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融合發展”是大陸重要對台政策思想之一。大陸領導人與官方文件也是在不同場合闡述不同的政策、建議與舉措。依據現今兩岸發展的新情勢，兩岸融合發展已經成爲一項備受關注的熱點議題，而來自大陸或台灣的學者們，也對兩岸融合發展提出各自不同角度就兩岸融合發展的意義、可行性、方式路徑等進行觀察研究。不過，在很多研究裏，本文觀察到兩岸融合發展的融合一詞的起源是來自社會學的社會融合理論。社會融合就是讓幾個不同群體與階級融入在同一個社會共同體裏，而這社會共同體的融入，也包括制度、經濟、心理、社會資源與文化的融入。然後社會融合的産生，也有分先天與後天的條件。比如先天的條件有血統的相同、價值觀的相似性、經濟的需求性與語言的相同性等。不過，社會融合更需要一些後天推進的條件才能促化完成，比如教育、社會福利、制度參與社會凝聚的共識等；外加上整個社會對不同群體的包容心與同理心，這樣才能完成社會融合的重要力量。换而言之，社會融合的形成與完成，除了先天條件産生的動力外，更多還是需要後天政策條件的輔導與促進的。甚至，還包括族群本身是否有主動融合於主流社會的意願有關，比如2014年克裏米亞居民主動决議加入俄羅斯聯邦張佩賢：“俄羅斯聯邦”，《東歐中亞市場研究》1996年第1期。，其人口結構多以俄羅斯後裔，文化與語言爲主的認同相同，故而就有了很好的社會融合情况。再比如加拿大美國的情况，雖然加拿大與美國對於族群融合的態度不一樣，一個是自詡民族的拼圖，另外一個是民族的熔爐，但其外來的移民對融合主流社會的心態，完全是一樣的。正因新移民寄望在新土地有很好的發展得到經濟發展的認同，故而他們也會很主動地參與主流社會的融合，並一代接一代與主流社會融合下去。

　　此外，因遷徙後在外地出現“融合”的自然規律的現象，也常發生在中國社會裏。尤其是戰亂與天灾的遷徙，也是産生“融合”社會發展的情况。例如從秦末的楚漢相争，再到東漢三國的内戰遷徙，後又如南北朝的漢族因五胡亂華避戰亂而南遷黄允箴：“漢族人口的歷史遷徙與南方漢族民歌的色彩格局”，《中國音樂學》1989年第4期。、滿族入關中原，更包括歷史上多次黄河泛濫導致的老百姓避灾而遷徙同上。他處等歷史現象案例。我們都會發現到很多融合的發展，就會從遷徙後産生，有的是通過通婚在地居民，有的則是因在地生活需要，而與遷徙地的當地文化融合一起。

　　一、兩岸融合發展中的“兩岸大融合與小融合”

　　談到兩岸現今的融合發展，同樣的也没離開這自然規律，也是先從戰亂遷徙，而後産生與在地居民的融合，最後等戰亂結束就會選擇留在當地或携家帶眷的重新遷回“對岸（大陸或台灣）”居住發展，就如現今台灣同胞來大陸發展的情况一樣。唯一遺憾的是，由於台灣當局至今仍然使用政策限制已經遷徙到大陸定居的台灣同胞，再次回台灣合法定居與發展權利，因而導致兩岸完全融合發展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現象，已經嚴重破壞了自然融合發展的規律。不過，本文相信融合發展的自然規律不會改變，台灣當局再如何政策阻礙，也會徒勞無功的。

