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古史辨派”“審查古史”，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李學勤先生倡言“走出疑古時代”，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人們對中國上古時期歷史的研究日漸深入。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的觀念重新被確立起來。參見姚小鷗：“孔子華夏五千年文明史觀”，光明日報2020年6月20日。夏商周斷代工程和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立項和進行，使中華文明的源流追溯和傳承成爲歷史學界乃至全社會關注的重要文化事象。參見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國家領導人不久前强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係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要營造傳承中華文明的濃厚社會氛圍，廣泛宣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導群衆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認識和認同中華文明，增强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轉引自陳星燦：《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人民日報2022年8月18日。在政策鼓勵下，中國歷史研究的各項工作蓬勃開展起來。

　　一、簡帛文獻與中國古代歷史記述的特點與優長

　　考古學專家指出：“20多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經過對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陝西石峁、河南二裏頭等衆多都邑性遺址的調查和發掘，逐步掀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基本厘清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歷程”。陳星燦：“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人民日報2022年8月18日。考古學界對中華文明探源所做的工作，成果豐碩、意義重大。世界歷史研究的通例，通過考古成果來對歷史年代進行判定，無不與文獻結合。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埃及考古專題古三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而中國歷史文獻之豐富及傳承不絶，有目共睹。

　　有關中國歷史文獻的特點與優長，著名書籍與文獻專家、美籍華裔學者錢存訓先生在其名著《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録》中有精要論述，他説：“人類的歷史，大部分多賴文字記録的流傳，是以保存至今。中國人對於思想與活動的記載方式和技術，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錢存訓：《書於竹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錢先生指出：

　　中國文字記録的一個重大特點，便是它獨有的持久性和連續性。這一特點使得世界上一個有創造性的遠古文化得以繼繼繩繩，綿延至今。中國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義以外，還有其特殊的形體，這種具有特殊形體的文字，超越了時間上的變化和空間上的限制，團結了中華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文化整體。錢存訓：《書於竹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

　　李學勤先生在給該書所作的《序》中，援引上文後評論説：“我相信，凡是讀過《書於竹帛》的人，都會被這一意義重大的論斷所感動。”錢存訓：《書於竹帛》，《李學勤序》第2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就本文所論而言，李先生所説的“意義重大的論斷”，包括其在闡明中華文明源流方面的重要意義。

　　《書於竹帛》對中國書籍的源流，從甲骨刻辭、金文、碑碣到竹簡與帛書有全面的叙述。總其要者，從文獻傳承的角度來説，簡牘與帛書，特别是記載書籍的簡牘文獻，特别具有論述的價值。

　　簡牘文獻的載體是簡牘，它是用竹、木所制成的各種書寫材料，包括簡、牘、觚、楬等。因簡爲大宗，所以往往將上述書寫材料統稱爲“簡”。以簡編連而成的册，是古代書籍最常見的形式。王國維原著，胡平生、馬月華校注：《簡牘檢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陳夢家：《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080年版。

　　簡册書寫文獻的使用很早。《尚書·多士》：“猷！告爾多士，……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0頁。上引《多士》篇話語出自周公之口，誥教對象爲商王朝遺民。由此可知，商代簡册文獻的存在狀况及其内容爲當時人們所熟知。其可信性不容置疑。甲骨文中，亦多有“册”及用“册”的記載。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130-1135頁。學術界對殷商時期已經使用簡册的事實有肯定性的研究結論。參見蔣紅毅等：“試論殷代簡册的使用”，《殷都學刊》1992年第2期；蘇文英：“再論甲金文中的‘典’‘册’及簡牘出現的年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1期。據此可知，現存《尚書》中的《商書·盤庚》等篇，以及《詩經》中《商頌》的來源有着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根基。

