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資源禀賦不足，能源高度依賴進口，缺乏能源自主性。島内政治博弈導致能源議題“政治化”，政策制定偏離專業，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來，民進黨當局推進能源轉型具有更加鮮明的“政治化”傾向，加上地緣政治、新冠疫情等因素持續擾動全球能源秩序，使得蔡英文當局的能源轉型政策成效不彰，未來面臨諸多困境與不確定性。可以預見，在202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能源相關議題仍將持續發酵，並對島内政經生態産生深遠影響。

　　一、民進黨能源政策形成過程

　　民進黨能源政策主要基於意識形態與選舉需要，至今已經歷四個主要時期，包括“黨外”時期及第一次在野的萌芽期（1986—1999年）、第一次執政的探索期（2000—2007年）、第二次在野的調整期（2008—2015年）和第二次執政的成熟期（2016年至今）。

　　（一）萌芽期：樹立“反核”“神主牌”（1986—1999年）

　　1970年開始，爲保障電力穩定供給，降低燃油發電比重，台灣當局相繼興建第一、二、三核能發電廠。該時期雖也有“反核”聲音，但並未成爲社會重要議題，直至建設第四核能發電廠（簡稱“核四”）。“反核四”運動自初期就與台灣政治轉型並進，隨着民進黨勢力不斷壯大，環保團體與民進黨密切合作，推動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民進黨於1986年11月公佈的黨綱中，明確提出“反對新設核能發電機組，積極開發替代能源，限期關閉現有核電廠”。1992年12月，台灣地區第二届民意代表選舉中，民進黨獲得了161席中的51席，得票率首次超過三成，讓“反核”團體龢民衆覺得通過支持民進黨經由立法機構的預算審查達到停建“核四”成爲可能。1996年5月，立法機構以76票比24票通過民進黨籍民意代表張俊宏等所提“廢止所有核電廠興建計劃”案；1996年10月，爲反對國民黨在立法機構强行通過“核四”復議案，民進黨動員所有黨公職人員發動静坐抗議。1999年3月，台灣當局“原子能委員會”核發“核四”建照，民進黨發表“譴責‘原能會’核發‘核四’建照”聲明，並組織“3·28”反核大遊行。至此，原本是環保議題的“核四”問題已淪爲朝野政治勢力惡鬥的工具，民進黨更是將“反核”塑造爲“政治正確”，借此謀取政治私利。

　　（二）探索期：能源政策主張逐步體系化（2000—2007年）

　　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開始研究其能源政策頂層設計及政策體系，解决政策配套、計劃銜接、項目落地等方面問題，於2004年改組“能源委員會”爲“能源局”。但因黨内派系争鬥，且在立法機構席次未過半，加上兩岸局勢持續動盪，這一時期民進黨未能形成完整的能源政策體系。

　　其一，推動“非核家園”目標“法律化”。民進黨於2000年9月發表“尊重專業判斷，迎接緑色能源”聲明，指出不建“核四”，台灣也不會缺電。台灣當局行政管理機構於2002年9月設立“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全面規劃達成“非核家園”願景與推動機制。2002年11月，台灣當局立法機搆通過“環境基本法”，其中第二十三條規定“應訂定計劃，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但各政黨在實現“非核”時間表、化石能源使用、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上仍有較大差异。

　　同時，推動“核四公投”。民進黨因在第五届民意代表選舉中仍未過半，加上國民黨等在野黨聯盟制衡，試圖通過立法機構投票實現“核四”停工短時間内無法實行。此後“反核四”運動轉向“公投”，寄希望於島内民衆來選擇。台灣當局立法機構雖於2003年11月三讀通過“公民投票法”，但陳水扁任内未進行“核四公投”。

　　其二，發展再生能源産業。2002年1月台灣當局行政管理機構實施“再生能源發展方案”，並研擬“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2005年5月將再生能源列入“挑戰2008台灣發展重點計劃”之重點投資計劃“水與緑建設計劃”領域，推動重點包括再生能源“立法”、再生能源研發與推廣應用、陽光電城、風力場、地熱公園等。

　　其三，提出台灣發電結構配比規劃。爲應對《京都議定書》生效後全球减碳趨勢，民進黨當局於2005年6月舉行第二次“全台能源會議”，雖談减碳，但更强調“非核”。此次會議提出2020年台灣發電裝置容量結構配比爲燃煤46～47%、燃油3%、燃氣26%、核能9%、抽蓄水力5%、再生能源10～11%;2025年爲燃煤48～50%、燃油2～3%、燃氣27～28%、核能5%、抽蓄水力5%、再生能源10～12%。較第一次“全台能源會議”規劃的2020年電力裝置容量配比，核能由19～20%降至9%，燃煤、再生能源比重大幅上昇。