　　此外，本研究還發現到，兩岸的融合發展也没因1949年雙方完全停止交流，而停止融合發展。反而是從“全中國”的兩岸大融合轉變爲“各自政權社會内部”的兩岸小融合，一直到1987年兩岸正式開始恢復交流，才讓“各自政權社會内部”的兩岸小融合發展又回歸到“全中國”的兩岸大融合的規律裏。談到兩岸大融合與兩岸小融合的關係，本文發現到就如一對齒輪既拉動彼此，也可以自轉延續兩岸融合發展的基本動力。所謂“全中國”的兩岸大融合，就如大齒輪一樣，拉動兩岸同胞的實體融合，而“各自政權社會内部”的兩岸小融合，也如小齒輪一樣，有時跟隨大齒輪轉動，有時還可能成爲維係整組融合發展的動能，力量雖然很薄弱，但仍然可以緩慢帶動大齒輪的運轉。

　　因此，兩岸融合發展也如同一組齒輪一樣，從來没終止運轉過，反而是融合的大小齒輪時常會成爲推翻違反自然規律政策的“無名之手”，最後讓其違反規律的政策無法執行而失去法律約束力。所以，兩岸融合發展是一種自然規律，一種符合人民利益的潮流，任何政策也只能是成爲促進大兩岸小融合的齒輪潤滑液。

　　二、兩岸融合發展的轉折過程：從戰亂的“被遷徙”到融合當地

　　從1946年内戰開始到1949年兩岸正式停止各種往來爲止，去“對岸（大陸或台灣）”多數是國民黨的軍人與公務員，很多也是隨各自當局派遣的戰争任務離開自己家鄉，單身一人或携家帶眷遷徙到戰地（金門媽祖等外島，或本島台灣）落地生根。甚至，還有被當時國民黨抓兵到台灣，而没有想到只是出門買個醬油，就離開父母與家鄉71年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天下雜誌》2009年8月31日。。但事實上兩岸同胞當時早就因各種因素來往兩岸，而且在往來兩岸的群體裏，很多也是學生與普通老百姓，不僅是前面提到的軍人與公務員。他們之所以會那時急着去“對岸（大陸或台灣）”，很多是因抗戰滯留在“對岸（大陸或台灣）”，想馬上返鄉的同胞；然後，還有的是抱着抗戰結束兩岸完全通航，想去“對岸（大陸或台灣）”看看觀光的人汪毅夫：“1946年台灣人的同鄉會和返鄉潮”，《學術與台聯工作》，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頁。，甚至還有一些懵懂僅是跟隨自己親戚到祖國大陸與寶島台灣觀光和探親的小朋友同上。與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計劃招考的一批公費到大陸名校讀書的台灣學生林桶法：“戰後初期到1950年代台灣人口移出與移入”，《台灣學通訊》第103期。。

　　但他們萬萬没想到的是，内戰的速度來得那麽快，很多人一下子就不能回家，而被迫遷徙在“對岸（大陸或台灣）”落地生根，直到1987年兩岸開放往來爲止。有的更悲慘還在兩岸開放前，就已經過世，而永遠無法再回家探親的。因此，大家真的不要認爲1949年前到“對岸（大陸或台灣）”的同胞，一定是老兵或國民黨的公務員，更多來到“對岸（大陸或台灣）”還是一般老百姓，他們也没有想到這一去“對岸（大陸或台灣）”就71年回不了家，甚至還有些人是葬在“對岸（大陸或台灣）”連家鄉與親人不能再見上一面的。

　　依據國民黨1945年與1949年的台灣省的人口調查，從1945年的人口統計6,097,117人同上。，暴增到1950年的人口統計爲7,554,399人同上。，光是所謂外省人口的統計，就已經號稱擁有了100多萬人同上。軍民遷入台灣。同樣的，台灣同胞在1946年到1949年後，遷往大陸的人數，除了依稀有一些歷史傳記記載關於“大陸台籍老兵”人數爲1000多人汪毅夫：“大陸台籍老兵的故事”，《學術與台聯工作》，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頁。外，很多户口材料都因戰亂而失去實際數字的記載，但很多史料却也都記載到當時在大陸没有去台灣的台胞，是如何參與工作與建設大陸的。比如黄威廉、陳朝基老人等台聯的前輩們，都是爲祖國建設作出貢獻的人。

