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近年來，歷史學方法論中，出現一波强調以不同的觀察視角，重新對原有史料及史實進行詮釋的論述，例如岡田英弘教授强調以蒙古草原爲中心，所重新建構出的“世界史”，其認爲世界史係伴隨着蒙古帝國之興盛而拉開序幕，而以蒙古草原爲中心的中央歐亞草原民族的活動，則改變了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並同時使超越東洋史、西洋史之傳統界分，開展出“世界史”史觀，成爲一種可能。又例如將台灣重新擺放在大航海時代中的樞紐地位，而非傳統以中國大陸海外邊陲，僅於書寫中原政權歷史時，偶爾附帶提到的一個地區視之，所進行的各種關於海洋史、台灣史的新解等爲是。

　　在學科的蜕變進程中，出現不同的學派、論點，推翻過往看法、修正舊有的學説，原本爲再自然不過的事，各個學科亦因此而進步。但在歷史這門學科上，則有太多學科以外的力量，試圖將自己披上所謂“蜕變”的外衣，企圖在意想不到之處，殷殷盼望着能有所回響。太多的“弦外之音”，反而成爲影響歷史學科進步的主因，甚至吞噬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即歷史本身，的真實性。或者更精確地説，吞噬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即歷史本身，的全面性。

　　貳、台灣台南安平古堡更名争議原委

　　公元17世紀，荷蘭人興建了FortZeelandia（熱蘭遮堡），是台灣第一座西式要塞建築，後來歷經鄭氏、清朝統治時期，整座堡壘在歲月的摧殘下早已破敗不堪。進入日治時期，日人在熱蘭遮堡殘餘基座上，改建安平税關官舍，並設立燈塔、竪立紀念濱田彌兵衛事件的“濱田彌兵衛紀念碑”等物；民國時期，“濱田彌兵衛紀念碑”文字被徹底磨去，取而代之的是“安平古堡”4個大字，同時也修建瞭如今廣爲人知的紅頂高塔瞭望台。從此，這個地點名稱便被廣泛以安平古堡稱之。

　　鑒於2024年熱蘭遮堡即將建堡滿400週年，台灣成大建築係名譽教授傅朝卿公開呼吁，希望能在400週年之際，改正過去認知的錯誤，不要再把紅白色尖尖的現代建築高塔視爲古迹，蓋“真正的古迹是在旁邊的古城墻”等殘餘基座，目前台灣地區不論印製在郵票上或印製在高鐵站前、台南市古迹旅遊券上的影像，對於熱蘭遮堡古迹印象的呈現，都是以尖塔爲作爲對象，傅朝卿教授認爲這是完全錯誤的，因而提出前述的呼吁。

　　2022年10月，安平古堡園區内的“台灣城殘迹”、“熱蘭遮城城垣暨城内建築遺構”兩處原定古迹，因周邊有相關歷史考古新出土，經“台灣文化部文資局之古迹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後，確認幾處古迹均屬於荷人所興建的熱蘭遮堡範圍内，恰逢建堡400週年前夕，文資局因此主導更名，决議將原有古迹結合新出土之10段城址古迹，整合更名爲“熱蘭遮堡遺構”。台南市文化局更表示，前述更名牽涉相當廣泛，工程浩大，可能包括教科書等都要改，未來會依照文資局的更名，逐漸更改，可能先從市府的觀光宣傳折頁、指示牌等先改起……

　　上開消息一出，立即引發各界議論與抨擊。肇因於近年來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當局，不斷地在各方面進行所謂去中國化、重構本土化等措施，雖説名正方能言順，但過激過度的正名行爲已隱然失衡，亦未必符合矯正正義、轉型正義之旨趣，在台灣島内早已不乏反對聲浪，認爲民進黨政府正經事不干、成天鬧正名、瞎折騰。因而前述更名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輿論反感，迫於輿論壓力，民進黨旗下的各色媒體、臉書粉絲專頁等立即出面闢謡，嘗試緩解壓力、轉變輿論關注的焦點，例如臉書專業“台南式”即貼文表示：“目前真正登録爲古迹的是園區範圍内的“台灣城殘迹”及“熱蘭遮城城垣暨城内建築遺構”，講白話一點，這兩處指的就是我們進到安平古堡中會看到的那面古城墻，以及埋在地底下的荷治堡壘遺構，它們才是真正的古迹，而要將名稱更改爲“熱蘭遮堡”的也是它們，不是安平古堡。“台南式”更進一步指出：“台南古迹改名不是没有發生過，2020年，原本各自列爲古迹的兑悦門、大東門、大南門、巽方砲台、小東門段殘迹、東門段城垣殘迹、南門段殘迹，這7處即曾合併名稱爲‘台灣府城城門及城垣殘迹’、‘台南式’更解説道‘Zeeland’其實是荷蘭的1個省份，不過單純看意譯的話，Zee是海的意思，land則是陸地的意思，整個FortZeelandia就是‘海陸堡’的意思”。該粉絲專業並以“是不是聽起來很好吃呢？”故作輕鬆地做出結論，呼吁台灣百姓毋庸糾結於名稱更易一事。

