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狀況，令人感覺到香港的金融業變成了另類殖民地。

　　內地企業是香港金融市場在未來的最大動力。

　　香港法官竟然判立法會的決定是錯誤的，可笑不可笑？

　　「四大惡人之一」現在已經基本沒有人說了。

　　　　　　　　　　　　　　　　　　　　　——詹培忠


　　金融乃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而證券市場又是香港金融市場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自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金融市場的總市值大幅下降，證券市場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嚴重。如何維持競爭力？如何維繫香港證券市場在國際上的地位，本刊記者日前專訪了在香港股票界有「金手指」之稱的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先生。

　　不願香港金融業變成另類殖民地

　　記者：香港金融市場自金融風暴以來縮水嚴重，證券市場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嚴峻，您怎麼評價目前香港的金融和證券市場？

　　詹培忠：香港如果自一九六九年成立遠東交易所算起，證券市場已經有了三十五年的歷史。以前由於是港英實行殖民地管制，金融勢力當然是以英國的佔有絕對優勢，但是大家希望九七之後會有一些改變。九七回歸之後不久，就發生了亞洲金融風暴，很多地方鬧得天翻地覆，比如印尼和泰國；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的金融體系，當然也受到了衝擊。

　　問題的癥結，是在過去三十五年內金融市場千變萬化。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會，加上香港的金融市場與房地產市場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變化就更快、更大。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開放的金融體系允許全世界的外資、外商自由地參與競爭。無可否認，外資和外商實力雄厚，全球的關係網龐大，他們的財技、設備、知識、智慧等等，都不是本地金融機構、財務公司、股票經紀所能夠平起平坐、公平競爭的，在競爭力方面無疑是力量懸殊的。

　　問題在於，特區政府目前的一些政策，令原來就具有財力人力優勢的外資，更加佔有優勢。特別是監管機構比如證監會推出的一些政策、法律，維護外商和大機構的利益，但是對本地的參與者、經紀，就不夠公平，使本地的財務公司、股票經紀、金融機構面對很大的壓力，大大減弱甚至失去競爭力。這種狀況，令人家感覺到香港的金融業變成了另類殖民地，且實際上主動權是全部控制在外資、外商手裡的。我作為業界代表，不願讓香港的金融業變成另類殖民地。

　　內地企業是香港金融市場未來的最大動力

　　記者：那麼怎樣給香港的金融業定位？內地企業近年成為香港上市的主力，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其對香港金融市場的長遠影響是甚麼？在結構上有無利弊？

　　詹培忠：這是我想接下來講的。香港金融業、證券業既然面臨挑戰，未來的定位在哪裡？這主要看特區政府的政策。

　　我想，這要看特區政府的政策能否適應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我們要瞭解到，內地經過很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很快，但是內地的證券市場發育不良，很多內地的企業希望到境外上市融資，這就是香港金融市場在未來的最大動力、最大的支持力量。

　　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香港特區政府需要很好地配合這種市場需求，支持本地華資的金融機構、經紀，發揮他們的力量。簡單來講，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監管機構，職責在於把握大的發展方向，而不是對一些具體的事情過分干預，不要過分插手；如果能夠這樣「積極不干預」，相信常常會有不同的投資、投機機會。

　　內地企業來港上市，迅速擴展了香港證券市場的規模，比如內地石油類股份，這是香港證券市場以前沒有的。還有內地的銀行，規模都比較大，將來也會在香港上市。我們評估，這對香港金融市場來說，既有好處，也有不利的東西。

　　比如說好處是，首先是給香港交易市場提供了多一些產品可以運作；第二是給香港銀行帶來了多一些外匯業務；第三是增加多了一些品種，可以介紹給世界性的投資者、金融機構，讓他們參與。這些好處，給香港金融業增添了動力。

　　但是也出現了一些不利的東西。比如一些內地來港上市的企業弄虛做假，做假賬，報假資產。還有內地企業有法人代表制度，即使大股東有問題，也無法接收其資產。在這種狀況下，有些意識不良的老闆在上市後可能將股票全部抵押，使香港市場真正的投資者對這些股票失去信心，從而大面積影響了香港大量三、四線上市公司的價值。因為投資者不知道哪一隻真、哪一隻假，乾脆都不要了。

　　當然，每一隻股票都有其特質，我們講任何話、做任何事也不能一竹槓打一船人。我想特別提醒小股民要注意的是，當你看到一間上市公司的大股東過分抵押自己的股票的時候，你就要十分小心了。

　　水至清則無魚

　　股票市場不炒就沒有了活力

　　記者：內地民營企業近年來在香港出現了一些問題，您認為如何對待？是應該寬容地對待發展中的失誤，還是應該強化香港監管的力度，寧缺勿濫？

　　詹培忠：香港金融市場作為一個開放的金融體系，經常會有不同的投資需求和投機機會，畢竟這裡經常要面對國際性、區域性的影響，有一些危機也是正常的。因為大家各施各法，出現一些違規的狀況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奸商奸商，這個世界總是會有一些不法商人的。