　　還有，當時兩岸雖屬於戰亂年代，并且兩方的政權都不承認對方存在，但他們對遷入自己政權可以實際管轄區域的大陸或台灣同胞的對待方式，都是以“一個完整的中國”思維，來落實他們的公民權或國民權。换句話説，大陸同胞來台灣，雖然屬於“外省”群體，但事實上由於台灣當局仍延續“中華民國”體制，故而就繼續讓來自大陸的同胞延續“中華民國國民”的權利與義務，然後台灣同胞來大陸，也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延續來自“台灣省”同胞完整的公民權利與義務。由此可見，兩岸同胞在公民或國民權上，並没有出現嚴重的區别，故而他們融入當地社會就没有困難，不會被當特殊群體而出現任何具體的融合問題。

　　到了1949至1987年間，由於兩岸局勢出現互相不往來的情况，故而彼此的融合發展，也從“全中國”互相往來的兩岸大融合方向，變成兩岸各自政權實質管理區域社會内的兩岸小融合。尤其是多以在政權内“外省人”（“外地人”）與“本地人”的“本土内向型”族群間融合發展案例居多。因此，從1949到1987年間，兩岸的融合發展就是以各自政權内族群間的小融合爲主，然後“全中國”互相往來的兩岸大融合，除了極爲少數以“投奔自由”與“起義來歸”彭德懷：《國防部關於奬勵投誠起義的蔣軍官兵的通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5年版。等罕見案例外，基本上兩岸相互往來的大融合都因政權各自關閉邊境而正式停止。

　　兩岸小融合：台灣眷村案例

　　談到兩岸小融合：台灣眷村案例。關於眷村的訊息，很多人都以爲眷村只是外省人居住的政府宿舍，並認爲整個眷村文化僅國民黨到台灣以後的外省軍人，而忽視眷村文化是也包括教師與地方公務員宿舍文化，而且各眷村或宿舍自己内部的主流文化與語言使用上，也隨眷村或宿舍小區裏户籍地人口結構的不同，而有自己的特色。當然，在很多小説與影視題材裏，也都不約而同提到台灣眷村就是一個“小中國”稱號。住在眷村或宿舍裏的人，天天都得與來自中國各地的軍公教家屬相處，甚至眷村或宿舍的孩子上學時，老師教導的語文課程（英文與國語），也會因來自不同省份老師的鄉音，而教出不同的語文教學結果。甚至，住在眷村或宿舍的人們，還比較容易學會來自不同地方的口音，完全如在大陸社會生活的方式一樣。

　　而且，兩岸小融合的開始最大特色，就是會先由從飲食習慣與生活方式改變，而後在其口音與對在地方言的聽力上有融合性改變。

　　例如筆者的家人們，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來瞭解兩岸各自是如何完成本土型的融合發展。就以筆者的生長背景來分析，筆者家人雖然都是外省族群，但來自兩種“眷村文化”的經歷。筆者的父親來自空軍眷村，然後母親是來自警察與縣政府宿舍。换句話説，筆者的父親可以説流利的國語，聽得懂四川話，而母親可以説流利的閩南語，因警察與縣政府宿舍有很多本地人居住在裏面。更别説筆者的親人也有人娶本地女孩子。他的表弟表妹也可以説很流利的閩南話，完全看不出是一個外省人。還有，眷村文化裏的主流語言，也不一定是“國語”（普通話），而會因眷村居住祖籍人數的改變，而出現“方言”流行大於“國語”（普通話）的情况。就如筆者的父親可以聽得懂四川話，而母親可以聽得懂閩南語一樣，就因各自眷村與宿舍的户籍主流人數的改變，而爲溝通方便學會的語言。

　　到了台灣對外開放進入所謂“台灣錢淹脚目”的時代，很多住在眷村的外省人就離開眷村到大城市尋找工作謀生，因而就與更多本地人相處産生融合。很多離開眷村的外省人也開始失去自己家鄉方言的本領，開始學習以國語（普通話）或閩南話溝通，有的還會不知不覺出現閩南話口音的國語，或直接使用閩南話溝通，忘記而説不了家鄉話。