　　（三）調整期：聚焦“大選”完善能源政策體系（2008—2015年）

　　2011年日本“3·11”福島核灾事件爆發後，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提出“2025非核家園”計劃，通過尋找替代能源、提昇發電效率、節約能源、産業結構調整等，到2025年不再依賴核能發電，並作爲其參加2012年“大選”的能源主張。2012年“大選”後，民進黨因不滿國民黨當局堅持推進“核四”建設，聯合島内“反核”民間團體於2012年3月、2013年3月、2014年3月連續舉行“反核”大遊行，並在2014年4月份相繼發起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禁食、“4·22”“立法院”外抗議、“4·22廢核光點行動”“4·23人民作主·停建核四”行脚活動、“4·23國民黨部抗議”“4·24反核四佔領凱道”等一系列活動，國民黨當局被迫於2014年4月27日宣佈“核四”停工。逼停“核四”一定程度上削弱國民黨執政優勢地位，同時爲民進黨贏取2014年11月“九合一”選舉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促使其將“2025非核家園”政策體系化，服務2016年“大選”。

　　民進黨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於2014年3月發佈“緑色新政：民進黨的新能源政策”，提出2025年台灣能源願景，即2025年台灣的緑色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例達20%，緑能産業的發展將帶來20萬個緑領就業機會。具體主張政策包括：節約能源；提昇能源效率；發展緑色能源；促進能源科技創新；改革能源事業；2025年實現“非核家園”。2015年3月民進黨“大選”候選人蔡英文宣佈，執政後將啓動“新能源政策”，通過實施能源事業革新、節約能源、發展緑能、科技創新、“非核家園”等政策，實現2025年緑能發電比例20%及“非核家園”、2025年碳排放减至2000年水平、發展節能與緑能産業及緑領就業等三大政策目標。

　　（四）實踐期：推動能源轉型（2016年至今）

　　2016年5月民進黨重新上台後，隨即於6月成立“能源及减碳辦公室”，統籌制訂能源轉型政策。台灣當局經濟主管部門根據“能源管理法”於2017年4月完成“能源發展綱領”修正，定位爲台灣能源發展的上位指導綱要，爲各部門配合能源轉型相關政策計劃、準則及行動方案訂定的政策方針。2017年6月台灣當局經濟主管部門公佈“能源轉型路徑規劃”，提出以减煤、增氣、展緑、非核的再生能源發展方向爲規劃原則，研擬“能源轉型白皮書”規劃未來能源發展目標、具體推動措施及政策工具，於2025年達成“再生能源20%、燃煤30%、天然氣50%”能源結構及“非核家園”目標。台灣當局經濟主管部門於2020年11月公佈“能源白皮書（核定版）”，提出實現2025年全面能源轉型的具體行動計劃，以落實“能源安全、緑色經濟、環境永續、社會公平”爲原則，涵蓋創能、節能、儲能及智慧系統整合，並規劃配套措施與産業發展以輔助整體能源轉型推動（見圖1）。

　　二、蔡英文當局能源轉型成效評估

　　蔡英文當局推動能源轉型已六年，能源供給自主性、再生能源發展等核心政策主張落實不到位，“非核家園”政策在島内社會仍存高度争議，僅在利用氣候變化、再生能源等議題拓展“國際空間”方面有一定進展。

　　（一）能源供給自主性差

　　能源資源禀賦是能源供給保障最直接的、最根本的影響因素。台灣初級能源資源禀賦匱乏，據台灣中油公司統計，1946年以來的油氣探勘與開發成果以天然氣爲主，伴生凝結油，原油甚少。目前陸上生産中的油氣田有錦水、鐵砧山、出磺坑、青草湖、永和山、新營、八掌溪、白沙屯等，均分佈在台灣島的西部，其中以苗栗的鐵砧山、出磺坑兩氣田最爲重要，1959年至2016年累計自産天然氣逾500億立方米及凝結油約500萬立方米。再生能源方面，除水資源外，地熱能較爲豐富，全台共計27區，總發電潜能爲989MW，主要集中在大屯山、宜蘭清水、土場、廬山、金侖、知本與瑞穗等七處。但因地熱資源開發受環境先决條件之限制頗多，且開發過程中易造成環境污染，目前全台已商轉電廠僅宜蘭清水（結元能源開發）和台東知本（安葆電能）兩處。風電方面，台灣海峽的狹管效應導致海上風力强勁且穩定，賦予極佳的離岸風場開發條件，也是蔡英文當局重點發展方向。