　　簡册材料的物質屬性，决定其難以在通常條件下保存，這就使得壁中、地下等場所埋藏，而被後人重新發現的古代簡册尤爲顯得寶貴。這些古代文獻在歷史上曾發生重要的影響。

　　二、中國古代簡帛文獻的發現及其意義

　　秦始皇焚書坑儒，使得中國文獻的傳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斷。漢代撥亂反正，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後，《漢書·惠帝紀》：“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90頁。各種先秦典籍紛紛出現。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壁中及其他地方，有先秦古書的出土。當時還有人獻出所藏先秦舊書。漢代發現的先秦古書，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孔子壁中書。《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607頁。《漢書·藝文志》説：“《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06頁。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關於孔壁藏書，前代傳説甚多，本文僅舉其要者。此外尚有王充《論衡.正説篇》等記載，不備舉。

　　（二）漢代其他出土文獻書籍，包括《禮》、《尚書》、《孝經》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魯淹中（《顔師古注》：“蘇林曰：‘裏名也’”）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10頁。孔穎達《尚書正義》引劉向《别録》：“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内者，獻之。”孔氏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黄門侍郎房宏等説雲：“宣帝泰和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5頁。按：宣帝無泰和年號，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徑改“泰和”爲“本始”。按河内女子獻書事，漢人記載很多，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及《文選李善注》引劉歆《七略》等。後代學者以爲時間當在武帝早年。參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劉起釪《尚書學史》等。許冲《上〈説文解字〉表》：“《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87頁。

　　（三）張蒼所獻《左傳》，以及河間獻王得所古書等。許慎《説文解字·前叙》稱：“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文字與孔子壁中書和出土的鼎彝銘文“皆自相似。”《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2頁。《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裏，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410頁。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各種典籍，都是經過漢代學者整理傳承下來的。漢代出現的各種先秦古書，對於漢代學統的建立有重要意義，其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

　　漢代以後，墓葬中發現古代簡册書籍的著名事件是“汲冢竹書”的發現。《晋書·束晢傳》載：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异，則雲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异。《卦下易經》一篇，似《説卦》而异。《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樑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鬥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证。《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32-1433頁。有關汲冢竹書的發現時間，《晋書·武帝紀》載：咸寧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與此有异。

　　王國維對包括“汲冢竹書”在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方面的意義有精闢的論斷，他説：

　　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學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唯晋時汲冢竹書出土後，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璞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説，而《竹書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迹，至今成爲中國文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現者，固不自今日始也。（王國維：《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竹書紀年》所言“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與《史記·周本紀》所言“召公、公周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44頁。不相符合，但得到清華簡《係年》的支持。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版。總之，漢代以降簡帛文獻的出土和發現對中華文體具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特别是對中國古代歷史的叙述及中華文明的傳承，影響深遠。

　　三、20世紀以來的簡帛文獻的發現及研究

　　20世紀以來，出土文獻在二十世紀學術研究的許多重要進展中，曾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王國維在二十世紀初，利用當時新發現的甲骨卜辭撰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等，證明瞭《史記》所述殷商史基本正確，並由此可推斷“夏后氏世系之確實”。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09、437頁。這一論斷將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

　　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是簡帛文獻衆多發現與研究極大推進的時期。馬今洪：《簡帛發現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沈頌金：《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從載體上來説，除簡帛外，包括甲骨文（甲骨文是十九世紀末發現的，但其研究起始於二十世紀初）、金文及碑銘文獻。簡牘類文獻，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文書類，二是書籍類。文書類包括常見的墓葬遣册，也包括古代的檔案、公文、律令、簿記，還有歲記、歷日、日書、醫雜方等。這些類型的文獻對研究當時的社會制度和古代人們的生活狀况是第一手的資料，自然是寶貴的。從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的角度來説，傳世典籍和與傳世典籍相類的書籍，具有更大的意義。《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一輯，共出版十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西書局2010年出版第一輯，已出版十一輯）、《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中西書局2019年出版第一輯，已出版兩輯）等，多人含有經籍和經籍類文獻，如郭店簡中的《老子》三種及《緇衣》等，上博簡中的《詩經》類文獻及多種儒家文獻，清華簡中的《詩經》類、《尚書》類文獻，安大簡中的《詩經·國風》及《論語》類文獻。除此以外，北京大學所藏西漢竹簡，海昏侯墓西漢簡等，也都有重要歷史文獻價值。