　　此外，國民黨當局在台灣的教育張太原：“孫中山與黨化教育”，《史學月刊》2007年第2期。也是以“全中國”概念，不分省籍、平地山地的方式來統一教導老百姓的。在這年代裏台灣社會的内部就完全不會感受到族群差异與歧視，而且很多台灣同胞也不知道省籍的差别，除了閩南話或國語的口音腔調有的不一樣外，基本上完全没有感受各族群之間在價值觀或社會參與感有什麽不一樣。甚至，就連認識中國文化、地理與歷史的台胞，也不分省籍與山地平地，都能如數家珍談上幾句大江南北的中國文化與風光，而非狹隘僅認識台灣，而不了解全中國。

　　從這兒可知雖然近幾年民進黨企圖撕裂這種融合成果，但事實上就連民進黨自己的子女都不一定會説流利的閩南話，而只能説國語（普通話），隨着他們相處的族群不同而被影響。或許，這也是李登輝當年提出“新台灣人”張華軍：“新台灣人與本土化”，《統一論壇》1999年第2期。搞“台獨”的原因，那是因爲就連台獨分子也有外省人，而支持祖國統一也有很多本省人一樣，已經無法再用外省與本省來區分其政治立場，來割裂台灣社會内的兩岸融合發展。

　　還有，兩岸小融合在台灣另外一個突出的成果，就是當地飲食文化。由於1949年後有大量的大陸同胞遷徙到台灣落地生根，因此他們也把自己家鄉菜的特色帶到台灣，尤其是最具特色的飲食文化叫“南北和”。所謂台灣的“南北和”菜係，就是集合如上海菜、江浙菜、淮揚菜、廣東菜、湘菜、川菜、魯菜、豫菜、東北菜、晋菜、鄂菜各省特色融入台灣本地菜色，發展出一套融合大江南北與西餐的飲食文化。而且這些菜名雖仍與大陸一樣，但現已與本地口味混合，不全然像原先當地的口味。然後，台灣的“南北和”菜色也發揚到國際，現今在全世界只要有華人群居的地方，就有打着台灣“南北和”招牌的餐廳。

　　因此，1949年後，雖然兩岸實體往來的“全中國”大融合因完全斷絶交流而停止，但在台灣社會内部的小融合，却發展的很快並也對後面推進兩岸大融合的展開有很大的幫助。

　　兩岸小融合：大陸“老台胞”案例

　　在談到大陸社會内部的兩岸融合發展案例裏，本文也發現到很多在1979年以前留下的台灣同胞或出生在大陸的台胞二代的“老台胞”趙輝：“歲月悠悠六十載——記老台胞彭克巽”，《台聲》2008年第3期。，也因工作或等其他因素的遷徙，其生活、文化與語言都被當地人改變與融合。比如人大常委的蘇輝女士、汪毅夫會長和楊毅周會長等知名“定居台胞”等，他們也是因長年定居或出生在大陸，不論飲食或相處方式都完全就如同一個當地人一樣。他們很多已經是擔任大陸重要職務的人員，正因他們也是台灣同胞，故而就比其他大陸同胞更想爲兩岸融合發展做出貢獻。

　　就以1946年從台灣來到大陸的蔡海金老人爲例。他來自台灣苗栗，當時來大陸的時候只會説閩南語與日語，而後在浙江大學就讀化工係，本以爲可以大展身手，結果因局勢動盪後來就留在大陸了。而且，這案例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就讀期間大陸的老師還安排他與其他七位學生練習“國語”（普通話），畢業後他也被分配到南京電子管廠工作。在工作期間，他積極爲祖國建立了化學實驗室，加上他是懂日文能翻譯資料，因此幾位工程師前輩都非常愛護他。