　　再者，自古以來台灣百姓並不習慣以原音Zeelandia稱呼位於安平的荷蘭堡壘，例如清代文獻出現過“王城”、“安平城”、“紅毛城”、“赤嵌城”、“台灣城”、“荷蘭城”，日治時期則有“ゼ-ランディア城趾”、“熱蘭遮城”之用語，未曾見過以“堡”作爲稱呼的。因此，此次更名，特意以新詞“熱蘭遮堡”取代慣用語“熱蘭遮城”的原因爲何？台南市文化資産管理處表示，使用“城”會讓人誤以爲是城市，事實上該處當年僅是要塞堡壘，因此才會更名爲熱蘭遮堡。

　　叁、關於熱蘭遮城（堡）的歷史故事

　　本次争議中，爲何特意將衆人習知的熱蘭遮“城”更名爲熱蘭遮“堡”？台南市文化資産管理處所爲“城會讓人誤以爲是城鎮”之解釋，根本欠缺歷史素養。簡單地説，1661年展開的鄭荷戰争，除了是哥倫布時代後，歐洲與中國所發生的第一場戰争外，也正是歐洲與中國軍事實力落差最小的一段時期。新近的研究不斷地改變自鴉片戰争後，普遍認爲中國軍隊積弱不振、武器落後且缺乏訓練等，出於時代錯置（anachronistic）的歷史思考。并且不斷地嘗試找出，當時坐擁優秀的造船、繪制海圖、具備逆風行駛能力、船舷裝置大砲且海兵訓練嚴格的荷蘭艦隊，爲何會敗給“東亞海盗集團（鄭氏父子）”，以至於喪失台灣這塊在荷蘭帝國“王冠上最美的一顆珍珠”的真正原因。

　　其中，與本次争議直接相關的研究題目爲，鄭荷雙方在熱蘭遮的决戰，爲何當時擁兵十數萬、船隻200或300艘以上，且甫經北伐差點攻下南京城而驍勇善戰的鄭軍，面對兵員不足3000人、船隻僅數十只的荷軍，竟久攻不落熱蘭遮城，時間長達9個月？甚且，戰争雖以荷軍投降作爲結尾，鄭軍取得熱蘭遮城，但却付出超過9000人以上的戰損相對的，荷軍却僅犧牲600至1600人之間。對此問題，相關的研究指出，原因出自被稱爲歐洲殖民擴張的關鍵科技：“文藝復興堡壘”。15世紀期間，隨着火砲技術的精進，歐洲戰場上以火砲作爲攻城利器屢見不鮮，傳統城堡已可明顯看出不再具備扺禦敵人的功效，中世紀修築的防禦工事，紛紛粉碎於大砲的火力之下，意大利人遂開始建造不同的城墻，較爲低矮並較爲厚實，借由傾斜的角度以及填實的土壤，消解並吸收砲彈的衝擊力。新型的城堡（文藝復興堡壘）於16世紀初發展成熟，與過往不同之處在於，堡壘角落設計有稜堡（bastion)，稜堡的外形像是充滿威脅的大箭頭，且每座稜堡之間都具有相互支持的作用，因此，文藝復興堡壘得以發揮舊式堡壘無可比擬的交叉射擊的掩護火力。過往，攻城部隊總是能找到守軍砲火無法觸及的防守死角架設攀梯，然而，文藝復興堡壘則可讓守軍顧及所有的角度，如果硬攻，攻方必然會在交叉火網的痛擊下承受大量死傷。

　　由於文藝復興堡壘難以進攻，於是攻方通常僅能采取圍城戰術，且同時間必須建構反防禦工事，包括長達數百碼的護墻、壕溝與砲台等，以便保護己方的砲手與部隊。文藝復興堡壘的出現，改變了戰争的型態與軍隊的規模，攻城戰不再是短時間内得以决出勝負的戰役，圍城時間增長，則直接導致軍隊規模的成長。更長遠地看，軍隊規模的成長甚至可能造成政治與社會的變化，例如爲了支應堡壘及軍隊的開銷，就須要有更有效的税收政策及財政結構等爲是。