　　關於經典類的簡册文獻的歷史意義，有兩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對先秦時期，以孔子爲代表的所謂“軸樞時代”思想家的研究，包括其思想淵源、統緒形成及其後世的傳遞。二是中國古代歷史的探索，包括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古史的斷代及歷史定位。

　　關於第一個方面的研究，因郭店簡的發表而首先作出了突破。1999年11月7日《中國青年報》第3版《郭店楚墓竹簡如何改寫中國思想史》爲題，發表了著名哲學家和思想史家龐樸、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教授郭沂撰寫的一組文章。這組文章的中心是論述郭店簡對孔子到孟子之間思想的傳承。杜維明説：“因爲它們可以幫助建立起先秦儒家傳承的譜系和綫索。”（杜維明：《楚簡中的新知》）而簡本《老子》則有另一方面的意義。整理者指出：“簡本《老子》甲、丙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老子》今本《老子》傳鈔本。它的絶大部分文句與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廣州：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頁。這對於肯定歷史文獻所記載的老子其人其書是有力的證據。聶中慶：《郭店楚簡老子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老子其人其書在中國思想史方面的地位，老子與孔子關係的研究，由此而可能得到進一步的深入。《緇衣》、《五行》（後者曾見於馬王堆漢墓帛書）“暗示當時思孟學派在楚地流傳甚廣”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廣州：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2頁。《性自命出》、《窮達以時》、《唐虞之道》等儒家文獻類對於中國思想史有着重要意義。這些，顯示戰國時期，甚至前推若干時段，楚文化與中原地區文化的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對於中華文化的多元統一，是極好的説明。

　　從中國古代的朝代系列而言，如前所述，夏代的存在受到“古史辨派”的質疑，而王國維據殷墟所出甲骨卜辭，推斷“夏后氏世系之確實”。詹子慶教授所著《走進夏代文明》、勾稽《詩經》、《尚書》、《左傳》、《國語》，乃至先秦諸子、《山海經》、《楚辭》、《夏小正》等先秦文獻及《古本竹書紀年》，並利用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上博簡《容成氏》等。縷述夏史本末。關於《史記·夏本紀》，詹教授則剖析了其材料與方法“蓋取之譜諜、舊聞本於兹，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他還指出：“夏本紀爲我們保存了夏滅亡後姒姓族邦的支係資料。”詹子慶：《走進夏代文明》，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這些論述對於今天利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結合重新評估夏代歷史，有很大的啓發性。特别是《容成氏》中有關桀失敗的過程，可與傳世文獻對讀。《國語·魯語》記賢大夫裏革之言：“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國語》中的這段記載提到舛的下落，即“桀奔南巢”。《容成氏》對這一重大曆史事件有更詳細的記録：“桀乃逃之歷山氏，湯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條之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遂逃去之桑梧之野。”兩相比較，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有關夏桀結局的主要内容一致。《容成氏》不僅有更爲詳細的記述，而用提到桀最後的歸宿之地爲“蒼梧之野”。這是耐人尋味的。歷史上“蒼梧之野”與舜相關。而這一帶相鄰地區，出土青銅器有被斷爲“早商時期”的，十分精美，其文化來源值得研究。

　　在《走進夏代文明》出版之後，又有一批出土文獻與夏代相關。這包括清華簡《厚父》、《參不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等。凡此，皆爲夏代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結語

　　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的内涵及傳承方式都有着自身的特點。從文明的傳承來説，經孔子總結三代文化遺産（《大戴禮記》中的《宰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和《禮記·禮運》篇爲代表），傳之後世，綿綿不絶。文獻中記録歷史的文字的形式，雖代有變遷，要之皆有所本，而未曾中斷。賴此，歷代特别是二十世紀以來簡帛文獻的出土，得以爲中華文明傳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更值得我們努力作進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係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聊城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