　　同樣的，留在大陸的“定居台胞”對兩岸的小融合也有很突出的成就，他們不僅是在參與工作上得到當地大陸同胞的支持，還在大陸組建黨派與組織。除了1947年從台灣轉進到香港組建比較代表性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外，還有專門做台灣同胞聯繫團結台胞工作，在1981年成立的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全國台聯），而且也是定居台胞、海峽兩岸台胞海内外台胞的家，又稱爲“台胞之家”。

　　據全國台聯的數字統計，從1949年至今來自台灣的“定居台胞”就有四萬四千多人，其中，擔任各級中共黨代會代表有39人（全國11人、省級20人、市縣級8人）、各級人大代表113人（全國18人、省級45人、市縣級50人）、各級政協委員代表795人（全國35人、省級170人、市縣級590人）；現任處級幹部380人、廳局幹部級170人、省級幹部8人、全國政協副主席1人。汪毅夫：“傳單的故事”，《學術與台聯工作》，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7年7月，第107頁。.由此可見、在大陸的定居台胞也如在台灣的外省人一樣，非常徹底地融入當地社會，甚至還有出色的表現，並獲得當地社會的肯定。

　　由此可見，不論是大陸或台灣，兩岸的融合發展真的並未因内戰造成的完全往來交流停擺而停止，反而是1949年後是由外省人與定居台胞在當地創造的小融合，來讓兩岸融合發展繼續有前進的動能。因此，本文觀察到兩岸融合發展，就算到了1949年後兩岸關係最差的年代，仍然如一部機器一樣的運作，只是其性質從全中國互相往來的大融合轉至各自政權内部族群間的小融合發展上。

　　三、兩岸小融合是争取推進兩岸大融合的推手

　　就在1978年大陸地區宣佈改革開放後，海外中國人無不雀躍大陸的執政方向調整，甚至很多在島内的台胞也從外文媒體瞭解到大陸發展的情况。由於當時台灣社會仍還在國民黨“一黨專政”壟斷媒體消息的時代，而且國民黨的“警總”仍對島内老百姓思想做出控制。但事實上，當時很多台灣同胞早就可以從在海外讀書或移民的親人，瞭解到祖國大陸發展的情况。甚至，還有些比較熱心的台胞，會從海外偷偷寄回大陸發展的消息，來給島内親友瞭解大陸改革開放的情况。當然，到了1980年後國民黨的執政時期，社會也已經步入新的開放氣氛。很多年輕人對大陸的印象，也没有那麽反共，除了偶爾談一下國民黨反共洗腦教育的那些話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或“大陸是很窮”外，基本上他們對大陸的改革開放還是保持信心，尤其是很多當時的老百姓都相信，如果大陸能認真發展，那句“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諺語也將成真。還記得筆者小時候，每次見到父親的朋友，他們只要提到中國人的未來，那句“21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流行的諺語就會馬上出來。而且，長輩們也期許我們，要做好“以中國人爲榮”的思想準備，要相信我們中國人會在世界上揚眉吐氣的。

　　正因爲如此，台灣社會内部已經徹底完成兩岸的小融合，島内老百姓對大陸情况並不陌生，而也認同大陸就是自己的祖國，外加上從80年代開始，海内外中國人也都對“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認同增强和對大陸剛開放的市場表示期待，因而島内不論是本省人或外省人都有希望兩岸早日開放往來交流。

　　從1979年開始，就已經有不少台胞對來大陸有很强烈的興趣，尤其是在當1981年9月30日發表的“葉九條”内容包括“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文姬：“葉劍英: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文史博覽》2009年第9期。的内容後，島内台胞對“來大陸看看與探親”的意願就很强烈。有的台胞更直接“化好奇爲行動”，甘願冒着台灣當局政策尚未開放被處罰的風險，利用到他國與香港的觀光名義，或以外國身份的便利，順道“偷跑”大陸看看與探親，並在“偷跑來大陸”的看看與探親期間，决定留下來“低調的”在大陸投資與發展。

