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台灣開啓了政治民主化進程，民粹主義現象伴隨着政治轉型出現，民粹主義與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緊密交織，見证了台灣的民主轉型與鞏固，並對台灣政治發展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莊吟茜：“台灣民粹主義的演化路徑及政治影響分析”，《現代台灣研究》2014年第1期。從李登輝的“民粹威權”到陳水扁的“民粹式民主”，郭中軍：“台灣地區民主轉型中的民粹主義：1987-2008”，《台海研究》2014第3期。以李登輝、陳水扁爲首的政治人物成爲台灣民粹主義的主要推動者，他們試圖以民意來挾持其他政治力量，利用省籍問題，煽動選民情緒，造成了台灣社會的泛政治化和嚴重對抗，形成了台灣的“政治亂象”。郭中軍：“台灣民主轉型中的民粹主義”，《復旦大學博士電子期刊》2007年第2期。

　　2004年之後，隨着台灣社會對於其民粹主義的反思和批評增多，台灣民粹主義的熱潮在整體上有所式微，但這一趨勢並不是不變的，而是存在一定波折的，從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2015年“反課綱運動”到2016年“大選”和2020年“大選”，民進黨不斷操弄“民粹選舉”，充分證明瞭台灣民粹主義旺盛的生命力，同時也表明民粹主義潜藏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土壤中，一旦遇到適當條件便會由此發酵。那麽究竟何謂台灣民粹主義？其形成的原因是什麽，所産生的影響有哪些？本文擬對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這一政治現象進行簡要探析。

　　一、台灣民粹主義的界定

　　（一）民粹主義的内涵與分類

　　民粹主義（populism）亦稱平民主義，是一個復雜的、並未有統一界定的概念，歷史上曾有多種表現樣式。俞可平從三個方面概括了民粹主義，“作爲社會思潮，民粹主義核心的取向是在政治生活中强調人民的價值和反精英主義。作爲政治運動，其强調依靠平民大衆對社會進行激進變革，並把群衆當作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作爲政治策略，指動員平民大衆參與政治進程的方式。”俞可平：“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戰略與管理》1997第1期。簡單地説，民粹主義就是極端的平民化。

　　關於民粹主義的來源，其具有“實踐與理論來源的多樣性”。民粹主義基本來源於兩個實例：19世紀的俄國民粹派與美國人民黨主義。郭中軍：“民主語境下的台灣民粹主義現象”，《探索與争鳴》2016年第4期。關於民粹主義的内涵，還可以通過其不同類型的劃分加以把握與理解。英國學者瑪格麗特·卡農範（MargaretCanovan）首先把民粹主義劃分爲農民民粹主義和政治民粹主義兩大類。馬奔：“民粹主義：對台灣近年政治現象的解讀”，《社科縱横》2006年第9期。當然民粹主義類型的劃分並非單一絶對，彼此間有相互重叠的部分。民粹主義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出現。通過對民粹主義類型的劃分，也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台灣民粹主義。

　　本文分析的民粹主義主要是政治動員手段和政治鬥争策略意義上的民粹主義，即政治人物冠以“人民”的名義，繞開現行體制，直接訴諸民衆，通過煽動性的語言來動員民衆，挑戰某種體制或某種價值，這種政治動員手段具有煽動性、情緒性、非理性，甚至有蠱惑性、欺騙性、破壞性等特點。顧旭光,田豐：“‘太陽花學運’以來港台的民粹青年運動:特點與對策”，《中國青年研究》2016年第6期。

　　（二）台灣民粹主義的界定與類型

　　台灣民主政治中的民粹主義，其實質、核心與表現形式都與民主緊密相關。台灣民粹主義體現了一種另類的民主話語。因此，需要將台灣民粹主義放在整個民主化進程中來理解。對台灣民粹主義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幾個：（1）對民主的認知帶有極端民主或激進民主的特徵，認爲民主就是人民直接行使主權，一切政治權力、政治决策、公共政策必須經過人民的直接同意與認可才具有正當性。（2）使用“人民”的修辭與話語進行具有煽動性的政治動員，這種動員更多體現爲一種魅力型權威。（3）以民意自居，輕視法律、制度與程序，甚至以所謂的“民意”對抗法治，傾向於繞開現行體制或憲政框架直接訴諸民衆。（4）不信任代議制民主，反對既定權力結構及其價值觀。郭中軍：“民主語境下的台灣民粹主義現象”，《探索與争鳴》2016年第4期。