　　剛才說過，內地企業是香港金融市場、證券市場的動力。內地企業需要面對世界，而由於內地經濟的高速成長，對外資也有很好的吸引力，外資為此也會進到香港金融市場。我們必須認識到，股票如果不動的話，就成了一潭死水，也就會生蚊蟲。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政府必須第一要明白「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第二過分干預會使浮動停止；第三是如果太過形式化，人家也不敢介入；第四是大家都不動就會失去原動力；第五股票是不能不炒的，祇是不要過分。甚麼叫不過分，就是取得平衡。

　　其實關於內地民企來港上市出現一些違規行為，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我認為，既然想吸引內地企業上市，就要讓人家來，這也無可避免會出現一些不良行為。對於違規違法行為，當然要管，但是也要適度，否則市場吸引力就會下降。目前新加坡管得就不像香港這麼嚴。

　　而由於香港證券市場的監管力度大，使得上市的成本很高。比如一些小型上市公司，每年給聯交所、會計師樓、律師樓、公司職員、租金、雜費等等，最低限度要數百萬，三、五百萬是最少的，請問哪些公司能夠年年都賺幾百萬呢？他們能夠在市場籌得多少資金呢？對公司有甚麼好處呢？第二，他們還要維持股票的基本交易額，上市而沒有交易，股票就失去它的作用了；而維持交易額也是需要資金操作、需要費用的。第三，如果大股東的資金全部是借來的，就要付出一定的利息。這幾個方面加起來，每年需要支出接近一千萬港幣的基本費用，哪些小公司能夠這樣消耗呢？這種高成本，實際上已經影響了香港證券市場的擴容。

　　因此，我也想給那些有心來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建言，希望他們客觀評估自己的實力，不要為了成為上市公司而上市；因為上市不僅僅在上市的時候要千萬元的成本，維持正常運作也是需要花費大量資金的。要面對現實，不夠資格就不要上市。窮，公司不賺錢，不如人家光彩，這不是罪過。不是上市公司並不代表你沒有實力，要量力而為，過分擴張、不務實才會追悔莫及。如果造假，將來還會負上刑事責任。你看創維（電視），假如不上市，老闆哪裡會被拉走。

　　硬件已經落後於內地和臺灣 

　　香港證券界需要全面檢討

　　記者：您如何評價香港證券業目前在亞洲區的水平和影響力？似乎在硬件上香港已經比較落後，需要改進的地方主要在哪裡？

　　詹培忠：香港回歸之後，整天說自己是亞洲金融中心，今年上市籌措資金排名在紐約之後，是世界第二。其實，這是因為內地有些大公司在香港上市導致的結果。

　　實質上，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香港本地華資經紀已經被逐漸壓逼得毫無江湖地位，證監會在有意無意之中，將本地經紀形容為不可信任的。我們要理解，作為經紀，最重要的就是兩個字－－「信用」。如果沒有信用，怎麼能取得人家的相信呢？

　　客觀地說，目前香港證券業在硬件方面，與內地、臺灣相比，已經落後了很多，特區政府應該認真地對待這個潛在的危機。我認為，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除了像我這樣的業界代表參加外，還必須有政府的財經、庫務等局長級的官員參與，全面檢討香港證券業面臨的問題。比如要檢討一是證監會的工作，包括證券法律；二是交易所的地位；三是配套問題如結算公司；四是經紀的地位、代表性。等等

　　香港需要儘快對證券市場的問題包括硬件落後的問題全面檢討，假如到某一天大問題真的來了，再去應付就太遲了。

　　作為業界的代表，我有義務提出這些問題。但是我個人的力量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必須由香港相關各界攜手。

　　對則支持   錯則反對

　　記者：您是香港證券界有名的「金手指」，又以敢怒敢言而被譽為「潮州怒漢」，還一度被媒體稱為本屆立法會裡面的「四大惡人」之一。您在經受牢獄之災之後重返立法會，被視為香港政壇的一個奇蹟。那麼，您自己是如何定位您在本屆立法會的角色的？

　　詹培忠：（笑）現在已經基本沒有說我是「四大惡人」之一了。現在我在立法會的發言並不多，敢怒敢言是個性，我是很理性的。

　　就我對自己的定位來說，首先是涉及國家利益的，我肯定是理智地支持。為甚麼強調要「理智」支持？不是理智的就沒有意義嘛，做議員當然是要有理想和智慧的嘛。比如對於政改方案，我認為是責無旁貸地要讓市民瞭解。比如我說，一，香港並不是獨立的，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二，人大釋法代表最高權力機關的解釋，代表了最高的法律基礎；三，既然人大常委會已經否決了零七零八雙普選，再搞對抗是沒有意義的。我理解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但是我希望在民主發展之下，香港不應該變成反共、反中國的基地。