　　而且，這些“偷跑”大陸並願意留下來的台胞們，很多現在也已經在大陸落地生根，并且也享受祖國改革開放初期獨有的經濟與政策紅利而創業致富。然後，他們也有很多是等投資穩定，就携家帶眷來大陸一起住，有的更是娶大陸配偶組成幸福的兩岸婚姻，做兩岸婚姻發展的前沿者。至於，他們的後代，也成爲新一代的“定居台胞”與“台屬”，爲兩岸關係提前做出模範。

　　因此，當我們分析現今兩岸融合發展的過程時，也必須提到這些提前“偷跑大陸”，提早吃到兩岸解决發展紅利的台胞。俗話説：“物以稀爲貴”，越早來大陸的台胞，越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福利。而且，他們也爲兩岸融合發展的“全中國”互相往來的兩岸大融合發展做出“熱身準備”。這種情况一直到1987年，台灣當局正式開放“老兵探親”才得以逐步公開與合法化。

　　“老兵返鄉探親”就是一個由兩岸小融合成爲争取推進兩岸大融合很好的案例。1985年後的台灣社會，處於經濟發達與族群間融合緊密，故而老百姓要求提昇自身生活品質和公民意願，就又有了不分省籍族群與階級的社會共識。外加上，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執政也發生各種因經濟發展而出現各種封建官僚作風與貪污腐敗，讓老百姓覺得失望，感受到台灣社會必須有大改革，才能讓自己與子孫未來得到幸福。

　　因此，從1985年後，如“老兵返鄉探親”、“清退萬年國代與立委”、“結社自由”、“出版自由”、“主張台灣主權未定論的台灣獨立運動”、“軍隊國家化”、“反一黨專政獨裁”等多個充滿政治忌諱的議題與話題，就像公開秘密般不斷在島内影視作品、地下書刊、每晚在各學校操場舉辦的民主演講會與街頭抗争中，讓老百姓得到充分瞭解與私下討論。更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黨外人士（指反國民黨籍不分省籍的异議人士）不僅是用行動呼應老百姓的需求與寄望，來舉辦活動來突破與對抗國民黨的政治禁忌，他們還在1986年自行組織“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而支持老兵返鄉的人士，也不分省籍在1987年4月15日組織“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來正式向國民黨當局表達他們“想家”，希望開放大陸探親的訴求，一直到1988年因目標達成而解散。

　　雖然，1985年至1987年，當時社會仍處於“戒嚴時代”，國民黨警特機關仍會嚴厲取締，但當時的社會氛圍屬於“民智初開”階段，警特越取締越讓老百姓有興趣瞭解，抓不完也取締不完，導致最後警特人員就采取“半容許”方式對待，就是只要國民黨當局没有組織特别逮捕的政治性“專案行動”，集會主辦單位有與當地警特單位私下溝通，活動本身是和平理性未出現嚴重的暴力與刑事活動，基本上國民黨的警特人員也會睁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派人在場“維持秩序”。甚至，有些警特人員也有那時代的民主思維，對這些來自老百姓要求提昇自身生活品質和公民意願的活動也不反對，故而也會用各種執法規定的漏洞，讓他們順利舉行。當然，當時國民黨當局領導人蔣經國，也對這些老百姓正面要求提昇自身生活品質和公民意願的活動，表達出開放虚心接受的態度莊平勇：“蔣經國‘現代化’思想簡論”，《東南學術》2011年第1期。。因爲，蔣經國本身也希望這些政治活動，能成爲正面發泄民衆不滿與創造更多國民黨爲老百姓服務的改革，更希望台灣老百姓能透過這些理性正面的政治活動增加自身的民主素養，好讓國民黨當局的執政成爲大陸實現民主政治的典範，完成國民黨一貫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理想。

