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張執一這個名字，筆者過去接觸到的有關台灣社會主義革命老前輩的故事中基本未有被提及過，在台灣省工委發展前後相關記録的文章鮮少有提及關於張執一的故事，或者匆匆帶過。但通過文獻認識到，他多次赴台檢查工作與被稱爲“密使一號”吴石有着深刻的關係，中共中央上海局對指導台灣相關工作的領導，都顯得非常隱蔽却“因隱秘而偉大”。這也是筆者之所以特别注意的重點。

　　從上海局領導人的事迹中可以解開關於台灣共産黨人的謎團。本文内容主要圍遶張執一在華東局及上海局時期開展的工作進行梳理，探討其與台灣省工委領導人的歷史脈絡，以及總結部分工作的經驗與借鑒同時也不忘初心，在文末的部分將個人總結“解决台灣問題”未盡之事業進行探討。從涉及兩岸愛國主義力量整合的角度以及突發性“非和平手段”的角度，借由台灣省工委當年所處在的大曆史背景環境下借鑒前人的經驗與牙慧。

　　筆者在撰寫論文過程中得到不少台胞革命前輩指點，對於台灣省工委的研究，或許從挖掘史料的角度未盡人意，但也感謝借此論文書獲得的啓發，尤其在現實的“解决台灣問題”工作上，鑒古知今讓筆者如獲至寶。期望關注這方面黨史的專家學者能給予斧正。

　　一、張執一革命生平

　　張執一原名張謹唐、曾用名張忍，湖北省漢陽縣奓山鎮袁嶺村屠灣人。1911年出生至1983去世。在武昌求學時便參加了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2年10月底因叛出賣而被捕，在獄中化名張忍，其下定决心：“哪怕犧牲自我，也要堅持鬥争到底，執一不二！”在國民黨監獄中雖受盡折磨，却堅不吐實，表現出共産黨人的高貴品質。《張執一文集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1945年8月受中共中央華中局派遣，扺滬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及行動委員會書記。之後中央調整戰略部署停止起義，領導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1946年參加指揮六二三運動，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發動五萬群衆舉行反内戰示威和平遊行。1947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先後任上海局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書記、外縣工委書記、策反工委書記，創辦黨的經濟機構爲黨組織籌措活動經費。

　　利用上海工商界上層人士社會關係開闢溝通國統區與解放區之間的水陸交通綫，領導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聯誼會，開展反美反蔣鬥争，領導上海周邊江浙地區黨組織開展敵後遊擊戰，並從國民黨内部獲取重要政治、軍事、經濟情報。策動國民黨軍艦重慶號、長治號，空軍20架飛機、備幹部訓練團團、傘兵團等起義。

　　張執一《回憶上海解放前我黨的地下情報和策反工作》提到在上海的情報工作還有劉少文和潘漢年兩個系統，有些工作也參與聯繫，多次送來重要軍事情報，還策反過幾架飛機起義。上海地下黨和其他地方黨組織也有打進上海的中統軍統組織獲得情報。

　　1948年7月後國共兩黨的内戰出現的新的形勢變化，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面對解放軍不斷的勝利，國民黨軍隊中許多軍政人員也在尋找出路，通過親朋好友同學關係秘密與共産黨“搭綫”，準備棄暗投明。因此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員會，張執一擔任書記。上海隱蔽戰綫工作艱巨，中央也將大半個中國地下工作交予上海局，許多關係也通過周恩來或其他部門轉接上海局，在隱蔽精幹下顧慮周全地傳遞情報組織起義工作。顧一瓊：“‘解密’解放戰争時期策反工作”，大公文匯，http://www.whb.cn/zhuzhan/jiaodian/20161124/76689.html，2021年8月8日。

　　中共地下黨組織與起義人員籌備各項後勤等事宜，需要一個安全隱蔽的環境。在嘉興起義前夕，中共上海地下黨與嘉興起義將領的聯絡點分别是上海市寶山路小白樓與上海市陝西北路128號兩處。李正文《我所知道的賈亦斌預干總隊的起義》一文中説：“我和賈亦斌三天兩天碰頭的地方，是寶山路寶昌路口的一座小白樓上，這是段伯宇弟弟段仲宇的公館，在此聯繫賈亦斌、王海嶠、宋健人等的一個機關”。樓下有國民黨士兵警衛。我們在樓上談話，十分安全。