　　從能源供給視角看，2016年以來台灣能源自産比重雖有小幅增長（圖2），但高度依靠能源進口的局面並未有任何改觀。2016—2021年間，台灣的能源進口依存度由始終保持在97.4%至97.8%之間，未有明顯變化；其中石油進口依存度一直維持在99.8%，而天然氣進口依存度小幅攀昇至2021年的99.6%（圖3）。

　　從能源儲備角度看，台“石油管理法”第24條規定當局運用石油基金儲存石油，儲存量30天；石油煉制業及輸入業應儲備不低於60天的安全存量，共計安全儲油應儲存90天以上。據台“能源局”統計，2022年2月可用油品儲備量818萬立方米，可用149天，與2016年2月相比，可用天數雖有提昇，但實質儲備量却呈現衰减態勢（圖4）。天然氣方面，台“天然氣生産或進口事業自備儲槽容量”規定天然氣進口企業在不同時期段儲槽容積天數與安全存量天數期程與目標（表1）。據台“能源局”統計，台天然氣進口企業2020及2021年每月平均安全存量天數分别爲11.2與11.6，超過規定的不低於7天，但仍遠低於韓國53天、中國大陸51天、日本36天。每年的7—9月爲台灣的台風季和夏季用電高峰期，若連續遭遇台風等極端天氣，將造成運輸船無法靠岸或離岸的困境，島内天然氣存量將出現不足。

　　（二）再生能源發電發展緩慢

　　當前台灣發電以火電爲主，2021年火電占比達83.4%，高於2016年的81.9%；其中，燃煤發電比重小幅衰减，燃氣發電比重由2016年的31.5%增至2021年的37.2%（圖5）。同時，再生能源發電滯後。據台灣當局能源主管部門規劃，2021年底再生能源發電比重應爲12%，但實際進度僅有6%。此外，2025年20%緑電目標提前破産。台灣當局能源主管部門評估稱，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由原先設定的20%目標下調爲15.2%，因台灣經濟及製造業快速增長帶動用電需求大增，導致再生能源占比降低，原定2025年光電20GW及離岸5.6GW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目標不變。

　　光電與離岸風電進度皆不如預期，本土化進程緩慢。因2020年台灣當局農業主管部門修正相關規定，不同意2公頃以下的農地變更地目種電，加上2021年島内疫情防控警戒造成缺工，以及上游原物料大漲都造成工程延宕，導致2020年、2021年連續兩年裝機容量未達標，2021年僅7.7百萬千瓦（GW），仍低於預定目標8.75GW。離岸風電方面，截至2021年底，僅有台電離岸一期及海洋風電（“Formosa1”）順利發電，裝置容量約237.2百萬瓦（MW），而原定2021年底要完工的風場因島内疫情防控警戒限制海外工程師及設備赴台，因此全數延期。台灣當局經濟主管部門預計2022年將并聯4個離岸風場共2百萬千瓦（GW）。從另一角度也説明，台灣的離岸風電産業嚴重依賴外資，本土化進展緩慢，如水下基礎設施建造商世紀鋼鐵進口韓國鋼材假冒本土産品；沃旭能源委托興達海基製作的水下基礎轉接段出現焊裂現象。

　　同時，島内企業减碳壓力增大。跨國公司持續推動建立緑色供應鏈（GSM），對其供應鏈廠商的再生能源占比要求日益明確，進一步增大島内企業减碳壓力。目前，島内緑電多被台積電等大企業搶購，中小企業面臨無電可買的困境。當前，美日歐正在醖釀對進口商品征收碳邊境調節税，台灣的金屬冶煉、化工等産業首當其衝。台灣處於高度碳關税風險的企業占島内GDP超過6%，受衝擊就業人數逾30萬人。