　　正因爲1949年來台灣的軍人很多已經步入暮年，很多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回大陸老家看看，故而“老兵想家”訴求就日益增加，而老兵返鄉探親也成爲一個不分省籍政治人物討論的重點議題對象。比如當時國民黨的立委趙少康，就曾經在台灣立法機構公開表態質詢“希望政府開放老兵探親”。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就連建黨初期民進黨推動的“自由返鄉運動”金奕、曹旭：“台灣老兵的返鄉之路”，《人民文摘》2009年第1期。，也與老兵返鄉探親的訴求一致，因而兩者合作。很多當時的民進黨立委如吴淑珍和台灣省議員游錫堃，在不約而同爲老兵返鄉來質詢與聯署法案。

　　所謂“自由返鄉運動”，就是讓被國民黨當局因政治因素限制回家的人群可以自由返鄉。

　　而且，這運動還分四類人：

　　第一類、1949年前後隨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外省籍人士。

　　第二類是1945年至1949年被征兵或因謀生而赴大陸之台灣人。

　　第三類是40年來赴海外留學、謀生，但因政治原因而遭國民黨政府禁止入境之台灣人（即黑名單人士）。

　　第四類是台灣山地原住民因“山禁”政策，返鄉或入山必須申請“入山证”。

　　就在1987年7月15日台灣正式解嚴的前幾個禮拜，台灣内部的民間組織“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就在台北舉辦了以“想回家、怎麽辦”爲主題的演講會，不分省籍的人士積極呼吁台灣當局因開放兩岸探親，讓已離開家鄉多年的台灣老兵能回到大陸見他們親人與父母一面。在同年9月20日，他們還發表聲明，並特别提到“所有中國人都有返鄉探親的權利，不只是大陸人回大陸，而且也是應該包括台灣人都可以回台灣，乃至大陸人可以來台灣。”由此可見，“老兵返鄉”的議題已經是不分省籍，而且正因台灣内部族群融合的深入，故而在這外省議題上，都不會有支持認知的差异。

　　到了1987年11月2日，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有感於台海兩岸之間的親人分離太久，就規定了讓凡在中國大陸有三親等内血親、姻親或配偶的民衆登記赴大陸探親。汪毅夫：“老兵返鄉的故事”，《學術與台聯工作》，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7年7月，第177頁。這也是兩岸自從1949年雙方完全中斷聯繫與交流後，第一個針對兩岸的大融合做出開始。就在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後，壓抑在台灣老兵的思鄉之情，也如涌泉噴發般地排隊在當時負責辦理紅十字會的櫃檯前。每天都以幾萬件的人數，來申請大陸探親同上。。而且，大陸探親的話題，也成爲台灣島内的風潮，很多台灣同胞自己與身邊的朋友，都以去大陸看看爲話題，而正面地表達自己遊歷祖國大陸的心得，甚至還有些台商，也借由探親與觀光名義來大陸考察，傚仿1987年前偷跑大陸的台商，尋求自己公司發展的“第二春”。

　　在這個階段裏，台灣同胞的心理對大陸，完全是以很期待的心情來大陸的。尤其是他們可以看到只能在課本中看到的“故宫”、“長城”與長輩口中牽掛的“親人”和“家鄉”。

　　同樣的，台灣商人則是看到自己生意的契機，當時台灣社會就有一句話，如果14億人都花一塊錢買你的商品。你就可以馬上賺14億元。故而，當台灣當局開放台灣同胞可以到大陸探親的政策後，“台商”就成爲另外一個介於“台胞”、“定居台胞”與“台屬”三種新的群體名稱。换句話説，直到今日，一般人對凡是到大陸發展的台灣同胞，也都不會分其職業，一律稱爲“台商”。