　　1949年元旦，段伯宇向策反委員會書記張執一匯報了他入黨、在重慶接受周恩來指示，以及失掉與黨組織聯繫後獨立開展工作的情况，並把一套策反班底和盤托出。張執一聽後認爲這套策反班底可靠度之高，軍兵種之多，潜在爆炸力之大，“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此後，他們便三天兩頭在段仲宇的家中開會。

　　段伯宇所聯繫的人包括預備幹部局代局長兼預備幹部訓練團團長、第一總隊總隊長（原局長爲蔣經國，蔣保賈繼任）賈亦斌，預備幹部訓練團共有一萬人。賈亦斌率部4000多人起義，隨即遭到蔣軍多方堵截而失敗，但已起到了震撼京滬杭總後方的作用。在2019年筆者也曾參與過的民革中央在桐鄉烏鎮組織的活動“嘉興起義70週年系列紀念活動”。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紀念嘉興起義70週年學術研討會擷英”，團結報，http://www.minge.gov.cn/n1/2019/0425/c415154-31049669.html，2021年8月10日。

　　1949年2月，上海局决定恢復段伯宇的組織關係。高尚新:“蔣介石親自挑選的‘兄弟高參’，却斷送蔣氏東南半壁江山”，https://m.pinlue.com/icontent/077218041400.html，2021年8月10日。同年4月初，批準了賈亦斌、劉農畯、段仲宇、宋健人等人入黨。策反委員會向預干總隊、傘兵三團、工兵四團、江蘇保安總隊等部隊，派遣了秘密聯絡員。劉農唆傘兵團起義後便是由段仲宇同志派運輸船送傘兵團到連雲港附近的解放區。李立：“親歷台海風雲｜賈亦斌與蔣經國的恩怨情仇”，海峽之聲，https://xw.qq.com/amphtml/20210718A09JXW00，2021年8月10日。

　　1945年8月受中共中央華中局派遣扺滬，張執一還奉命負責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先後四次渡過台灣海峽，到台灣檢查、布置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並選派一批幹部赴台開展工作。1948年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員會，直到1949年4月上海解放的前夕，張執一同志一直領導着上海秘密工作，他領導的情報網絡，向美軍“心理作戰部”上海組提供假造的“新四軍政治部秘密訓令”情報，擾亂了美國政府的戰略部署，爲我軍争取到大半年的休整時間。《張執一文集上》張執一同志年譜，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1949年3月，中央要求劉曉、錢瑛和張執一到北平，於是張執一便將上海未完成的工作移交沙文漢同志負責，於4月上旬到香港後轉往北平。

　　1954年6月，張執一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住地安排在西城區屯絹胡衕三十號，原是一座王爺府，張執一全家住前院正房。王南寧：“汪鋒六十年代在甘肅”，胡耀邦史料信息網，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9-07-12/70059.html。在新中國成立後，張執一同志擔任過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第三及第五届全國政協常委、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民族委員會副主任、統戰部顧問等職務。

　　二、插進敵人的心臟隱蔽的指揮中心永樂邨21號

　　1945年8月至1949年3月張執一在上海工作期間住在愚園路、江蘇路轉角口旁的永樂邨21號，張執一在上海領導和創辦了許多黨的企業，其中有些糖業、漁業、運作業、保險業，還有些與其他上社會各層人士合股的公司，並以拓展業務爲名在台灣香港設有分公司，以此名義開展聯絡和掩護任務。1946年6月，和談破裂内戰全面爆發，中共在上海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在這嚴峻的形勢下，方行和王辛南兩人根據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劉長勝的指示，以私人名義租下了永樂村21號，看中的是這幢房子在弄堂底，屋前有獨立小院，周圍僻静隱蔽，屋後有門通到外便於緊急疏散。章慧敏：“上海永樂邨21號的‘潜伏’往事”，上觀新聞，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274401，2021年8月2日。

