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論壇的老朋友大家好！

　　好幾年没有到北京參加我們的中華文化論壇，想來都非常想念老朋友，也特别想念北京大學金秋的季節，楓葉紅了，銀杏樹那些鵝黄的落葉飄落滿地，這樣金秋的美景我特别的想念。真的很希望明年疫情都過去後，我們大家還可以歡喜重聚，也繼續談一談中華文化對於未來世界文明，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麽事情。今天，我特别要談的是連横，號雅堂，也就是寫《台灣通史》的一位史學者。

　　《台灣通史》在1921年正式出版，去年是出版一百年，今年也還算是一百年，因爲當年是分了兩年來出版，所以還是可以算是值得追憶的一個過程。它代表了一個民族氣節，也代表了我們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性格。

　　連雅堂將三大卷《台灣通史》編輯刊印，大功告成之際，寫下八首七言絶句，其中第三首是這樣的：“馬遷而後失宗風，遊俠書成一捲中。落落先民來入夢，九原可作鬼猶雄。”

　　這是他自叙、自詡，甚至是頗爲自豪的内心話。

　　六十萬字史書刊成的那一刻，連雅堂心中所想的是：司馬遷之後，大部分史書都是由官方主持編修，已失去了史家祖宗司馬遷獨立思考、秉筆直書、堅持大是大非、得罪當道亦無所懼、成一家之言的風範。他自己不是官派的正統史家，而是一個民間學者，收集史料，踏查史迹，獨立寫史，如同一個“遊俠”。如今史書寫成，他感覺到，那些被歷史所遺忘的、那些渡過黑水溝來台開墾的先民，那帶着復國之夢來台的明朝遺民，都不會惘然消逝，在九州的大地上，他們的英魂依然磊磊落落，偉岸挺立，一如英雄。

　　讓逝去的英魂與精神永存，這便是連雅堂在詩中所想表達的感動與安慰吧。

　　被視爲史家的連雅堂，由於體型修長瘦弱，年輕時多病，總被認爲是文弱的書生。特别是傳世的《台灣通史》，文采典雅，體例完備，數據豐富，因此總給人一種史家老夫子的形象。

　　然而細讀他的詩，才會發覺骨子裏，他是充滿遊俠情懷的人。一心想拔劍仗義，掃盪人間不平，收復中原，收復台灣。

　　這種遊俠情懷，是許多心懷天下的中國文人的共同性格。陶淵明寫過咏荆軻的詩，李白一生以劍客自豪，更不必説辛棄疾、蘇東坡的豪邁了。他們都是在動盪的時代，對混濁惡世感到憤怒，於是寄希望於遊俠的出世，以俠義之心，對抗權勢，找回是非黑白，重建人間正義。

　　然而作爲一個文人，在一個專制獨裁的時代，特别是在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台灣，個人已無能爲力，便只能在詩文中，歌頌遊俠的壯烈，寄託革命的激情，默默從事反抗殖民統治的文化傳承。

　　十七歲那一年，連雅堂祖居在台南的居所，那裏曾是鄭成功來台後駐軍的所在地，所以稱爲馬兵營，在1895年日本攻台戰役中，成爲抗日軍劉永福最後的駐地，因此被日本没收，家族頓失祖地。那一年，在他年輕的心中，失去的家園與失去家國的痛，緊緊連結。鄭成功反清復明志業、劉永福抗日保台决戰，成爲他心中“永恒的家國”。

　　二十五歲那一年，他赴福州鄉試，想在福建尋找其他出路，未成，隨即赴厦門。由於文筆受到賞識，他在那裏的報紙撰寫時政評論，而得以結識林景商。林景商的父親林鶴年曾來台灣爲官，主持現代化的幾項建設，如電信、電報、市政等。日本據台後，他毁家抗日，最後回厦門，築屋鼓浪嶼，建一所新式的三層洋房，名爲怡園。林景商是他的第三子，從小家學淵源，文采斐然，能寫詩爲文。連雅堂和他結識後，一見如故，常常受邀去鼓浪嶼怡園吟詩暢談。兩個人有相近的思想：反對清廷的腐敗賣國，恢復漢室，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黨，因此常一起吟詩。