　　還有，嫁到台灣的大陸新娘也逐漸增加，兩岸就出現新的主流融合方式，就是兩岸婚姻融合。讓很多居住在兩岸同胞都同時擁有對方的親戚，進而出現兩岸在血統上的不脱節。依據1995年負責接待台灣同胞來大陸的香港旅行社與台灣當局負責統計入出境單位共同統計的數據，1987與1988的兩年裏，就有431175人來往兩岸“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人員往來交流法規匯編》2009年版。，然後到了1995年大陸到台灣的人數就已經有1311176人同上。的爆炸性增長。由此可見，兩岸開放交流後，大陸已非僅是台灣同胞的向往的家鄉，而是發展機會。

　　雖然來大陸發展的台胞與嫁到台灣的大陸新娘，從1987年後經歷各種來自台灣當局製造如“戒急用忍”與禁台塑的海滄設廠等阻礙台商來大陸投資同上。等打壓政策；與1996年的導彈危機、“台獨”勢力猖狂等的局勢動盪，但每年從台灣過來的台胞，人數却是年年翻倍增加，來台灣定居的大陸配偶也没有因局勢動盪而中斷。外加上，台灣對大陸市場有經濟依存度，也因台灣經濟本身遇到的困境，而加數依賴同上。。故而現今兩岸同胞之間的融合發展現象，已經從“戰亂遷徙”的融合模式進入到因“生活需要”融合模式的現象。并且，從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開始，兩岸間的融合發展方向，也正式從“封閉”的各自政權實質管理區域社會内的兩岸小融合，重新回到“大開放”的“全中國”互相往來的兩岸大融合方向中。

　　更别説到了現今社會，兩岸融合發展的“全中國”互相往來的大方向，更是一部急速奔馳的列車，不斷向前進。然後更多台胞也會在這歷史潮流裏，選擇對自己的位子，讓兩岸大融合的列車帶來更多融合大陸的機會。當然，融合發展的趨勢，已經不再會回頭路，也停不下來，誰也擋不住它，只會更前進！“台獨”分子如想阻擋這歷史潮流，最後也只會螳臂當車，做困獸之鬥罷了。

　　因此，兩岸的融合發展一直都没有斷過，而且還不斷從小融合轉變爲大融合。甚至，還會成爲阻礙兩岸大融合發展政策的壓力。所以，就本文研究的歷史經驗來看，兩岸融合發展已經是大趨勢，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停止其趨勢發展的。

　　四、小結

　　通過兩岸因戰亂遷徙到後面的融合發展，我們會觀察到兩岸的融合發展並未因内戰而停止，而只會從兩地相互往來的“大融合”，轉化爲各自社會内部的“小融合”。然後這些兩岸的“小融合”，也成爲未來推進大融合的力量。

　　而且，我們也會發現到兩岸各自的小融合，還會成爲推進兩岸大融合的動力，甚至還會讓拒絶大融合的一方形成壓力。尤其是針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當年拒絶開放兩岸“大三通”或“大陸探親”來説，台灣社會内部的兩岸“小融合”就已經讓國民黨當局不能與不由得自己阻擋兩岸大融合的趨勢，甚至還會成爲台灣政治轉型的議題之一。當然，不論是大融合或小融合的形成，都必須創造在法律身份完整與社會同等待遇的條件裏，而且很多融合發展的政策，也不會因哪位領導人政策執政思維改變，而會在法理與待遇的同等平衡執行下完成。

　　總而言之，雖然内戰可能會出現暫時性關閉兩岸的聯繫，但兩岸同胞間的融合發展一直没有中斷過，一切現象與成果都産生的很自然。不論是戰争時期“戰亂遷徙”的融合模式現象，或和平時期的“生活需要”融合模式現象，都發現到兩岸同胞的融合都在一點一滴地形成，唯一不同就是“封閉”的各自政權實質管理區域社會内的兩岸小融合與“大開放”的“全中國”互相往來的兩岸大融合方向的區别。因此，只要兩岸同胞彼此的公民或國民身份權利與義務都没有喪失與地位不同，老百姓間的融合發展就會水到渠成，而不需要刻意地補助與照顧的。


　　作者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台籍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