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權有强烈終結“戰後體制”、改變戰後日本和平發展道路、謀求日本“正常化國家”、實現“强大日本”的遠大戰略目標與夢想。圍遶這一重大戰略目標，對内進行重大改革，解禁集體自衛權，加强防衛力量，致力修改和平憲法，推行“安倍經濟學”，實現“富國强兵”之策；對外確立“積極和平主義”理念與“俯瞰全球儀外交”戰略，合縱連横，以鞏固美日戰略同盟爲主軸，推進與配合“印太戰略”，建構“多邊多層”安全體系，介入南海事務，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其核心是“牽制中國、壯大日本”。 

　　一、改變“戰後體制”，大力推進日本“正常化國家”目標 

　　戰後出生的安倍逐步改變了吉田茂首相任内確立的戰後“重經濟、輕軍備”、“守和平、輕安保”的“吉田路綫”，走上了“重安保、輕和平”的發展道路。 

　　（一）試圖結束日本“戰後道歉屈辱史”，讓日本成爲一個没有歷史包袱的“正常化國家”。2015年8月，安倍發表“戰後70週年談話”即所謂“安倍談話”，這是一個名爲“希望積極闡述戰後和平歷程以及日本將作爲怎樣一個國家、如何爲地區和世界做出貢獻”的重大政治談話，實爲争取終結戰後體制下日本不斷被迫向國際社會尤其是中韓道歉的“政治宣言”。企圖以此終結日本永遠作爲一個戰敗國、不斷向國際社會道歉的屈辱歷史，充分反映了安倍右傾思想與日本强國夢。“安倍談話”時間點重要，形式鄭重，雖然强調日本已一再表達了懊悔和謙意，强調先前内閣立場依舊不可動摇（事實上有截然不同的立場），必須從歷史中學到教訓，但核心不是道歉，而是强調“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不應揹負謝罪的宿命”或“不能讓日本人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也就是企圖對戰後日本屈辱的歷史作一個徹底清算與告别，宣告以此爲起點，未來日本不必再爲過去的侵略歷史道歉，讓日本成爲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若是一直被要求懺悔、道歉，日本永遠是“二等國家”，就是被世界瞧不起的國家。 

　　（二）解禁集體自衛權，改變“戰後體制”下日本被限制不得行使集體自衛權，即日本不能對關係密切國家遭受他國武力攻擊時使用武力干預的國家權力。二戰後國際社會確立了日本和平憲法，禁止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相當於日本的國家主權行使受到制約。爲了要讓日本成爲真正的世界大國，成爲正常化國家，安倍致力於擺脱這一現狀，除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外，率先采取“釋憲”方式，即修改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只需内閣做出解釋，不需經過法律程序。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閣會議正式通過了有關“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决議案，並提出了“武力行使新三要件”，取代歷届政府遵循的“自衛權發動三要件”，將自衛隊動用武力的門檻從本國遭到直接武力攻擊放寬至他國遭受武力攻擊等情况。其次啓動“修法”程序，在安倍積極努力之下，於2015年10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新安保法案》，從法律層面解禁了集體自衛權，爲日本未來出兵海外、武力介入國際争端鋪平了道路。 

　　（三）全力争取在任内完成修改“日本國憲法”，賦予日本發展正規軍事力量與戰争權，讓日本成爲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政治與軍事大國。戰後盟國主導確立的“日本國憲法”被稱爲“和平憲法”，核心是第二章第九條相關内容：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争、武力威脅和武力使用作爲解决國際争端的手段；爲達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及其他戰争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這一和平憲法在某種程度上剥奪了日本的國家主權權力，這是侵略戰争的代價。安倍上台後，一直致力於修改這一和平憲法，公開表示“日本現行憲法第九條有關‘放棄戰争’的條款是日本‘正常化’道路上必須搬掉的‘攔路石’”。這一言論充分表明，安倍是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要不惜一切代價、盡最大努力完成修改和平憲法。2019年12月初，安倍在國會再次表達争取任内完成修改憲法的政治目標。核心目標是讓日本擁有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的正規武裝力量陸海空軍等戰争力量，擁有戰争發動權，讓日本成爲一個真正的“正常化國家”，實質上是讓日本成爲真正世界政治大國與軍事强國。不過，2019年7月參議院選舉，自民黨與公民黨執政聯盟席位未能達到“2/3”多數，反修憲民意也超過半數，制約着安倍修憲目標的實現。 