　　（三）電力供給系統脆弱

　　2016年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電力系統已發生10次較大規模停電事故，其中2017年8月15日、2021年5月13日及17日、2022年3月3日爆發四次全台大停電（見表2），凸顯台灣電網韌性嚴重不足，爲199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直選”以來歷届當局之最，根本原因在於蔡英文當局推動過激的能源轉型政策。以2022年3月3日全台大停電爲例，因興達電廠單一電廠事故，造成7處電廠機組停機，約1/3的全台電力系統停擺，是繼1999年“9·21大地震”引發大停電以來最嚴重停電事故，當時8處電廠機組停機，全台649萬户停電。但相比於“9·21”全台大停電，2016年以來的四次全台大停電全部是由人員操作失誤或設備故障，説明蔡英文當局在電力系統運維、專業人才培養等方面缺乏有效投入，只在乎是否完成裝機容量等數字“政績”。“台灣美國商會”發佈的“2022年商業景氣調查”中有逾七成會員對島内供電穩定、電壓穩定性及緑能進展等議題表示擔心。

　　（四）“南電北送”模式未改變

　　台灣電力資源分佈不均，呈現“南電北送”的特點。北部經濟相對發達，人口集中，用電大，但發電少，而火電等基載電力多位於中南部。目前，台灣北部地區（北北基宜及桃竹等縣市）平均每年用電缺口逾130億千瓦時，全部需要“南電北送”支援，導致中南部民衆對此意見頗多。“南電北送”模式使得高壓輸電系統的安全性與穩定性成爲保障電力供給的關鍵。目前，台灣西部僅有三條345k V南北超高壓輸電綫路，是維係電力系統穩定運行的“血管”，在用電高峰期負荷較大。同時，據台電公司統計，由於台灣目前還無法實現區域供電自給自足，導致每年輸電綫損的電量高達110億千瓦時。

　　（五）持續推進“非核家園”

　　當前，台灣第一核電廠及第二核電廠的1號機組已停機退役，未啓用的第四核電廠所存燃料棒已全部運回美國，目前僅有第二核電廠的2號機組及第三核電廠處於商轉狀態。經歷2018年“以核養緑公投”、2021年“重啓核四公投”後，蔡英文當局堅持核電廠不延役、“核四”不重啓，2025年核電廠全數進入除役階段。據台“能源局”統計，核能發電由2016年的316.61億千瓦時降至2021年的277.88億千瓦時，占全台發電量比重由12.0%降至9.6%。

　　（六）拓展能源領域涉外合作空間

　　其一，利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及世貿組織（WTO）平台加强相關磋商交流。以地區經濟體身份參與APEC能源部長會議及能源工作小組會議，多方動員謀求擔任APEC能源工作小組及其分組重要職位，争取舉辦相關會議及活動，同時提出關係多方利益的項目計劃以獲得APEC經費補助。同時，試圖通過WTO及APEC等既有平台，謀求參與國際能源署（IEA）、《能源憲章條約》（ECT）等國際能源組織及相應活動，拓展參與國際能源對話的渠道。其二，利用既有的官方與民間對話平台（表3），洽簽相關合作協議，促進與重要貿易伙伴間的能源科技與産業合作。其三，目前台灣當局所謂“邦交國”多爲全球變暖的受害島國，蔡英文當局繼續與“邦交國”加强在再生能源、减碳等議題上合作，博取對方好感與政治支持。

　　三、蔡英文當局能源轉型政策困境

　　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離不開穩定的能源供給來保障。一般而言，能源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須匹配能源保障目標，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而蔡英文當局推行的能源轉型政策多基於其政黨私利，缺乏科學論证及規劃，未來仍面臨諸多困境。

　　（一）能源供需與使用風險持續叠加

　　其一，工業用電需求不斷增加。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認識到工業對穩定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相繼提出“再工業化”相關政策，台灣地區也不例外。2016年民進黨上台以來，積極推進智能製造及“投資台灣三大方案”等政策，工業增加值占台GDP比重已由2016年的36.87%增至2021年的37.84%，對應工業發展所需能源也持續增加。據台灣當局能源主管部門統計，工業部門電力消費占島内電力消費的比重由2016年的53.6%昇至2021年的57%（圖6);2021年工業部門消費同比增長7.1%，高於島内電力消費4.3%增速，工業電力消費增量占島内電力消費增量的90.8%。台灣當局經濟主管部門預估2021—2027年間台電力消費需求年增2.5%，但工業用電需求快速增長可能進一步推昇整體電力需求，不僅增大台電公司供電壓力，還會擠壓服務業、農業等部門用電。此外，台電公司消極實施“需量反應”機制，參與率較歐美國家仍較低，調節用電高峰成效有限。