　　永樂邨21號成了黨中央派駐上海，管轄大半個國統區地下黨組織工作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上海局，主要成員有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等。根據中央指示，上海局采取少開全體會議、多作政策指導、委員分工負責、平行組織、單綫領導、黨員轉地不轉關係等組織原則和工作方法，嚴格執行隱蔽精幹的方針，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之下確保領導機關的機密性和對下屬領導的持續性，在國統區開闢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戰綫”，有力地配合瞭解放軍的正面戰場。

　　三、聯繫點愚園路1293弄“儉德坊”2號

　　張執一同志撰寫的《在敵人心臟裏——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中，有談到何遂：“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軍校，曾任西北軍系統孫岳部參謀長。在蔣政府長期任立法委員，抗戰初期與我黨發生關係，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個兒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兒何嘉，媳繆希霞），均爲我黨地下黨員。

　　吴石、吴仲禧和何遂三位福建出身的愛國人士的惺惺相惜。抗戰勝利後，吴石目睹“五子登科”式的“劫收”喟嘆“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潘漢年系統潜伏在國民黨中的高級將官吴仲禧1947年時奉命策反參謀長吴石。内戰爆發後，吴仲禧奉調去南京軍事參謀院任中將參議，被軍統蔡勁軍控告貪污，吴石以國防部史料局局長身份營救他出險。

　　通過何遂之子何康的回憶。1946年末他與兩個哥哥黨的關係轉至中共中央上海局。何康擔任經濟機構瑞明公司總經理，其實資産是共産黨的。當時住家是在愚園路儉德坊2號，其安全僻静是上海局高層長期秘密聚會的地點。瑞明公司一重要任務是處理善後救濟總署準備運往山東解放區的一批藥品等物資，緊缺藥品有數百箱，因内戰爆發滯留上海。據張執一傳達的指示，先將物資轉到宋慶齡先生主持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存四行倉庫。將藥品中的血漿、盤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藥）打成小包，由張執一秘密運往解放區。

　　1947年4月，劉曉、劉長勝、張執一等在董竹君開的錦江飯店由何遂和何康作陪，宴請吴石，這是吴石接受共産黨領導的開始。此後，在愚園路儉德坊2號，張執一與吴石有過多次單獨會面，商定吴石跟何康與張執一形成單綫聯繫，吴石經常親自送來情報，或托聶曦送來。

　　上海局下設“台灣工作委員會”，張執一先後四次渡過台灣海峽，到台灣檢查、布置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並選派一批幹部赴台配合台灣省工委開展工作。何世平被派到台灣，先後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鹽務系統潜伏。張執一同志1947年、1948年曾到台南檢查並布置何世平的工作。1948年夏，張執一讓何康找妹妹何嘉談話，説組織上有意派她到台灣工作，徵求她的意見。何嘉當時是復旦大學社會係學生，尚未入黨，何嘉表示同意。何嘉先到香港青山達德學院學習。

　　1948年末，劉曉、張執一、鄧裕民、繆希霞還有何遂都到了香港（協調台灣省工委的工作），張執一讓繆希霞去找何嘉，告訴她台灣另外派人去了，她另有任務。1949年4月下旬，吴石與何遂、何嘉同機從上海飛往廣州，短暫停留後即趕赴福州任職。吴石在臨行前將重要情報留給何遂，“何遂讓何世庸與何嘉送出。這組情報包括：國民黨在江南地區的兵力部署圖，國民黨在江南地區軍隊的編制、人數及裝備情况以及國民黨總兵力統計和總後勤方面的統計資料等，都是鉛印的。”吴石在福州又通過謝筱廼送出許多重要情報，還冒着風險將一批原定直運台灣的絶密軍事檔案留給了新的人民政權。這批檔案中還包括所謂末次資料。

　　1949年8月後吴石被授予中將軍衔就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上海局與吴石的聯繫，本來靠吴石的副官聶曦傳遞情報，此時台灣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已經遭到嚴重破壞，吴石需要將軍事情報送給組織。由於解放台灣的情報需要上海局也急需與吴石取得聯繫。於是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聯絡站負責人、中共中央華東局對台工作委員會駐香港負責人萬景光選擇了讓朱楓到台灣傳遞情報。