　　連雅堂在寫給林景商的詩中，曾以國讎家恨的口吻寫道：“舉杯看劍快論文，旗鼓相當共策勛。如此江山如此恨，不堪回首北遥雲。”

　　他們兩個人也時常討論時局國事，對中國受列强入侵割地的無奈，即使想當隱士，都没有一片净土，只想拼死一灑熱血的意氣，更加堅决。連雅堂如此寫道：“環球慘淡起腥風，熱血滂沱灑地紅。到此干坤無净土，且提長劍倚崆峒。”

　　另一首詩《重過怡園晤林景商》更將内心對孫中山革命黨的認同，寫得直白：“拔劍狂歌試鹿泉，延平霸業委荒煙。揮戈再拓田横島，擊楫齊追祖逖船。眼看群雄張國力，心期吾黨振民權。西鄉月照風猶昨，天下興亡任仔肩。”其意是雖然延平郡王鄭成功反清復明的志業已成荒煙，但我們仍可像義士田横一般，以五百壯士和小小孤島爲始，或如祖逖在船上擊楫，立志北伐，收復中原。以這樣的决心，看這世局，各國群雄都在擴張國力，我們只能期望“吾黨”振興民權，把天下的興亡，都當扛在你我的肩上。

　　寫詩的那一年是光緒二十七年（1903），仍是滿清天下，把希望寄託在“吾黨振民權”，則當時除了革命黨，還有其他嗎？這樣充滿互相期許的氣魄和擔當，只會在知己之間交會，却可見出連雅堂内心激烈的革命壯懷。

　　後來由於日本政府向福建官方施壓，而連雅堂辦的報紙《福建日日新聞》也充滿排滿復漢言論，被官方關閉。他只好回台再入台南的報紙工作。然而等到1911年辛亥革命，來年民國初立，他立即做了一件事：祭延平郡王祠。以“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心情，他寫了一篇深情的祭文，去告訴鄭成功，你所希望的反清復漢，終於成功了。

　　“於戲！滿人猾夏，萬域淪亡，落日荒濤，哭望天末，而王獨保正朔於東都，與滿人拮抗，傳廿有二年而始滅；滅之後二百廿有八年，而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建民國，此維革命諸士斷脛流血，前僕後繼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靈，潜輔默相，故能振聲於大漢，擄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繼新，登皇踵屬，惟王有靈，其左右之。”

　　這一年他三十五歲，那個成長於鄭成功馬兵營舊地的孩子，終於吐出一口長氣。他告訴鄭成功，東寧王國傳了廿二年而滅，但你滅後228年後，清朝終次被滅了，我中華民族驅逐了滿人，建立民國。

　　然而，台灣終究仍在殖民統治之下，所以他想去大陸壯游一段較長的時間，看看故國江山，看革命成功後的新中國，是否開創一番新氣象，自己能不能有所奉獻。

　　中華民國開國的三年間，連雅堂遊歷了上海、杭州、南京、東北、蒙古、武漢等九州島大地，他也有機會參與吉林報紙的評論工作。但當時正是袁世凱當道，政局紛亂，軍閥割據，南北對立，他心中期望的新中國新世紀，終究未能實現，只能在詩中寄託對革命理想的悲懷。

　　“鏡湖女俠雌中雄，稜俠骨凌秋風。只身提劍渡東海，誓振女權起閨中。歸來吐氣如長虹，磨刀霍霍殲胡戎。長淮之水血流紅，奔流直到浙之東。花容月貌慘摧折，奇香异寶猶騰烘。鵑啼猿嘯有時盡，秋風之恨恨無窮！”（《秋風亭吊鏡湖女俠》）

　　“漢高唐太皆無賴，皇覺寺僧亦异人。天下英雄争割據，中原父老痛沈淪。亡秦一劍風雲會，破虜千秋日月新。鬱鬱鐘山王氣盡，國權今已屬斯民。”（《謁明孝陵》）

　　後一首詩頗微妙地反映了連雅堂對民國時代的民主民權思想的認同。詩中反諷漢高祖劉邦、唐太宗都是無賴，皇覺寺出身的朱元璋只是特异之人，天下英雄都只想割據大地，占山爲王，而中原父老只能在戰亂中沉淪。要滅亡秦帝國只需要一把反抗之劍，時機到了，自然風雲際會，把异族擊破，日月换新天。鬰鬰的帝王象徵鐘山的王氣已經盡了，如今，國家真正的權力，已經屬於人民。