　　根據學者們的論述以及卡農範的分類，由此可以看出，台灣的民粹主義屬於政治民粹主義。整體而言，台灣民粹主義主要表現爲政客（政黨或政治家）的民粹主義，這種民粹主義實質上是政黨、政治家爲了獲取選票或壓制對手而采取的一種政治策略或政治動員手段。蘇美祥：“2008年以來台灣民粹主義的經濟學邏輯探析”，《台灣研究集刊》2018年第2期。在政黨民粹主義中，台灣民進黨是一個典型“以民粹起家”的政黨。長期以來，民進黨及其政治人物動輒以“族群議題”、“統獨議題”爲訴求，以煽動性的政治話語，如“愛台”、“賣台”等進行政治動員，在客觀上導致了台灣社會的撕裂。民進黨的民粹主義在陳水扁時期達到了頂峰。雖然2004年之後，隨着台灣社會對於其民粹主義的反思和批評增多，台灣民粹主義的熱潮在整體上有所式微，但這一趨勢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存在一定波折。從2014年“反服貿運動”、2015年“反課綱運動”到2016年台灣“大選”以及2020年台灣“大選”等，充分證明瞭台灣民粹主義仍具有强勁的生命力。

　　二、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民粹主義的發展及其表現

　　台灣民粹主義的發展可劃分爲四個階段：一是民粹主義的産生與發展階段（1993-2000），即李登輝時代的民粹威權；二是民粹主義的壯大階段（2000-2004），即陳水扁時代的民粹式民主；三是民粹主義的式微階段（2005-2014），民粹主義有式微的迹象；四是民粹主義出現新變化階段（2014年至今），從“太陽花學運”、“反課綱運動”到2016台灣“大選”和2020台灣“大選”。

　　（一）李登輝的“民粹威權”

　　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000年是李登輝的“民粹威權”時期。1988年，李登輝成爲了接班人，然而他並没有穩固的權力基礎，作爲台灣“本省人”，在國民黨内部缺乏權力基礎，因此他需要把“人民”，即主要是把占總人口80%以上的“本省人”引進民主化的進程，以便繞開國民黨和體制的羈絆。在民主化進程當中，李登輝巧用人民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和現狀的不滿，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等口號取信於台灣民衆，并且通過總統直選的方式賦予他代表台灣人民的合法性。李登輝在體制内外通過民粹主義加强和擴充自己的權力，建立了一種“民粹威權”。李登輝的“民粹威權”是台灣在民主轉型初期出現的一種特殊政治形式，它隨着李登輝的下台而不斷式微。李登輝建立這種體制的最終考量是權力龢利益，“政治家都喜歡唱‘認同台灣，愛惜台灣，爲台灣努力奮鬥’的贊歌，但是台灣普通民衆發現，那些所謂的‘新台灣人’往往是些‘愛權力無上的人’、‘愛金錢無上的人’。”許介鱗：《李登輝與台灣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頁。

　　（二）陳水扁的“民粹式民主”

　　2000年是台灣民主轉型中一個分水嶺，台灣出現了第一次政黨輪替，標誌着台灣民主進入了民主鞏固期。自稱“台灣之子”的陳水扁，2000年3月選舉中獲勝，其主政時期將民粹主義發展到了極致，以“愛不愛台”區分敵我，不斷挑起省籍矛盾和族群衝突，從而達到奪取權力的目的；執政後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决定政策取舍和台灣的前途，並聲稱誰不支持“公投”誰就不是“台灣人”，以此煽動普通民衆非理性的民粹主義情緒。其任内的民粹主義具有以下特點：1.狹隘的民族主義，族群身份認同是陳水扁民粹主義的基礎；2.話語霸權與語言暴力，台灣2004年“大選”中，陳水扁大打“認同”牌，以“愛台”與“賣台”的二分法割裂族群；3.福佬沙文主義，民進黨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一種福佬人沙文主義，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建立起福佬人的統治秩序，“獨尊福佬人”，在民進黨看來，福佬人就是“台灣人”，閩南話就是“台語”。郭中軍：“台灣民主轉型中的民粹主義”，《復旦大學博士電子期刊》2007年第2期。