　　1947年萬景光在香港建立了上海局聯絡點，1949朱楓以看望女兒并聯繫生意上的事爲由赴台，找到了當時共産黨在台灣的最高領導人蔡孝干。自1949年12月初，朱楓每周六以“陳太太交涉藥店事宜”的名義，來吴石家取情報，從他手中接過絶密軍事情報的縮微膠卷，周日再送給蔡孝干，一共7次會面。在後來國民黨公佈的資料中，這些情報包括《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最新編繪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綫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台灣海峽、台灣海區的海流資料；台灣島各個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海軍基地艦隊部署、分佈情况；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還有《關於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遊擊武裝的應變計劃》等。這批情報迅速通過香港傳遞到華東局情報局。幾份絶密軍事情報還呈送給毛澤東。在台灣期間，吴石與華東局派遣的朱諶之秘密會晤達六七次之多，提供重要軍事情報。

　　毛澤東對《關於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遊擊武裝的應變計劃》特别注意，並查問這些情報的來源。當毛澤東聽説這些情報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員赴台從一位國民黨上層人士“密使1號”那裏取回時，當即囑咐有關人員：“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喲！”還揮毫寫下了一首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面對人民解放軍即將進攻、解放台灣這一態勢，蔣介石集團對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進行破壞。在蔣經國的精心策劃下，國民黨特務對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進行了瘋狂的破壞。1950年1月29日，逮捕了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干。在不到一周内，蔡孝干叛變，供出所有名單資料，造成包括其他負責人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共産黨人被捕，情况極爲慘烈，變節者活命，堅貞不屈者則被押赴馬場町刑場遭血腥鎮壓。而國民黨保密局逮捕蔡孝干後，蔡孝干供出了吴石提供重要情報給中共，聯繫人是華東局派來的朱諶之。

　　1950年3月1日，台灣當局下令以“爲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逮捕吴石將軍，並在其寓所搜出他親筆簽發給朱諶之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關書面材料。不久朱諶之便被國民黨軍警從舟山抓回台灣。特務當局先後逮捕了吴石將軍夫人、吴石的親密朋友“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親信隨員聶曦上校等人。原第四戰區副參謀長陳寶倉中將是經吴仲禧介紹隨吴石去台灣協助工作。1950年6月10日以“爲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台灣當局將吴石、朱諶、陳寶倉、聶曦、王正均、林志森人等6人執行死刑，這“密使一號”大案，又稱吴石案。

　　吴石最終被追認爲烈士是在1973年，何遂過世於1968年。在追認烈士前吴石留在大陸的子女並不好過，并且受到波及，後來吴石的兒子吴韶成在接受鳳凰衛視中文台《冷暖人生》欄目訪談時，回憶説，父親在離開大陸赴台灣時，曾留給他一張紙條，寫着：“有困難，找何康”。何家的後代尤其是何康一直爲吴石將軍的烈士正名而努力。羅青長在吴石烈士紀念册上題詞：要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餘文：“揭秘朱楓、吴石、聶曦在台犧牲的經過”，延安精神研究會，https://www.1921.org.cn/post.html?id=5c9762d830011459e72de93e，2021年8月9日。

　　四、上海局領導下的台灣工作

　　抗戰勝利後，李偉光在中共上海局劉曉、張執一等的領導下，擔任了台灣旅滬同鄉會的理事長。舊址爲現上海虹口區武進路514號。在特定時期，“台灣旅滬同鄉會”會址也曾是兩岸愛國志士追求理想、追求抱負的見证。1949年7月台盟華東總支部遷入會館所在地。

　　1946年秋至1948年底張執一受黨組織委托，負責聯繫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先後四次到台灣檢查，布置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並選派一批幹部赴台開展工作。《張執一文集上》張執一同志年譜，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23頁。1948年7月張執一赴香港出席協調中共台灣黨組織工作的會議。期間，張執一認爲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干對黨組織不誠實，有貪圖享受的迹象，建議劉曉將其强行留下，送往解放區域，但該項意見未被采納。《張執一文集上》張執一同志年譜，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27頁。