　　民國不是烏托邦，連雅堂失望之餘，决心回到台灣，帶着行過萬裏江山的胸襟，以及在大陸所收集的台灣史料，安静寫作一生係念的台灣史。

　　雖然想安静寫作，却也無法“歲月静好”。辛亥革命的火種一經點燃，台灣民衆開始傳説：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國軍很快會來收復台灣，只要我們起來反抗，中國軍就會來幫忙。餘清芳所帶領的“大明慈悲國”便是在這情勢下，發動武裝反抗，史稱噍吧哖事件。由於擴散的地方從台南到嘉義山區，日軍出動重砲、火砲、重機槍攻打，將這些山區的民居、反抗根據地炸毁，夷爲平地，那些被波及的鄉鎮死傷慘重，最後逼使得餘清芳被出賣而慘遭逮捕。

　　更悲慘的是曾參與反抗的鄉鎮，遭到日軍報復性的屠殺。根據烈士簡宗烈的後代簡娥（日據時期農民運動的女性領袖）當時很小，只知道她父親參與噍吧哖事件，不知在何處犧牲，再也不曾回來。日軍在他們村裏立一根約一百一十多公分的竹竿，凡是超過這個高度的男孩子，一律槍殺。村裏屍横遍野，日軍還不許民衆收屍，故意放任屍體腐爛，直至無法辨認。最後，只能全部合葬，成爲無名的“百姓公廟”。

　　生活於台南的連雅堂，怎麽可能不知道這震撼全台的悲慘歷史，但在日殖政府統治下，口不能言，心有所苦，只能借其他事來澆胸中的塊壘。1917年，借由保護一塊明鄭時期不知名的古墓，他寫下了“祭閒散石虎文”。

　　“君不爲疆場之將帥，不爲廊廟之公卿；翛然塵外，放浪形骸，而爲草野之書生。則君胡不左挾琴，右擊築，以歌以哭於燕京？否則掛一瓢，携一杖，西登太華，南下洞庭，北絶居庸，東舍蓬瀛，亦可匿迹而逃名；而君乃忍棄故國之躬耕，投荒海上，身世伶仃，以敖游於東都之野，承天之埛，則君必有萬不得已之苦情。當是時，中原板蕩，遍地膻腥，民彛耗斁，大道莫行。媚骨者反顔事寇，抗志者係累戮刑，天昏地晦，百鬼狰獰，風悲雨泣，黎庶吞聲！與其爲亡國之賤隸，何如依海上之田横？……”

　　這樣沉痛的文字，與其説是祭拜，不如説是借由對一個“草野書生”，書寫自己内心那“亡國之賤隸”的“萬不得已之苦情”。

　　《台灣通史》的書寫亦然，那是他的唯一寄託。

　　1918年，歷經十餘年的心血，他終於完成《台灣通史》全文。接下來便是繁瑣的校正與編輯。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下，要將一個漢文寫作的歷史付梓，那是何其困難的事。連雅堂和日本人的周旋、折衝、修改過程，包括許多内容被要求修改、删去，皆未曾見諸於他的文字，仿佛一切苦都獨自吞了。

　　《台灣通史》六十萬字，連雅堂分兩年時間，三册出版，至1921年終告全部完成。付梓之後，他連着寫下了八首絶句，心緒之澎湃汹涌，可見一斑。

　　“傭書碌碌損奇才，絶代詞華謾自哀。三百年來無此作，拚將心血付三台。”

　　他深知“三百年來無此作”因此有一種自詡、自欺。“絶業名山幸已成，網羅文獻責非輕。而今萬卷藏書富，不讓元侯擁百城。”將《台灣通史》視爲“絶業名山”，而寫作過程所收集的萬卷藏書，更足以讓他如擁百城，這不得不説是他的自豪。