　　（四）廢除“文官統制”，提高軍界在政府體制中的地位與角色。日本傳統政治中文官與武官矛盾長期存在，武官强勢也是侵華戰争爆發的重要原因。1954年，日本在設立防衛廳與自衛隊時决定設立“文官統制”，防止武官介入政治，讓文官能在平時參與對武官的管理。爲實現“正常化國家”目標及提高武官地位，安倍主導推動於2015年修訂《防衛省設置法》，廢除了此前掌管自衛隊行動作戰的文職部門“運用企劃局”，由統合幕僚監部（相當總參謀部）統一負責，並將只屬於“西裝組”（文職官員）對防衛大臣的輔佐權擴大到“制服組”（軍職人員），意味着“制服組”將成爲自衛隊作戰等各項行動的主導核心，“文官統制”制度正式被廢除。 

　　（五）積極加强軍事能力建設。安倍上台後積極發展軍事力量，大幅增加軍事預算，加强武器裝備，擴大對美軍事采購，基本實現了“强兵”目標。 

　　總之，安倍政府以改變“戰後體制”與發展“自主防衛”爲目標，建立新的安保制度體系，確立“可戰”體制；强化防衛力量建設，搆築“能戰”實力。 

　　二、以“積極和平主義”思維，推動“俯瞰全球儀外交”，提昇日本大國地位 

　　安倍對外政策與對外關係發展的核心是以大膽進取的“積極和平主義”思維，推動“俯瞰全球儀外交”，積極參與全球事務，突破東亞大國或二流大國地位，讓日本成爲對全球事務有影響的“全球性政治大國”。其核心是鞏固美日戰略同盟，配合與推進“印太戰略”，建立“多邊多層”保安網絡體系，發展與結交更多國家伙伴，維護所謂日本安全與國家利益，提昇日本世界大國地位。2018年安倍提出的“戰後日本外交總决算”，就是對這一戰略目標的總概括。 

　　（一）强化美日戰略同盟，作爲日本安全的最大戰略屏障。美國主導了戰後日本體制與日本憲法，並在對抗中蘇社會主義陣營背景下建立了日美安全同盟關係，日本也始終以追隨美國與鞏固强化美日同盟爲對外政策核心。 

　　安倍上台執政後，則進一步以强化美日同盟與安全防衛合作爲主軸。安倍不僅創立了國家安全保障委員會與國家安全保障局，而且制訂了以西南海域爲防衛重點的《防衛計劃大綱》，除增加防衛預算、强化自衛隊聯合作戰與兩栖登録戰略等“内部平衡”措施外，也采取“外部平衡”措施，包括增强美日同盟防衛合作，强化與澳大利亞、印度、東盟國家甚至歐盟之間的安全網。2018年底通過的《防衛計劃大綱》以“强化美日同盟與搆築多邊安全架構”爲核心，强調美日同盟是保障日本安全不可或缺的基礎，日本必須以美日同盟爲基礎“積極和平主義”，積極建構“多邊多層”安全架構。 

　　（二）以“印太戰略”爲核心，搆築“多邊多層”安全體系。安倍最先提出、美國接手主導與日本積極配合的“印太戰略”，逐步成爲安倍政府最重要區域安全戰略支撑。日本新版《防衛計劃大綱》正式使用了“印太地區”概念，認爲美國將印太地區置於優先地位，强化同盟和伙伴關係，主張以美日同盟爲主體建構“多邊多層”安全網，以建構理想的安全環境，“以自由開放印太構想”，與共享價值及安全利益的國家密切合作；並考慮到地區特性與各國情勢，推動“多邊多層”安全合作，内容包括高層交流、政策對話、聯合演訓、防衛裝備與技術、“能力搆築”等。在這一“多邊多層”安全體系建構中唯獨將中國排除在外，可見其目標所在。 