　　文藝復興堡壘先是由西班牙及葡萄牙人接續發展，伴隨17世紀荷蘭帝國海外殖民地的擴張，文藝復興堡壘亦遍佈在世界上各個荷蘭帝國的殖民地中，本文的主角，熱蘭遮城，在荷蘭帝國位於亞洲殖民地的堡壘中，則是規模較大的一座。由於與傳統中國的城池不同，鄭軍在發動熱蘭遮戰役前，並無攻打文藝復興堡壘的經驗，與石頭城（南京城）高大厚實的城墻相比，熱蘭遮城簡直如同一叠臨時堆砌的石塊。鄭軍因此付出慘痛的代價。熱蘭遮戰役期間，鄭軍攻城四次無功而返，並造成前述大量傷亡，最後係在荷軍叛逃士官，日耳曼人羅狄斯（HansRadis）的指引下，方習得攻打文藝復興堡壘的正確途徑。

　　熱蘭遮戰役久耗，使得鄭軍師老兵疲、糧食不繼，更導致鄭成功的繼兄鄭泰（當時身在厦門、擔任鄭軍的户官）與其决裂，鄭泰自始便不贊同攻台之舉，熱蘭遮戰役結束後，則直接拒絶運送穀物至台灣。攻台的鄭軍因此與中國徹底斷絶聯絡，從此再也没有一艘中式帆船運補至台灣。或許因爲久經戰陣的疲倦，加上坐困愁城的苦惱，鄭成功在熱蘭遮戰役結束後不久，便“發狂而死”。

　　這是關於熱蘭遮城（堡）、熱蘭遮戰役的真正的歷史，也是新出土文物所經歷過真正的故事。更名當然不是不行，但真正有意義的歷史事件未能重現、出土文物真正的歷史價值未能彰顯，再多的更名都只是花拳綉腿的政治彈幕。

　　肆、對熱蘭遮更名事件的反思

　　如果僅僅是因爲挖掘出新文物便須改名、便須扭轉大家所悉知的印象，未免不符比例原則，亦難以彰顯新出土文物真正的歷史意義。以本案而言，台南市政府僅需在原有安平古堡園區内增加解説告示、園區導覽文宣同步加强宣揚，一樣可以達到昭告遊人此處有新出土文物的宣傳及教育效果，完全不用大費周章、浪費政府預算來進行相關的更名舉措。遑論以殖民者對於殖民土地的命名，作爲正名的依據、作爲慶祝活動的點綴，更讓人匪夷所思，世界上有哪一個地方會以曾經被殖民過爲傲？民進黨當局爲了去中國化不惜獻媚西方的思維及舉動，令人摇頭嘆息。

　　不論係將安平古堡更名爲熱蘭遮堡，或將二者並列，或如台南市政府所説，僅將安平古堡園區内的部分範圍更名爲熱蘭遮堡，都有掩耳盗鈴之嫌。事實上，荷蘭人前後統治台灣38年（1624至1662年間），僅占400年當中的一小段時間，代表性自然不足。再者，荷蘭人佔領台灣的最初目的亦在追求與大明帝國（中國）通商而非有心治理或建設台灣，台灣在事後得以逐漸繁榮，則係肇因於鄭芝龍（鄭成功之父）提供荷蘭人通商特權，鄭芝龍與普特斯曼（HansPutmans，1629年至1636年任台灣長官）達成休戰協議，雙方偃旗息鼓後，普特斯曼才開始將精力轉向殖民地台灣，諸如打壓獵頭族（原住民）、掃盪走私犯、與大明帝國的投資者合作，開墾田園種植甘蔗、制糖、獵鹿等一系列的殖民政策，熱蘭遮才逐漸從堡壘山寨，變爲繁榮的城鎮。因此，若真的要在歷史上論述找尋影響台灣的關鍵事件，鄭芝龍的重要性亦不亞於荷蘭人或掀起議論的熱蘭遮堡。但或許是因爲提及來自大陸的鄭芝龍（乃至於後來的鄭成功），又會將台灣與大陸在歷史上一衣帶水的緊密連結呈現出來，因此執政當局刻意逥避，遂改以鼓勵、支持全然凸顯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論述的方式避重就輕甚至刻意見樹不見林，使該等學説蓬勃發展以實現渠等於政治上之目的，歷史的真相遂隱藏到這些茂密蓬勃的表象背後的陰影之中。學科的蜕變與當權者企盼的回響，二者之間的關係值得令人深思。


　　作者係右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