　　1947年2月28日在台灣發生對社會影響深遠的228事件，在島内發起了反獨裁、反專制、反暴行争取民主自治的“台灣二二八起義”，中部謝雪紅拉起了一支二七部隊、台灣省工委的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在嘉義也組織起一支“嘉南縱隊”。蔡孝干是彰化人，是唯一走完長征的台灣同志，在陝北擔任過抗日聯盟主席、八路軍敵工部部長，抗戰勝利後被任命爲台灣省工委書記，從延安出發扺達上海通過上海局挑選了一批赴台骨幹，1946年蔡孝干秘密回到台灣主持台灣省工委，重新個别吸收謝雪紅主導的日本共産黨台灣民族支部成員。

　　1947年張執一到台灣是以開辦分公司的名義，來指導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他聽取了張志忠匯報的武裝起義情况後，要求和謝雪紅談話被拒絶。當時謝雪紅聽説國民黨大軍壓境的消息，開始在各地隱蔽。張執一認爲他這樣的狀態十分危險，便通過張志忠轉告他不要盲目躲藏，到群衆中去，才是保障安全最好的選擇。謝雪紅接受建議，進入二七部隊一起辦公。當時台灣上層社會組成了處理委員會，協商解决流血事件。張執一認爲要運用好這個公開合法的渠道，减少市民的流血犧牲。另一方面，要盡快改變台灣省内各自爲戰的混亂局面，成立統一的全島武裝鬥争委員會。但由於台灣的黨組織剛剛建立，台籍幹部在民衆中尚未立足，本地的民衆領袖又没有實際鬥争的經驗，因而失去最有利的時機。國民黨的增援部隊21軍和憲兵團一上岸，就展開血腥鎮壓，翻臉不承認處理委員會，逮捕殺害代表的社會人士，白色恐怖彌漫整個台灣島，台灣人民的武裝起義被鎮壓下去。張執一當時考慮到這樣的特殊局勢，蔣介石國民黨的注意力集中在島内台麵人士上，外省人員風險小些，便派來台配合工作的同志，深入到工廠、郵局夜校、檢察院、貿易公司等開展秘密工作，還安排了秘密交通護送謝雪紅等人前往解放區。在計梅真、錢静芝領導的“台灣郵電總支部案”除了當事人外，還有在該系統的其他赴台幹部回到上海與張執一匯報此工運形勢。

　　“二二八”起義爆發，李偉光領導旅滬台灣同鄉會第一時間聲援島内民衆的抗争運動，組織代表團赴台瞭解情况，並印發《台灣大慘案報告書》。1947年8月中旬李偉光和掩護撤退到上海的“二·二八”起義領導人謝雪紅、楊克煌、王天强、李喬鬆、蔡子民以及地下黨員程浩（曾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張連（原名林緑竹，曾任中共福建省委顧問委員會常委）等人，營救參加學生運動遭到追捕的台籍學生鄭晶瑩、江濃等人；旅滬台灣同鄉會還參與將中原突圍出來的李先念部隊的一大批幹部妥善安全轉移到解放區，其中有王樹聲（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一縱隊司令員和政治委員）等人。《張執一文集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旅滬台灣同鄉會在中國人民解放戰争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張執一與王曦夫婦和與李偉光醫生交往深刻。從台灣返回上海的張執一去了旅護台灣同鄉會見了李偉光。瞭解到謝雪紅來到上海，説在路上被交通員甩掉了，只好自己到上海找組織，李偉光認爲肯定是謝雪紅不願意去解放區中途溜掉，問張執一該怎麽辦？張執一回復：“謝雪紅在上海也是有危險的，國民黨正在通緝她。不過她也需要想清楚，是選擇恢復黨籍還是要做民主人士。不能因爲和蔡孝干之間有矛盾，影響到自己的政治信仰。”墨涎：《隱蔽戰綫》，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256頁。張執一囑咐李偉光穩定她的情緒照顧她的生活，並安排將她轉移到了香港。