　　（三）民粹主義近年來的新變化

　　2004年以來，台灣社會對於其民粹主義的反思和批評趨於增多，台灣民粹主義的熱潮在整體上有所退却，但這並不意味着民粹主義的銷聲匿迹。台灣民衆早已厭惡政黨惡鬥，台灣民粹主義由此出現了一些新變化。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與2015年的“反課綱運動”等民粹主義運動，盡管被認爲是“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但却盡由政黨、政治家在其背後進行人爲操縱，這是一種隱性的政黨或政治家民粹主義。民進黨所操控的這些運動尤其是“太陽花學運”具有民粹主義運動的鮮明特徵。動輒以“人民”、“民意”、“民主”之名義，反對既有權力結構，甚至不惜對抗法治。2016年“大選”、2018年“九合一選舉”和2020年“大選”，民進黨不斷操弄“民粹選舉”。蔡英文上台後，台灣民粹主義呈現出民粹威權主義、民粹選舉主義龢民粹族群主義等多種變體，鐘厚濤：“蔡英文時期台灣民粹主義的主要特點及其影響——從政黨政治的視角”，《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呈現出明顯的“緑化”和“反中”特點。尹茂祥、鐘厚濤：“台灣地區民粹主義的政治演進及影響”，《台灣研究》2020第2期。近年來的民粹主義運動表明台灣民粹主義生命力的旺盛，同時也表明民粹主義潜藏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土壤中。

　　2020年新冠肺炎暴發後，善於煽動民粹的台灣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企圖“以疫謀獨”，煽動新一輪的“台獨”意識和“反中、仇中”情緒，大陸學者發文稱台灣出現令人非常震驚的“反中仇中遠中脱中”的“台獨民粹主義”惡浪。

　　三、台灣民粹主義現象産生的原因

　　爲了深入理解台灣民粹主義現象，需要對其産生原因予以分析。台灣民粹主義是民主制度的异化，争選舉政治加劇了民主政治的“民粹化”，泛政治化宣傳、媒體輿論與話語霸權爲台灣民粹主義推波助瀾。

　　（一）台灣民粹主義基於台灣的民主制度基礎。民粹主義源於民主本身。在台灣的政治實踐中，台灣民衆尤其是青年確立自身認同主要源於台灣民主制度。而從現實情况看，台灣兩黨的民主制度帶來的行政低效和相互内耗，使任何可能的改革和發展成了一場零和遊戲，最終導致民粹政治的反復低效。例如在國民黨試圖推動兩岸服貿協議期間，民進黨進行了大量的議事程序阻撓，最終國民黨不得不使用“30秒送院會存查”的手段試圖通過服貿協定。而這也落了“太陽花學運”中國民黨“黑箱服貿，親中賣台”的口實。在學運中青年以“我代表台灣人民”爲口號佔領立法院，青年在以台灣民主制度爲傲的同時又以民粹的態度踐踏民主和法律。基於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已經成爲台灣根深蒂固的組成部分。

　　（二）競争選舉政治加劇了民主政治的“民粹化”。不可置否，現代民主政治是以選舉爲基礎，但是，如果僅僅把民主簡化爲選舉，選舉簡化爲選票，選票簡化爲多數决，那麽奠基於憲政的民主政治就會被簡化爲投票的統計學，這種民主政治的簡約主義將會導致民主的异化，也將由此産生很大的弊端。在選舉政治下，民主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一門贏得選票的行爲藝術。爲了獲得選票，政黨、政治精英會千方百計地迎合與討好人民。正像市場經濟易於産生“拜金主義”，民主市場也易於形成“拜民主義”。郭中軍：“民主語境下的台灣民粹主義現象”，《探索與争鳴》2016年第4期。追求選票的最大化成爲政黨或政治精英在政治博弈與競争性選舉中制定何種方案、采取何種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在競争選舉壓力下，台灣的部分政黨、政治家訴諸民粹主義策略，通過民粹主義話語建構自身的合法性，從而取得民衆的支持。此外，民衆對族群身份的認同超過了對公民身份的認同，成爲民進黨在選舉中製造族群衝突的有利條件，爲民粹主義的産生提供了土壤，使民主政治更易於异化爲民粹主義。