　　其二，能源議題政治化持續撕裂島内社會。2021年底涉能源的“珍愛藻礁公投”與“重啓核四公投”結果均呈現明顯雙峰分佈，説明島内民意在藍緑政治動員及議題操弄下走向不可調和的對立，未來仍將持續撕裂島内社會。接收站建設方面，目前島内僅有高雄永安及台中兩座天然氣接收站，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桃園觀塘）經2021年“公投”雖可繼續施工，但已拖延兩年。當前基隆協和電廠規劃更新改建第4座天然氣接收站，預計填海造陸面積高達18.6公頃，7萬多株珊瑚及外木山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都會受到衝擊，比“三接”影響更大，環保團體持續抗議，不排除再次發起“公投”。“核四”議題已逾40年，經歷三次政黨論題及兩次“公投”，至今未有共識，未來仍是選舉重要議題。

　　其三，能源運輸面臨較大威脅。能源運輸通道安全暢通是能源安全的基本要素。首先，台灣四面環海，能源大宗商品進口只能通過航運，僅有部分石油管道鋪設於台灣海峽一側。同時，台灣爲孤立電力系統，在缺電情况下無法獲得境外電力系統支援。其次，中東地區政經局勢持續動盪，恐怖主義行爲及海盗威脅上昇。2019年6月，運往台灣“中油”公司的載有7.5萬噸石油腦的油輪在霍爾木兹海峽附近遭到襲擊，貨物全數遭毁。台灣“中油”公司評估稱台灣依賴中東地區油源，地緣形勢昇温恐增加原油供應、油料運輸航道風險。此外，在蔡英文當局繼續加大“倚美”背景下，反美力量有可能對台能源供給及運輸造成嚴重威脅。

　　（二）台灣電力系統安全隱患重重

　　其一，電力供給可靠度評估體系落後。目前，台電公司采用的備轉容量率計算方法不科學，無法有效反映台電系統供電可靠度。備轉容量則以天爲單位，用系統運轉净尖峰能力（將當天所有可參與發電的機組供電能力）减去系統瞬時尖峰負載（當天最高瞬時用電量），預估系統當天實際可調度的發電容量。當前台當局核定備轉容量率爲10%，大於等於10%代表餘裕充足，而備轉容量低於90萬千瓦以下則達限電警戒。以此方法計算，2017年5月13日、2022年3月3日兩次全台大停電時，備轉容量率都爲充裕狀態。但是，需要注意太陽光電已成爲台灣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的重要組成，通過“太陽光電2年計劃（2016—2018年）”及接續的“2020年太陽光電6.5GW達標計劃”，發電量由2016年的11.09億千瓦時增至2021年的79.20億千瓦時，複合年均增速達48.2%（圖7）。一般而言，系統運轉净尖峰能力出現在中午時刻，這時也是太陽能發電高峰，但供電壓力時間段已由中午轉爲下午3時至晚上10時，這一階段太陽能發電能力持續减弱。2021年5月13日大停電就發生在下午3點左右，當時太陽能發電量已衰减，真實的備轉容量率可能已低至6%以下，處於供電或限電警戒狀態，而非當日早7時前公佈的10.03%。可見，在緑電不斷增加的背景下，台灣的電力供給可靠度評估體系已滯後，缺乏“小時級”的及時評估數據，且未有相應的危機管理機制。

　　其二，電廠規模大型化隱患多。台灣地少人稠，加上多環保運動，選址難度及建設成本較高，因此一旦確定新建火力發電廠，多采取大型多機組模式，如近年引發四次全台大停電的興達電廠及大潭電廠，已分别有9個及6個發電機組，仍計劃增加新燃氣機組，且單機組裝機容量高達130萬千瓦。電廠大型化的最大問題在於故障可能導致多個機組跳機，需要更大裝置容量機組做備援。2021年“5·13”大停電的直接原因是高壓變電所故障導致興達電廠共4部機組跳閘，但另一個原因是備轉電力無法彌補缺口，只能停電。其次，電廠大型化會降低機組大修排程的彈性，影響整體發電效率。每年6月至9月因是用電高峰，台“能源局”要求台電在此期間不要安排大修，但電廠大型化使得機組大修復雜度加大、時程延長。如2021年“5·17”大停電時全台仍有近457萬千瓦裝置容量機組正在大修，超過興達電廠總裝機容量，直到7月才全部完成。