　　根據當時上海黨組織的意見，李偉光支持謝雪紅、楊克煌等在香港籌備創建台盟組織工作，聯繫台籍革命人士在上海成立了“台灣前進社”，重點研討台灣革命的策略以及成立台盟等問題，相關文章寄往香港，在《新台灣叢刊》上發表，面向台灣民衆進行宣傳。1947年11月12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1949年7月，台盟華東總支部在上海成立，李偉光當選爲第一任主任委員。1949年9月21日，作爲台盟第一届總部5位理事之一，李偉光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會議勝利閉幕後，李偉光與全體代表一起，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並於10月1日和首都30萬軍民共同參加了開國大典。

　　五、以史爲鑒對培養台灣骨幹的心得感想

　　總結從筆者認識到上海局和張執一對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具有重要影響意義，從意識到至付諸文稿今將近3個多月。從相關文獻材料上獲得的信息仍然相當有限，其中筆者比較關注的問題是張執一在上海局工作後曾4次赴台灣檢查、組織和布置工人運動的細節。但筆者挖掘到的信息只瞭解到1947、1948、1949年各去一次，以及去過台南與高雄，這些赴台過程其中仍然有許多不爲人知的故事。怎麽去的台灣，還去過哪些地方，見過哪些人及布置檢查了哪些工作等等。這些事情包括其自述和回憶録都未提及，從吴石長久的平反問題和這些“隱蔽”的故事，或許直到他離開人世，爲了保護更多的同志都必須保守這些秘密。

　　在張執一留下的詩中或許我們還能遐想，他指導台灣工作不只去過台南及高雄。或許台北、台中、基隆、阿裏山、澎湖以及許多地下交通綫、台灣沿海的漁港都有所可能，這些猜測只能等待未來有更多史料來驗证。但是可以看到的材料，顯示了上海、香港、台灣等曾經定位的路徑。張執一分别聯繫指導了李偉光、台灣省工委、蔡孝干、謝雪紅與吴石等人，涉及了全面的關於台灣的共産黨和共産黨人，從策反工作到隱蔽戰綫、台灣的地下黨，以及重要的各條情報網路等等。這一巨大又細緻的網絡關係交集於張執一一身。

　　從中國共産黨解放上海的工作借鑒，不是只有正面的軍事力量的解放，而是通過上海局做了非常大量的敵後工作和地下情報工作，以及策反工作，乃至於在武力解放的推進過程中争取敵對勢力在潰敗的過程中起義。這些隱蔽戰綫的工作巨細靡遺，在龍潭虎穴的工作如同踩着鋼絲跳舞。從許多寶貴的工作經驗來看，在敵後組織與聯繫愛國人士，組織社會上的各種力量，工人、大學教授、工商人士、台胞，并且培養社會關係網絡，乃至於更深層次的瓦解敵對軍事力量的工作。

　　街頭鬥争與選舉路綫的結合。當年上海局既發動社會上反國民黨的抗争，也支持何遂參與立法委員的選舉，在當下培養台灣骨幹，也需要考慮有所分工有所理解，跳脱統派自身狹隘的工作概念，每一條工作路綫都值得尊重，都可以發揮更好的工作效益，談團結的層次是團結在黨領導的工作需求上，而不只是團結在某人某組織爲中心的事務上，如此才能化解分歧矛盾。統派之間相互合作聯繫，不是相互争取發展對象，不同分工有不同分工可以發展的優勢，也需要認真考慮將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位置。

　　在組織活動和工作的過程中也能發現現在許多人員群體生活適應力不足。有理想與滿腔熱血但是只能是獨行俠式的情况，不具備集體主義的概念，這樣的事情也在當前的許多工作中經常出現。也需要領導者克服或者細心的排除一批在實踐工作中不能勝任配合大局的人員。培養骨幹除了難得的人才，總體素質也要考慮到分工與集體短板效應，理論培養、理論宣傳、組織工作、面對社會組織群衆以及隱蔽戰綫的工作都需要分工和投入心血去鑽研，最重要的還是要强化領導作用有組織地開展工作。

　　張執一在上海局對上海解放的經驗用來借鑒解决台灣問題，及在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時選派骨幹到台灣的工作經驗，通過張執一支持的李偉光領導的旅滬台灣同鄉會，以及上海局聯繫指導台灣有關工作；但從種種迹象表明，組織在大陸的台胞參與支持台灣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工作途徑是毋庸置疑的。同樣，現在我們解决台灣問題也需要鼓勵在大陸的愛國台胞和大陸的涉台組織進一步培養合作共事的能力，支持圍遶解决台灣問題的各項工作。