　　我自己曾寫過《有温度的台灣史》一書，和幾本相關的傳記、戲劇史等，所閲讀的資料不計，僅是爲了讓一段歷史鮮活起來，而親自踏查海港、山巔、荒塜、小村，爲了尋找一個真相，而遍搜好幾個人的傳記、日記、筆記等，爲了書寫歷史場景而盡量尋找舊照片以爲印证，那種種辛勤勞苦，以及追尋過程的喜悦，唯有内心知曉，萬般心事，真難以爲外人道。

　　所以我可以遥想，當連雅堂寫完《台灣通史》，深夜掩卷，獨自面對寂静天地，面對故鄉的一抹青山，想着自己所書寫的青史，所叙述的悠悠先民，如今仍在异族統治下，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是留下歷史記憶長卷，那心境，是何其深沉而又復雜！這八首詩，正是這既壯闊又曲折的心情。

　　他稱自己書成之日，“落落先民來入夢，九原可作鬼猶雄。”將自己的書寫，化爲那些磊落的靈魂，在九州大地上游盪，做鬼仍是英雄。那是何等的寂寞與氣魄。然而他深知，自己是民間自發的史家，跟那些受政府委任的史官完全不同，所以他稱自己是“遊俠”，因此最後一首説：“一氣蒼茫接混冥，眼前鯤鹿擁重瀛。渡江名士如相問，此是人間野史亭。”

　　詩中如是描述：《台灣通史》要寫的台灣，本是存在於一氣蒼茫之中，原始而混沌，後來有了開發，而有了台南（鯤）和鹿港（鹿），擁抱着重重叠叠的大海。渡海而來的名士如果問這是一本什麽樣的書，請你告訴他，這是“人間野史亭”。

　　爲了寫史，連雅堂自然收集各方面的史料，這是必然的；但中國傳統文人没有記載史事的習慣，更多是將感想寫成詩句，因此他收集了不少與台灣有關的詩。以詩证史，在詩中尋找史事、史迹，感受當時的氛圍，他知道這些難得的詩句，會是台灣史很重要的一部分，若未編輯成書，以後將散佚難尋，成爲絶版，因此他再奮起編輯《台灣詩乘》。

　　“餘撰《詩乘》，搜羅頗苦，凡鄉人之詩，無不悉心訪求；即至一章一句，亦爲收拾，固不以瑕瑜而棄也，誌乘凋零，文獻莫考，以昭來許，差勝於空山埋没也。”

　　《台灣詩乘》六卷，搜羅了自明代鄭成功復台前後到乙未割台的三百年間，諸家有關台灣的史事及山川風物的詩篇。作者不僅是文人，也及於官吏、鄉紳、詩社等。爲了便於詩文的考證，連雅堂也加上批注、品評，讓詩文與山川、人文、史事互证。對台灣研究者來説，這却是一件收集考證完備的文史工作，爲後來的台灣研究者打下了扎扎實實的功底。這真是功德一件。

　　出完了《台灣通史》連雅堂的大願已了，他只想暫時離開浩繁的卷帙，用旅行來撫慰疲憊的身心。於是他計劃一趟較長的旅行，經過上海，再到日本長崎，至平户祭悼鄭延平，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再去東京看看在此讀書的連震東，也做了演講。

　　回到台灣時，正是文化協會初創時期，爲了啓發民智，文協請他開了《台灣通史講習會》，台灣人當知台灣史之説，便是從那時開始。他的演講頗受歡迎，却招來日警的注目，在講到清朝割讓台灣，唐景崧於乙未反抗時，一再被監視的日警高喊“中止”，最後終於被取消了。然而文化協會仍到台灣各地辦理文化講座，以啓蒙作爲抗日的思想準備。

　　這是台灣抗日運動從噍吧哖事件學到的教訓：武裝抗日絶對敵不過，唯有走向現代性的群衆運動。而1917年蘇聯革命成功，讓全世界卷起左翼運動的風潮，大陸有“五四運動”，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日本則有勞動黨、勞動農民組合等的成立。

