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還有很多空白的地方。

　　印度家電價格比北京高一倍，但是中國貨難找。

　　我們要懂得如何更好地使用全球資源來發展自己。

　　關稅已經不是進口商品的最主要稅項。

　　——俞晓松


　　外貿出口對中國經濟多年來持續高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拉動作用。在世界經濟放緩、中國也十分重視培育內生性經濟能力的今天，如何保持中國對外貿易的活力，就成為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俞曉松會長。

　　維持與國民經濟增長相近的幅度

　　記者：中國外貿二十年來快速增長，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貢獻良多。由於中國外貿出口總額的基數日大，加上國際經濟形勢不佳，您估計未來一段時間會保持一個甚麼樣的增長速度？

　　俞曉松：不會像前二十年那麼高速增長。前二十年的外貿增長大約是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的一倍；就是國民經濟每年增長百分之八左右，而貿易每年增長大約百分之十五左右。前二十年國民經濟翻了兩番，就是四倍；而貿易總量增長了八倍，就是翻了三番。

　　這種增長速度，恐怕在今後二十年不大可能了，但是會與國民經濟維持在差不多的增長幅度上。

　　外貿出口受國際經濟影響的因素很多。比如日本，經濟低迷已經超過十年，美國現在情況也不好，還有海灣戰爭、SARS疫癥等不確定事件，這些都會對中國的出口產生一些不利影響。

　　我的看法是，從中國現在經濟推動的狀況和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發展的現狀來看，我認為近兩、三年，中國的出口不會下降；至多，是增長的速度低一點。

　　還有很多未開發的市場

　　中國佔非洲國際貿易總量的比例很小

　　記者：增幅下降的話，是不是意味著很難再擴大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

　　俞曉松：擴大份額還是有可能的。我到蒙古共和國去過，蒙古的商會會長告訴我，中國已經超過俄羅斯而成為蒙古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但是在蒙古首都的街上的商店、我住的賓館的商店看，沒有一份中國商品的廣告。那麼中國商品到哪裡去了呢？當然，其中一部分是因為他們購買的是中國的機械設備，我們進口蒙古的奶製品、肉類以及一些礦產，這些一般看不到。但是我在街上看到的洗滌劑、化妝品、家用電器，基本上是韓國的，也有一些日本的。這類商品，中國在質量價格上都有競爭力，對中國廠家來說無疑是可以進入的市場。

　　就是說，中國在國際市場上還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或者接近空白。因此，即使在國際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的對外貿易還有相當的發展餘地。

　　這些年中國政府提出外貿出口要多元化，也有開拓新市場的涵義。現在中國對美日歐盟這些基本屬於發達國家的市場的貿易，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這種高度集中，應該說不一定好。那麼剩下的地區，應該說貿易市場還有很多份額。現在與美國這麼大的貿易量，還因為貿易逆差的問題「吵架」；但是就中國與非洲貿易佔整個非洲國際貿易的總量來講，祇有百分之二左右。那麼，其餘的百分之九十幾都是誰做了呢？就是再多做一倍，也祗是百分之四，也不是想要壟斷非洲市場，也不會遇到甚麼麻煩。總之，國際市場很大，對中國企業來說，不少地域還近乎空白。

　　去年我到印度，發現其家用電器的市場價格比北京高一倍以上，但是卻沒有發現中國貨。印度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又是十億人口的大國，有人就有市場嘛。

　　重視幫助中國企業向外發展

　　要懂得使用全球資源發展自己

　　記者：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當中國國內市場還比較小、出口對中國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的時候，貿促會在增加外貿出口、吸引外資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麼，當中國逐漸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未開發市場、已成為世貿組織正式成員的時候，貿促會的角色和功能有沒有甚麼轉變？

　　俞曉松：中國和國際市場的經濟貿易關係是有了很大的變化，貿促會的作用當然相應地也有所變化。

　　比如我們以前就很少提到幫助中國的企業到外國發展，而現在很多企業希望我們提供這個方面的信息。比如其他國家有關商業方面的法律、社會環境等等，希望多向企業介紹。我們現在組織出訪團組，有相當一部分是到發展中國家去的，去考察、瞭解那裡的市場。

　　以前我們基本上是祇講擴大出口，雖然現在我們還努力擴大出口，但是現在到外國也開始尋找有甚麼可以適合中國市場的商品。中國本身其實也是資源比較短缺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裡，我們也要懂得如何更好地使用全球的資源來發展自己。