　　其三，電價長期背離市場。台灣電力市場化改革滯後，民營企業參與度低，發輸配售電業務高度集中於台電公司，且缺乏有效監管，經營效率低下，人事成本高昂，决策黑箱作業，貪腐弊端叢生，淪爲當局“政策買票工具”。長期以來，歷届台當局基於選舉利益考量，對油、電等能源價格多采取緩漲或凍漲决策，致使其無法反映市場價格，台灣的油、電價長期在亞洲都處於低位，也導致台灣“中油”、台灣電力等公營企業賺少虧多，依靠官方補助運營，同時投資誘因不足致使能源結構改善緩慢。2018年10月以來，蔡英文當局爲謀求選舉利益，連續“八凍漲”電價，看似兑現“能源轉型不漲電價”的承諾，但因能源高度依賴進口，增加成本等於直接轉嫁給台電與“中油”，變相由島内民衆納税買單，也造成島内電力消費大幅增長。台灣當局能源主管部門數據顯示，2021年台灣的工業與住宅電價均是全球第四低，僅是日德電價的三分之一；2011-2021年間台灣人均用電量增長10%,2021年人均用電量全球排名第12位，超過法德英日韓等經濟體。當前，島内發電成本仍面臨上漲壓力。台“工研院”評估稱台電每生産1千瓦時電，從源頭燃料挖掘、電廠發電、輸電到用户端，大概要花費5千瓦時電；受俄烏局勢影響，全球能源價格持續上漲，台電發電成本將進一步上昇。

　　（三）再生能源産業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其一，再生能源推廣面臨多重困境。首先，再生能源推廣涉及土地、運輸、儲存、傳輸、天氣、海象、産業等多重因素，已引發雲林縣四湖鄉、口湖鄉、台西鄉、麥寮鄉、苗栗苑裏鎮等地居民的强烈抗争，反對的理由包括低頻噪聲擾人、炫光影響行車安全、影響農作物及漁業資源、破壞當地生態和景觀、土地價值等。其次，島内灾害頻發導致營運成本高。台灣地處亞歐板塊和太平洋板塊交界處，台風、地震等地質灾害頻發，在海上安裝風電設備需要鑽得更深、更大的施工彈性，增加建設與運維成本。此外，目前島内儲能、新能源汽車、緑色公共交通等領域發展仍相對滯後，也影響再生能源産業鏈的上下游拓展。島内儲能産業發展落後，僅有台泥集團建成全台第一座智慧儲能系統，設置容量僅5MW；技術研發由“中研院”主導，多爲中小型示範儲能系統，缺乏實踐應用。台灣電動汽車産業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一方面普及率低，據台灣當局交通主管部門統計，截至2022年2月，台灣共有汽車835.2萬輛，純電動汽車2.0145輛，占比僅0.24%；另一方面缺乏本土汽車品牌廠商，2021年台灣純電動汽車上牌數7276輛，其中特斯拉5632輛（77.4%）、保時捷805輛（11.1%）、奥迪（3.2%）。

　　其二，緑電産業深陷政商勾結。能源産業在台灣屬特殊管制，需經當局許可，企業纔可在油氣及發電領域經營，加上利潤豐厚，一直是政商關係的模糊地帶，國民黨時期“核四”曾被質疑有“國庫”通黨庫之嫌。蔡英文當局在緑電收購價格訂定、風場招標、光電土地釋出與招標、政策補助等方面，通過政治施壓、優惠貸款、財政補貼、高價購電、人員安排等方式，使緑營與緑電業者形成利益共同體，以致産業發展畸形。在蔡英文當局支持下，前民進黨籍民意代表賴勁麟擔任董事長的雲豹能源，2016年成立以來已獲得多個緑電大項目，於2022年1月登陸興櫃，力拼年底上市。2020年“大選”期間，台灣緑電産業打破企業界“選邊站”傳統，“一邊倒”成立“2020蔡英文連任全台緑能産業後援會”，捐獻政治獻金超2500萬元新台幣。

　　四、結語

　　蔡英文當局的能源政策缺乏戰略思維，偏離專業，多服務於其“政治目標”，無助於改善台灣能源困境，島内供電不穩定與脆弱恐成爲常態現象。近年，受益於中美貿易摩擦轉單效應及疫情下遠程經濟拉動，島内出現一股投資熱，成爲帶動出口、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島内能源與電力供需風險持續凸顯背景下，相關投資效益及政策效能必然被削弱。此外，在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中，涉能源議題仍是島内社會高度關注的話題，重點縣市長參選人的相關表態可能直接關係最終選舉結果。長期看，缺乏能源自主供給能力、電力供給脆弱、需求快速增長等風險因子可能演化爲經濟社會危機，誘發社會穩定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