　　六、借鑒這段歷史經驗給予當下解决台灣問題的啓發

　　(1)解决台灣問題是一盤棋從戰略上的頂層設計，到戰術上的群衆工作，這些都需要認真對待分工明確，全面考慮大局和長期耕耘基層，由下而上的政策需匹配由下而上的協作力量。

　　(2)儲備台灣骨幹的增量需要更大的力度，分工需要更加明確，從地方到中央要有機制化的增量方案，細緻地編織和設定各樣的工作，更加嚴格的管理工作進程。

　　(3)廣闊的聯繫範圍與復雜的組織關係需要定期梳理，處理好不同成分和立場的關係，不同思想程度的台灣同胞需要協調，不同黨派立場也需要協調、不同社會階層的關係也需要協調。

　　(4)從最難的最壞的方向去認識問題和工作，設定培養人才骨幹爲目標，從傳統的工農社會議題性街頭鬥争到新興的互聯網空間領域的鬥争，再到涉及各行各業的重要情報還有軍事工作。

　　(5)入島工作需要以戰養戰，發展群爲主要目標，歷史經驗中發動群衆的工作並非以選舉爲目的，現代新興職業科技産業、服務業、互聯網相關行業的經營端都可作爲發展影響力的平台。

　　(6)既然藍緑都在當前的對立面，那麽隨之調整的就是合作的關係，利益鏈要服務於有利於解决台灣問題的工作，争取不來自己創造，打造紅色經濟鏈能争取到更加靈活的社會活動空間。

　　(7)觀念意識的統一，需要重新認真塑造台胞的國家認同的價值觀，包括工具學習，如：漢語拼音與簡體字的掌握與書寫，漢語拼音輸入法的掌握，普法教育等夯實生活和政治基礎。

　　(8)解决台灣問題需要耐心和信心。要做好細緻的工作，要建構一大批的熱心人和熟人圈。幫助台胞正確理解的四個自信，兩個維護。使得許多台胞參與到全社會推動黨史理論學習氛圍。

　　(9)盡快提高愛國台胞整體素質，加强犧牲奉獻的精神，使其發揮正能量公益性的社會作用。進一步加强培養鍛煉來形成機制，還要强化分工、考核、管理以及形成良性競争的機制。

　　(10)不能因爲没有抓手和資源就將所有能調度的人員都推上，涉台工作要形成有核心目標，老一代新一代愛國台胞更加細緻化管理，資源的匹配人才的管理，把握好垂直與横向的分寸。

　　筆者認爲愛國台胞要彼此抱持的觀念是相互尊重與互相支持，也一定要加强島内、海外、大陸愛國台灣同胞的交流和形成背靠背的組織機制，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愛國的台灣青年，需要有一個更好的平台來聯動“反獨促統”的工作。

　　該出頭發揮社會影響的盡力出頭，該隱蔽的踏實隱蔽，兩者混爲一塊的結果，不利於工作的推進，上海局在解放前的工作經驗與台灣省工委有前車之鑒。真正助益到解决台灣問題的工作方式也絶不僅僅是台面上選舉、宣傳、街頭鬥争，隱蔽戰綫各種手段在配合解决台灣問題上也必須投入心血，形成組合拳，在需要時候能給予台灣的“割據政權”致命一擊。

　　通過有限的材料包括自述、文集、同事與後人的文章梳理這些上海局和張執一與解决台灣問題有關的革命經驗，這些信息的分量足以打開一扇新的窗，認真回憶思考中國共産黨在解决台灣問題的具體經驗，以及未來中國共産黨台灣黨史能够切入的一個視角。以史爲鑒能够更清楚我們當下愛國青年台胞該怎麽面對解决台灣問題，吸取前人的工作的實踐經驗，我們這一代人要解决台灣問題也必須要面對有犧牲有付出的勇氣，讀史明志希望有更多台灣青年能一同走上這條理想與信念豐滿精彩的道路。


　　作者係華僑大學台籍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