　　幾年後，文化協會創辦者之一的李應章，即在彰化開始帶領蔗農起而反抗，爆發“二林事件”，成立農民組合。隨後簡吉在高雄也成立農組，並結合爲全島的台灣農民組合。

　　在寫作中感到疲倦的連雅堂再次想起旅行。他决定給自己一個長假，到杭州西湖，去實踐他曾許諾的“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的願望。他在西湖找了一間瑪瑙山莊作爲居所，在六橋湖光之間，品茗寫詩。然而戰争很快來臨，1927年北伐戰事一起，湖波再無安寧，他只得帶着家人重返台北。

　　飄盪無根的輾轉，他感到疲倦了，而台灣缺乏漢文書可讀，愈發感到寂寞，於是在一個年輕朋友的鼓舞下，决定開一間書店，專門進口漢文書，店名就叫“雅堂書局”。書局請了一個年輕的店員：戲劇工作者張維賢。

　　張維賢在當時可不是一般店員，而是戲劇界小有名氣的導演。在社會運動團體裏，張維賢屬於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孤魂聯盟”，爲了啓蒙，他們早已在彰化、新竹、台北等地舉辦了多次演出。演出劇目有田漢的《婚姻大事》等。由於演劇精彩，頗受觀衆的歡迎，1927年更在台北演出三個晚上，將收入捐贈聾啞學校。演出劇目分别是：第一夜演《芙蓉劫》，第二夜演《金色夜叉》，第三夜演《母女皆拙》、《終身大事》及《你先死》。1928年1月，《星光》利用春假期間，在北市永樂座日夜連演十天。

　　此時張維賢二十三歲，而連雅堂已經五十歲，兩人相差了二十七歲，連雅堂却壯心如青年，支持這個年輕人的戲劇活動。張維賢和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結盟，發行雜誌，又和勞工團體結盟，鼓勵抗争。因此招致日警的注意，7月14日，對孤魂聯盟展開大搜索，許多文書被没收。張維賢因無犯罪證據而釋放，但孤魂聯盟也無形中宣告解散，一心追求戲劇藝術的他决定赴日本築地小劇場進修，學習表演藝術。

　　連雅堂在張維賢要離開時，特地送他一本談無政府主義的書。

　　這是連雅堂未曾被看見的一面。因爲寫《台灣通史》，編《台灣詩乘》而有深厚古文功底的他，一直被視爲是傳統文人，却不知他思想如此開明，如此貼近年輕的反抗之心。

　　兩年後，張維賢從日本學成歸來，他和“台灣勞動互助社”的無政府主義者合作，組成“民烽演劇研究會”，决定招募演員，爲訓練他們的藝術素養，他爲演員開了音樂、戲劇、表演、文學等課程。最有意思的是，他請連雅堂來開課，講授“台灣語研究”。而連雅堂也很妙，借由這個課程，一邊研究台灣語，一邊將台語與中國古典文學連結起來，開啓了台語詞源研究的先鋒。

　　然而，此時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先是在日本大肆搜捕日本共産黨人，禁止勞動農民組合、工會等活動，隨即也在台灣展開大逮捕。台共、台灣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等幹部，相繼被逮捕判刑，形勢已不僅是風聲鶴唳，而是没有社會與文化運動的空間了。

　　張維賢關上演劇研究會的門，赴日本進修劇場。而連雅堂只好把台語研究的内容，找一個刊物繼續連載。

　　從反抗的視野看，我都很難想象在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時刻，連雅堂仍在無政府主義的劇場教台語課，那不是和日本政府的皇民化政策唱反調嗎？而生性並非激烈派的他，似乎也只能用語文，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文化底藴，去扺抗日漸深濃的帝國主義寒冬。

　　連載兩年後，他出版了《台灣語典》。這是第一部考釋台語詞源的開山之作。連雅堂以深情而遺憾的口吻説：可惜了，台語有這麽深厚的文化底藴，台灣人却不知。序文寫道：

　　“餘台灣人也，能操台灣之語而不能書台灣之字，且不能明台灣之義，餘深自愧。夫台灣之語，傳自漳泉；而漳泉之語，傳自中國，其流既遠，其流又長，張皇幽渺，墜緒微茫，豈真南蠻鴃舌之音，而不可以調宫商也哉！