　　一是與美國合作推動建立以美日澳印爲軸心的“印太戰略”。目前已建立了美日澳印“四邊安全對話機制”，2019年9月在紐約聯大會議期間舉行首次四國部長級磋商。 

　　二是推進“多邊多層”安全體系網。在美日安全同盟基礎上，日本以我爲主，展開建立以印太地區爲核心、範圍遍及全球的“多邊多層”安全體系，即三方或雙邊“2+2安全溝通機制”。目前三邊安全對話機制主要包括美日澳三國防部長對話機制、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機制、美日印三邊安全合作機制等。日本主導推動的雙邊“2+2安全對話機制”包括了日澳、日法、日英、日俄、日意與日印等多個“2+2安全對話機制”，日印在2019年11月舉行首次部長級“2+2安全對話”。 

　　（三）提昇與主要大國關係戰略定位，積極改善日俄、日印等大國關係。除頭號大國盟友美國外，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大國是日本極力争取改善、交往的對象，但其戰略目標與策略則有所不同。印度是日本極力争取與發展的主要對象。安倍第二次執政後，將日印兩岸關係由“戰略性全球伙伴關係”提昇爲“特别戰略性全球伙伴關係”，陸續與印度建立兩國間、加入美澳印或美日印三國間以及美日澳印四國間的戰略對話機制。雙方領導人多次互訪，互釋善意，均將中國視爲威脅。 

　　俄羅斯是世界大國，更是世界軍事强國，改善與俄關係是提高日本大國地位關鍵之一。安倍一直積極尋求改善日俄關係，多次與普京會晤，尋求與普京建立良好私人關係，以期解决雙方存在的北方四島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不過，日美安全同盟及日本處處追隨美國並配合美制裁俄羅斯的結構性矛盾，讓日俄關係難以徹底改善，北方四島領土争議難解。日本不大可能在鞏固美日戰略同盟、配合美國遏制俄羅斯的情况下與俄建立真正友好關係。 

　　三、對華交往合作與防範遏制共進並行，核心是“交往中牽制”、“牽制中發展” 

　　中日關係是安倍政府極爲重視的、僅次於日美關係的雙邊關係。日本對華戰略與策略是：發展中日關係是虚，高層交往是名，經濟合作是利，防範是實，牽制是核心，謀求大國地位是目標。 

　　（一）安倍對華“合作與遏制”雙重戰略定位，充分反映了“雙面日本”與“多面安倍”。安倍重視中日關係，希望改善中日關係，不時對中國表現出友善、友好的一面，於2014年9月在國會演講中使用“中日友好”一詞，2019年春節專門用中文向中國問好，也積極争取實現了中日領導人互訪與會晤，但安倍不僅從未正視中國政府在意的侵略歷史問題，而且將中國視爲競争對手，宣揚中國威脅論，並以此作爲加强防衛與發展武裝力量的藉口，配合美國遏制中國。新版《防衛計劃大綱》强調促進與中國相互理解和信任，推進多層次對話、談判與交流，促進中國對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履行負責與建設性角色，但同時提出日本面臨七大安全威脅，其中以最大篇幅闡述中國的綜合威脅與破壞國際秩序的單邊行爲，而且包括了8種表現形式，同時指責中國與俄羅斯在政經與軍事領域挑戰美國，試圖改變國際與區域秩序，加速權力平衡變化與不確定性。2019年9月日本防衛省公佈的《防衛白皮書》更明確將中國定義爲日本面臨的最大威脅。 

　　（二）對華采取“跟隨與策反”兩手外交策略，積極拉攏與華有領土主權争議的國家。安倍政府重視對華關係，采取了一些積極的善意行動，實現了兩國領導人的高層互訪，中日關係也獲得改善；但觀察安倍政府對華政策的策略與戰略以及具體行動就會發現，善意與惡意并存，改善與惡化並舉，改善只是爲了提昇安倍政治地位，争取有利日本發展外部環境，並没有改變視華爲安全威脅以及在國際社會“牽制中國”的基本戰略。特别是只要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訪有關重要國家後不久，安倍就會隨後參訪，有明顯“拆台”用意，破壞中國與相關國家的關係。尤其是安倍特别重視發展與中國有主權領土争議的越南、印度、菲律賓等國家的關係。 