　　其次，我來自功能團體，業界的利益一定要努力爭取。我的信念是，不能讓香港金融界變成另類的殖民地。當然這不是我一個人做得了的。

　　第三，絕對支持特區政府「合法照顧市民利益」地執政。換句話說，政府做得對的我就支持，不對的就反對。不會為了反對而反對，也不會為了支持而支持。

　　第四，特區政府的部分官員，如果還是這麼一味地站在人民的頭上，高高在上，忽視民情，不照顧市民的切身利益，對不合理的，我會毫不客氣地批評、批判。

　　政府必須提高執政能力。前不久香港的法官竟然挑戰立法會的決定，比如竟然判立法會通過的公務員減薪的決定是錯誤的，你說可笑不可笑？立法會是香港的最高立法機關，所做的決定人大也是知道的，香港的地方法官竟然這樣裁判，這不是笑話是甚麼？

　　第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角度、立場、背景，我雖然是經過爭鬥選出來的，但是絕對願意與政府溝通，我最大的目的是為香港更好。

　　其實我現在做事情沒有甚麼壓力，這麼多人選我出來，是對我有所期望，我自然要為業界合理地爭取權益，爭取香港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業界的發展如果對金融業好，也就是為香港好。好多事情過去了就過去了，即使是我的競爭對手，大家都是可以繼續做朋友嘛。

　　第六，搞政治在香港是沒有甚麼前途的，因為規定了不能執政，而不執政就沒有力量，沒有力量就沒有權勢，沒有權勢就沒有利益，沒有利益就沒有票源，沒有票源就不能勝選。

　　還有必須注意的是，香港必須自我發展經濟，避免成為國家的包袱，目前這種赤字是很危險的。香港政府要讓市民在香港安居樂業，但是更加要避免讓香港成為一個追求社會福利和綜援的城市，從而給中國內地的其他城市作為壞榜樣。如果這樣，世界也會對香港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一是願意給國家做貢獻的，我認為自己比一般人要看得透；二是認為自己不必太拚命，雖然要給業界努力爭取權益，但是也不必強求；三是任何時候，如果覺得做得不開心，就會放棄。九一年到九八年我已經做過七年多立法會議員，又被判刑坐了八個月牢，該經歷過的我都經歷過了。

　　我現在在立法會發言並不多，就像武俠小說中的高手境界－－「手中無劍、心中有劍」，而我現在則是「口中無言，耳中有言」。

　　做人講義氣  自有「三字經」

　　記者：不少接觸過您的人，比如林海平先生、謝曉東先生都提到您在證券界以重義氣著稱，您是怎麼看待這種評價的？作為香港證券界的名人，您怎麼看待名利？

　　詹培忠：我對做人、做男人和做女人都各有三個字。

　　做男人要「負責任」，就是說男人一定要有承擔。你可以喜歡賭，但是家用開銷不能少；你可以工作忙沒有時間照顧兒女，但還是要好好盡父親的責任；在外邊亂來，一定要懂得囬家的路。

　　做女人要「明事理」。如果丈夫在外邊工作很忙很辛苦，對於很多事情要體諒。特別是香港很多女士在婚後都不再工作，就更要理解丈夫。

　　做人要「有義氣」，也就是要講信用、講誠信。現在很多人將「義氣當兒戲」，但是我不是；雖然講義氣的人越來越少，但是我堅持。講義氣可能會喫虧，但是也受益非淺。港英政府告我、特區政府關我，我在沒有政黨支持、政治支持的不利情況下，能夠擊敗兩個全國政協委員、兩個有政黨背景全力支持的候選人，以百分之五十二的高票當選，我的票數是二百七十五，超過另外四個人的總和也就是二百五十七張票，就是因為業界信任我，這也讓不希望我當選的人另眼相看。

　　我的朋友曾經勸我不要參選，認為坐過牢的人怎麼能夠選上？但是北京給我定性的就是愛國愛港，我知道自己可以選上。

　　我在香港的股票圈混了差不多三十五年，這個圈子是最現實的，也是起伏最大的圈子。我們面對的任何人都有，畢竟我們天天面對的都是錢，錢這個東西對人的誘惑力是最大的。一個人即使可以短暫地裝扮，但是面對大量的金錢，是很難長期裝扮下去的。我幾十年見過了很多人，我對人講義氣，但是也會看人，對很多事情也看得很清。

　　對於名利，我也看得開。我在香港也算薄有名氣，認識我的人也不少。錢嘛，有幾個人能夠像李嘉誠那麼有錢呢？就是像李嘉誠那麼有錢又怎麼樣呢？做人最重要的，是要看得開，放得下。

　　詹培忠小檔案：

　　一九四六年生，廣東潮州人，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證券界風雲人物。當年因操縱一隻股票使之狂升十六倍而成名（當時在香港股市這種行爲並不違法），被譽爲「金牌莊家」，亦有人稱其爲「金手指」，意為可以點石成金。曾經在一九九一年至九八年擔任立法局、立法會議員。因港英政府對他提出控告，令其在九八年開始服刑八個月。復出後他於二零零四年循金融服務界功能組別選舉再次進入立法會。性格直率，有「潮州怒漢」之稱，常出語驚人，屬立法會内「早餐派成員」。被戲稱為立法會内的「四大惡人」之一。有人贈條幅「寧做直折劍，莫做曲全鉤」。 

　　（原載《中國評論》2005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