　　（三）泛政治化宣傳、媒體輿論與話語霸權爲台灣民粹主義推波助瀾。媒體在台灣民粹主義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二元對立式”民粹主義議題論述。王聲平：“台灣民粹主義媒體建構分析”，《台灣研究》2015第4期。在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前發生的“周子瑜事件”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此事件在支持民進黨的媒體的宣傳之下，在島内引發情緒鏈式反應，據保守估計至少有近百萬青年因此事件的影響而投票給民進黨。此事件説明瞭兩岸民間缺乏正常交流溝通機制，同時網絡對交流並没有起到促進作用，可以發現網絡反而將民粹主義的泛政治化宣傳和神話式的、有選擇性的宣傳進一步强化放大了。

　　四、台灣民粹主義現象的影響

　　台灣民粹主義，見证了台灣的民主轉型龢民主鞏固，並對台灣政治發展産生了非常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在早期有利於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在民主化進程當中台灣也形成了自己的經驗和成就；另一方面的困擾和衝擊了台灣民主政治。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民主政治的系統的有效運轉通常需要就某些個體和群體的某種程度的冷漠與逥避。過去，每一個民主社會中，都有一些不積極參與政治的邊緣人口，不論其數目大小”。亨廷頓,克羅奇,綿貫讓治：《民主的危機》，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頁。就此而論，民粹式的過度政治參與不利於建立健康的民主制度。

　　首先，民粹式的過度政治參與不利於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民主政治中，民衆通過選舉進行政治參與，民主選舉是爲了選賢與能，離不開選民冷静、理智、客觀地思考。然而，台灣的民粹式過度參與造成了“選舉癲狂”。競選者爲獲得選票取悦於民衆，導致其强調感官刺激，忽視冷静觀察。受這種“選舉癲狂”影響，不管是競選者還是選民都不容易做出理性的决定。民粹主義的極端民主的思想將民衆或民意視爲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同時易導致對現存法治等制度的破壞。

　　其次，民粹式過度政治參與會造成社會財富的浪費。民主必須通過選舉，而選舉必須經費。西方政治學家將金錢比喻爲“政治的母乳”和“選舉的血液”。黄嘉樹、程瑞：《台灣選舉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頁。同西方地區一樣，台灣的競選費用增長迅猛。台灣普通民衆説“没錢莫要選”道出了選舉與金錢的關係。於是，“選賢與能”變成了“選錢與勢”。選舉也就成爲“富人的遊戲”。

　　再次，民粹主義的泛濫嚴重激化族群的矛盾與對立。民粹主義極端平民化的傾向，强求輿論一致，必然忽視少數人意志，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從而産生内部的對立。而民主制度對少數人的寬容和保護正是現代民主精神的重要内容。台灣的政黨認同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化傾向，伴隨着激烈的競争，地域主義的狹隘性在地方選舉之中發酵，激烈的選舉競争容易引發族群矛盾。伴隨着藍緑兩個陣營的統獨之争，省籍衝突無法順利地融合。這樣，在過度的民粹主義影響下，加大了台灣社會内部的對立情緒，同時也威脅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最後，台灣民粹主義的泛濫嚴重危及兩岸關係。建立穩定良好的台海兩岸關係是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島内，只問“統獨”、不問對錯的民粹現象泛濫，對兩岸關係危害巨大。民粹式的政治參與造成了兩岸關係的動盪，减少了兩岸間的互信，加劇了彼此之間關係的緊張。此外，在台灣地區，民粹式狂熱常常被“台獨”勢力所利用與操縱。台灣的“本土化”和“去中國化”作爲台獨的一體兩面，在李登輝和陳水扁等政治人物的煽動下，兩岸問題成爲炒作民粹主義的砝碼，他們詆毁大陸，“逢中必反”，製造對立的情緒，即使在平時，出於“台獨”的需要，也會有部分勢力藉助許多事件如：“太陽花學運”、周子瑜事件、肯尼亞事件等來挑起兩岸争端，使得雙方對彼此的“對立情緒”進一步增加。蔡英文執政期間，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推動“漸進性台獨”和“柔性台獨”，並進一步操弄民粹主義，使台灣社會出現“反中、仇中”民粹主義逆潮，嚴重傷害兩岸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進而影響兩岸關係的穩定與發展。


　　作者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專業2021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