　　（三）安倍政府配合美國積極介入南海事務，進一步擴大“牽制中國”領域範圍。2012年12月27日，安倍發表“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提出中國對日本海洋運輸綫造成“兩海一洋”連動威脅，呼吁建構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爲主軸的“鑽石型陣營”，共同維護西太平洋連接印度洋運輸安全，特别是要防止南海成爲“北京之湖”。2013年6月，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馬尼拉記者會上公開表示“日本方面非常關切南海情勢將會影響到東海情勢”，强化中國“兩海連動”威脅。同年12月，安倍政府公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强調中共與東盟國家間在南海主權聲索争議衍生出威脅海洋的依法治理、航行自由以及東南亞區域穩定的懸念，昇高日本海洋運輸綫安全的脆弱性，因此强調日本應該協助海洋運輸沿綫國家提昇維護海洋安全能力，以及强化與日本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合作。2016年9月，日本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在美華府演講中表態支持美軍在南海執行“航行自由作戰”（FONOP）任務。日本將派遣自衛隊與美軍共同實施，並在2017年5月首次派遣反潜直昇機護衛艦在日本周邊海域執行護衛美軍補給艦任務，後赴南亞訪問，巡航南海，並與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海軍在南海實施共同巡航演訓。自此以後，日本公然介入南海事務常態化，成爲在南海事務上牽制中國的重要域外力量。 

　　（四）安倍政府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等國際經濟合作防範、排斥高於參與合作。安倍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一直持保留態度，雖然於2017年7月曾表示對“一帶一路”給予合作，但没有實際行動，仍是防範與排斥爲主，不願真正接受。不僅中日最終以“第三方市場合作”取代“一帶一路”建設合作，而且日本積極配合美國在印太地區另搞一套，核心之一是對抗“一帶一路”建設。特别是日前在中國、日本、東盟等15國成員達成共識、争取於2020年簽署RCEP後，日本隨即就表示不簽署没有印度參與的RCEP，顯示典型的“親印防中”，企圖阻撓中國在RCEP的影響力，是“牽制中國”的又一舉動。 

　　（五）配合美國制裁與遏制中國高科技企業。自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與科技戰後，日本在對華經貿議題上並不是“相向而行”，依然是“利己主義者”，配合美國制裁中國企業，限制華爲等中企參與日本5G建設，限制華爲電訊産品。不久前日本海上保安廳又表示，因擔心機密情報被泄漏，2020年開始不再使用中國製造的無人機，這是配合美國限制中國大疆等高科技企業發展的又一不尋常舉動。 

　　四、推行“安倍經濟學”，振興經濟，扭轉日本“失落20年”，奠定日本成爲政治大國之經濟基礎 

　　邁入後工業化後，日本經濟發展放慢，出現了所謂“失落20年”現象。安倍上台執政後，要實現一系列戰略目標，成爲正常化國際大國，振興經濟是重要手段與基礎。 

　　經濟實力是大國政治基礎。日本國土面積不大，但因戰後迅速恢復與快速發展，成爲世界經濟大國與經濟强國，一度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仍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因侵略戰争與戰後體制而未能成爲真正的政治大國。安倍要實現日本“國家正常化”目標，要成爲世界性政治大國，首先要改變經濟停滯現象，發展經濟，壯大經濟，才能提供龐大國際援助，擴大對外貿易與對外投資，發揮國際影響力。這是安倍上台後推動“安倍經濟學”的重要原因。 

　　安倍經濟學的三大核心政策支柱是“大膽金融政策、機動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及經濟成長戰略”。在財政、金融刺激政策下，到2019年底，安倍執政6年多，日本經濟持續復蘇長達86個月（2019年11月經濟增長1.8%），創下二戰後最長復蘇期，達到了既定目標，擺脱了經濟通縮時代。 

　　在新形勢下，日前安倍政府又考慮推出13萬億日元（約1200億美元，加上私營部門及其他開支，總計達23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爲争取民意支持及推動“修憲”與改革創造條件。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對日本經濟造成新的重大衝擊，被迫采取巨額刺激經濟計劃，但仍難以改善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困難與新挑戰，對其修憲形成新的壓力。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8月號，總第2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