　　餘以治事之暇，細爲研求，乃知台灣之語，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餘深自喜，試舉其例：泔也、潘也，名自禮記，台之婦孺能言之，而中國之士夫不能言。夫中國之雅言，舊稱官話，乃不曰泔而曰飯湯；不曰潘而曰淅米水，若以台語較之，豈非章甫之與褐衣，白璧之與燕石也哉！又台語謂穀道曰尻川，言之甚鄙，而名甚古。尻字出於楚辭，川字載於山海經，此又豈俗儒之所能曉乎！至於累字之名，尤多典雅，糊口之於左傅，搰力之於南華，拗蠻之於周禮，停困之於漢書，其載於六藝九流，征之故書雅記，指不勝屈。然則台語之源遠流長，寧不足以自夸乎！”

　　能够在屁股這句台語中，溯源到《楚辭》、《山海經》，將通俗的生活用語，溯至無比典雅的古文，這才是連雅堂貫古通今、雅俗融會的學問所在。《台灣通史》出版一百年之後的今天，已有許多台語研究著作，可誰又曾感念，那開山之作是來自連雅堂，那是多麽深厚的功底，以及對台灣歷史、文化多麽深沉的愛。最後，他編寫成《台灣語典》一書，留了後人追索。

　　然而，軍國主義的幽靈已籠罩全台。逮捕社會運動人士的大審判正在展開之際，蔣渭水却在此時過世。懷着無比沉痛的心情，連雅堂寫下這樣的詩句：

　　《哭蔣渭水》：人海沈迷百鬼嗔，秋風凄絶稻江濱。十年牢獄身甘入，一死輪逥志未伸。黨錮艱危思範滂，賓筵寥落感陳遵。中山主義誰能繼，北望神州一愴神。

　　此詩寫的是哭蔣渭水，但在當時，不僅蔣渭水曾入獄，謝雪紅已在獄中，被判刑十二年，農民運動領袖簡吉，被判刑十年，其他不計其數的抗日志士，悉數入獄，詩中所寫的“十年牢獄身甘入，一死輪逥志未伸”，何嘗不是爲所有被逮捕抗日志士悲慟。在這時刻，他感嘆昔日風風火火的社會運動已被禁錮，而中山先生的思想，要由誰來繼承呢？

　　愴然北望，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可他的心未死，他不甘於這死水的環境，更不願意忍受這軍國主義横行下的壓制。更何况，九一八事變已預告了中日之間必有一戰。戰争必定要分出勝負，他預估日本必敗，唯有至此時，台灣纔可能重返祖國懷抱。因此，他一方面命連震東赴大陸，投入故友張繼的帳下，爲建設中國而效力。一方面自己也回到台南故鄉，過起退休的生活。

　　1933年，五十五歲的連雅堂壯心猶在，遂决定再度遠行。這一次，他决定到上海和女兒一起住。

　　遠行的船舶漸漸離開碼頭的時候，他仿佛預感到這是最後的旅程了，頻頻回首，仍難掩壯志未酬的憂傷，寫下這樣的詩句：

　　飲馬長城在此行，男兒端不爲功名。十年宿志償非易，九世深讎報豈輕。

　　北望旌旗誅肅甚，南歸俎豆祭延平。中原尚有風雲氣，一上舵樓大海横。

　　他的心中的願望是收復台灣，南歸後要去祭拜延平郡王。而對殖民帝國的國讎家恨，在他筆下成了“九世深仇”，事實上雅堂是遷台第七世，是以他把自己的孩子，和即將出生的孫子都算上了，是家族的九世深仇。

　　望着無邊無際的大海，充滿决戰中原、收拾舊河山的大氣魄，五十五歲的連雅堂仍有着少年時代遊俠的意氣。一如他在寫完《台灣通史》後所寫的一首詩所呈現的心志：“韓潮蘇海浩無前，多謝金閨國士憐。從此不揮閑翰墨，青山青史尚青年。”

　　1936年6月28日，連雅堂病逝於上海。他所留下的《台灣通史》却仍保存着“尚青年”的志氣，召唤永遠年輕的扺抗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