後，2014年修法開征“豪宅税”，即大幅提高房屋評定現值、豪宅認定標準以及征“豪宅税”（自住税率爲1.2%，一般非自用税率爲2%，持有3户以上非自用房屋税率達3.6%）、提高房屋標準單價（全面調高1.6倍，甚至更高）與調整路段等，造成台灣媒體形容的“擁有豪宅將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更可能是荷包大縮水的痛苦開始”。另外，2014年5月，台“立法院”三讀通過“所得税法”修正案，新增“富人税”，即年綜合所得净額超過一千萬元（新台幣）者，税率由40%提高到45%，同時增加資本所得税即對投資與銀行保險業加税，而對上班族或勞工群體適當减税。馬當局的政策“左轉”，但並不容易見效，貧富差距没有改變，勞工階層的收入没有明顯增加，民衆依然“無感”，無法改變民衆對國民黨與馬當局“右翼”政黨印象，仍將其施政方向視爲“圖利財團”與“官商勾結”。

　　“九合一”選舉結束之後，台灣政治發展並没有回到正常的運行軌道，敗選的國民黨籠罩在失敗主義情緒下，又受到“左翼”政黨或“左翼”勢力勝選影響，政策主張明顯“左轉”，向民粹主義妥協，其結果，可能在短期内對扭轉陷於絶境的國民黨發展有一定幫助，但對台灣社會經濟發展不利，可能加速台灣的衰落。

　　當前國民黨唯一的政治明星與新任黨主席朱立倫，肩負着振興國民黨的重任，在選後接連提出一系列重要政見，具有明顯的“左翼”或民粹主義痕迹。朱立倫表示，“富人與資本家只能賺合理利潤，把賺的錢與社會共享，應痛定思痛”。只要是所有民衆關心的事，“富人加税、上班族减税”是國民黨一定要堅持的方向。他表示，21世紀真正的問題是“公平正義”，現在各項措施造成勞工、農民與軍公教對立是錯誤的，大家一樣都是勞工，都是薪水階級，都一樣是中産階級，重點是制度有没有幫助大家得到好處；“真正讓富有的人、資本家只能賺合理利潤，把賺的錢讓社會發財，不管農民、勞工還是軍公教，大家能共同享受”。這種主張是典型的“左翼”與民粹主義思維，與民進黨的政策主張没有多少區别，即高舉公平正義大旗，批評馬當局的現行政策没有照顧普通大衆，具有某種平均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色彩，與台灣資本主義制度是不相符的，與其追隨的美國價值觀是矛盾的，與市場經濟的規律是矛盾的。

　　台灣有媒體評論指出，朱立倫“繼日前力挺兩税合一應如期上路、射出公平正義的第一箭外，又射出公平正義的第二箭，主張修改公司法，讓公司賺錢第一優先讓員工加薪，主張税收投資扺减，要先加薪才能使用”。與此同時，台灣當局與立法部門繼續向民粹主義妥協，在選後迅速通過一系列民生政策或法案。去年12月底，台灣“立法院”通過“税捐稽征法”，經濟弱勢民衆可申請延期、分期納税，最長不得超過三年。曾被社會各界廣泛批評的台電公司在取得二百億元盈餘後，决定拿出九十億回饋民衆。此舉表面上是照顧民衆利益，但在公司債務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推出全民皆享的福利政策，對每個家庭的實質幫助有限，却阻礙企業財務健全與公司的發展，只會破壞機制。

　　具有“左翼”色彩的民粹主義是一種負能量，無法促進正能量，是導致台灣走向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多年來，民粹主義在台灣的泛濫與蔓延，加上“左翼社會思潮”的興起，對藍緑兩黨的社會經濟政策主張與台灣當局的施政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不重視發展與效率（蔡英文與公民團體公開反對發展主義），過度强調公平正義與財富分配，不是把財富的餅做大，而是將重點放在現有的餅（財富）如何進行公平合理分配。這種看視公平正義的政策主張與做法，只會耗盡台灣的既有財富，却不能創造更大、更多的財富，最後必將是坐喫山空，無更多財富可分配，只能走向衰落。日前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普拉特在希臘大選前警告，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崛起應爲各國政府敲響警鐘：“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承諾提供快速解决方案，但是他們只會帶來灾難”〔4〕。英國《金融時報》在“民粹主義威脅全球經濟”一文中寫到：“因爲糟糕的經濟狀况一般會引發情緒反應、社會和政治分裂”〔5〕。更有分析指出，“在危機中，决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爲模式”〔6〕。這些精闢結論也非常適合當下的台灣社會現狀，台灣經濟社會發展正在被民粹主義與“左翼社會思潮”所綁架，束縛着台灣發展的動能。

　　注釋：

　　〔1〕文青（廣東惠州），“左獨打破藍緑基本盤”，《旺報》（台灣），2014年12月8日，D2版。此文提出了“左獨”概念。

　　〔2〕姚阿寶（台灣政治大學博士生），“台新世代跳不出島民心態”，《環球時報》，2014年12月19日，第14版。

　　〔3〕王迪，“極左翼抬頭攪動西班牙政局”，《人民日報》，2015年1月16日，第21版。

　　〔4〕楊子岩，“靠民粹主義政策能挽救經濟嗎”，《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年1月30日，第12版。

　　〔5〕〔6〕同〔4〕。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3月號，總第2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