　　記者：在發展中國家，是不是中國主要尋找原材料這方面的資源呢？

　　俞曉松：原材料祗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祇是購買其原材料，其中也有發展合作的問題。如果祇是將原材料等初級產品進口了，時間長了之後也會有矛盾。這與三、五十年前中國主要出口原材料一樣，附加值很低。我們鼓勵中國企業到發展中國家去投資、合作生產、辦企業。

　　另外，貿促會現在提供的法律服務，比以前更多。以前有仲裁委員會、專利保護等，隨著中國進入世貿組織，更多的企業都會直接進入國際市場。以前外貿是實行管制的，祇有少部分企業可以從事國際貿易，以後這類企業會有很快的增加。但是他願意到國際市場上去是一囬事，而能不能適應國際市場，則又是一囬事；這個方面，還是需要獲得支援的。

　　外貿增長的拉動效應會相對下降

　　記者：長期以來，外貿是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因素，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增加，外貿拉動的效應會否相對下降？

　　俞曉松：相對的百分點，我看是會下降。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還是要靠國內市場。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加上本身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還處於工業化進程之中，本身的工農業結構調整、農民進城，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刺激作用。比如每十年大概有不少於一億的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城市就要有房子住，就要有城市生活的基本必需條件。或者是現存城市擴大了，或者有些新的城市會出現，這本身就會對經濟產生拉動作用。

　　在上個世紀的後二十年，國民經濟翻兩番，外貿翻了接近三番，七點五倍；如果說到二○○一年的話，應該說也是八倍。像這種狀況，今後二十年不大可能。當然，還是會持續增長，但是增長的幅度沒有那麼快了。

　　政策調整有利刺激農村經濟和消費力

　　記者：中國經濟這些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外延性的刺激，比如增加國債投資、通過外貿拉動經濟增長等，那麼中國應該如何增加內生性的經濟活力？

　　俞曉松：現在內需不旺，對中國的國民經濟增長是很大的負面影響。國債也不能總是發下去，當初作出這個決策也是與遇到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環境不好有關的，是為了刺激內需才這樣做的。雖然是國債，可畢竟是欠了債；現在花錢，以後總是要還的，對財政畢竟是負擔。

　　現在進行相關政策調整也是為了拉動內需。比如對於農民工進城的問題，政策上已經做了相當大的調整。這些，我想會增加內需。因為以前對農民工，是控制、限制的。他們本來掙的錢就不多，還要扣一點。在政策上放寬了，這個群體收入增加了，其消費力會上升，產生更多一些的消費。實際上這個群體中的一些人又囬到自己的家鄉，發展了各種各樣的經濟，帶動了經濟的發展。

　　另外，對於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來說，如果改變了這個觀念，馬上對經濟統計數字就要進行調整。

　　就我個人而言，不大贊成一個地方說：「我們要率先進入、或者實現現代化」。因為這很難說，比如北京的王府井那一片是不是早就實現現代化了呢？東方廣場那一片，夠水平了吧？

　　現代化是一個綜合的概念。還包括農業、文化教育以及科技、國防。現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城市，所講的這些城市的人均GDP 都是不準確的。像北京差不多有三百萬外地人在這裏務工，這三百萬人是創造了他們的GDP 的，但是他們沒有被計算到分母之中。大城市是經濟中心，要起幅射帶動作用，不應當也不可能祇在自己的地域內發展。

　　現在大約還有八億農村人口，如果這些人口不實現城市化，文化水平、生活質量不提高，消費能力就會比較低。在自然經濟狀態下，祇是吃飽肚子、有一套衣服似乎就夠了，就難以刺激消費需求。

　　換一個角度看，這都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還很大，現在，畢竟高樓林立、西裝革履還祇是一少部分人的生活。

　　要想辦法刺激「消費拉動」

　　記者：內需不旺的最主要原因是甚麼？比如農民消費力弱、城市化程度不夠高？

　　俞曉松：除了農民問題之外，城市裡面由於經濟、社會體制的改革，有些城鎮居民對於生活預期，增加了一些新的不確定因素，諸如住房、醫療、教育等等。以前都是公費醫療，不用考慮存錢看病的問題。現在要考慮自己萬一生了一個大的病，要付出一筆較大的醫療費，怎麼辦？現在這些問題都要考慮。

　　都要考慮是一個進步，大家都不考慮，這個社會也難以發展。但是既然要考慮，其收入又不是那麼多，就必須存一部分錢。所以，這兩年的居民存款，每年都是向上漲，但是物價指數基本上是持平的。因此，如何刺激消費，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朱鎔基總理在卸任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投資拉動」和「消費拉動」，當前更重要的是要想辦法刺激「消費拉動」。

　　關稅已經不是進口商品的主要稅項

　　記者：以往中國是不是一直對出口貿易進行補貼？而加入WTO 之後，外國可以進行的監管越來越嚴，或者說限制越來越明確；那麼，當補貼或者出口退稅減弱之後，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是不是會下降？

　　俞曉松：我想不會有甚麼影響。

　　現在對於外貿出口，作為國家政策來講，沒有補貼，所有的商品都沒有補貼。有些地區對於本地的商品，如果是出口了，在當地的財政政策上，給予一些優惠，祇能說是給些獎勵，相信是微乎其微的。

　　至於退稅，是各國各地區普遍使用的方法，也是世貿組織所允許的。前幾年所講的「增加了退稅率」，實際上是因為其前並沒有實行完全退稅。

　　外國商品進入中國，我們所講的關稅降低，海關所徵收的關稅是一小部分，而代徵的增值稅，是一大部分。就是零關稅的商品，也要徵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稅。現在關稅的總水平已經降到了百分之十二，高關稅的往往進口很少，大量進口的商品的關稅，大都是百分之幾。

　　香港需要一代人纔有望實現經濟轉型

　　記者：您也經常到香港去，香港這幾年的經濟一直是向下滑，有企業家認為主要是成本過高所致，您是如何看香港經濟的主要癥結的？

　　俞曉松：香港本身的地域有限，房地產的價格不斷上漲，港人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這本是好事；但在香港不論經營任何一種商業，其成本相對都在升高，這對於香港經濟確實又有一些不利影響。

　　這裏有一個經濟轉型的問題。當然，香港經濟還是能夠再發展的；但是這個再發展，就一般地說，在那裡生活、就業的人，其中多一半都應該是白領階層的人。問題是，並不是產業一轉變，原來的藍領階層，穿上一件西裝就變成了白領，其中最主要的在於智力開發和教育。這恐怕要一代人纔能實現真正意義的轉換。

　　特區政府提出發展高科技，確實高科技是能夠帶動本地經濟發展的，但是香港本地並沒有足夠的高科技人才。即使與內地結合，也基本上是發生在白領階層的事情。現在香港一些市民表示不滿，是不少人轉變不了，失業增加。

　　看一看歐美發達國家走過的路，也都經歷過這個進程；會有社會的不安，但這是社會向前發展的進程。

　　香港與內地的成本

　　差距不會很快拉平

　　記者；如果強化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整合，是不是可能比較快地降低成本呢？

　　俞曉松：實際上，香港製造業的百分之九十幾都轉移到了珠江三角洲，大大降低了成本，使得香港的製造業獲得了大發展。原來在香港可能祇有五百人的工廠，到了珠江三角洲成本降低了，競爭力增強了，工廠一下子可能變成了一千人，甚至幾千人。作為企業本身是大大發展了，但是其原來在香港所用的那五百人不可能全部都搬到珠江三角洲，最多用十幾、二十個管理層的人員，剩下的那幾百人幹甚麼呢？這就是新問題。

　　記者：僅僅相隔一個深圳河，兩邊的生產資料的價格就相差幾倍。從長遠來看，您覺得這個差距應該縮小到甚麼程度，香港經濟纔有可能穩定下來？

　　俞曉松：這個差距恐怕不會很快縮小。

　　就如我剛才所講的，內地的現代化不可能祇是看深圳。深圳這個地方的各種經濟指標的水平，不能祇是向香港去靠，實際上是要與廣東其他地方靠；深圳與香港靠攏，深圳也吃不消，人們慢慢也就不去深圳了。

　　俞曉松小檔案：

　　浙江杭州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工業及民用建築系。歷任北京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中國國際商會會長、中國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主任、海峽兩岸經貿協調會會長、中國市場學會主席；連續當選第九屆、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原載《中國評論》2003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