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筆者在東京早稻田大學參加一個有關中華經濟的學術研討會，會上一位日本學者的數字比較，給筆者以深刻印象。他說日本當年連續高速增長了十八年，創造了當時的世界紀錄；亞洲四小龍連續高速增長了約二十二年，又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而中國大陸如果從一九七九年算起，到二○○一年已經連續高速增長了二十二年，且以當時的情況預測，中國再持續高速增長五年將不成問題，又打破了四小龍創造的世界紀錄。

　　如今，中國經濟又已經高速增長了五年，已經超過意大利、法國、英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或者說市場經濟國家，成爲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第三大貿易體，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成就之驕人、氣勢之宏大，可以說是震撼著當今世界。

　　在二○○○年末和二○○一年一月號，《中國評論》分別發表了時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的邱曉華和經濟學家陳淮的觀點，陳淮認爲「中國經濟呈現『世紀拐點』」，邱曉華則認爲「二○○○年中國經濟出現重要轉機，整體經濟再次進入百分之八以上的快速增長軌道運行。」

　　也正是從二○○○年末，筆者開始有計劃地對兩岸四地以及海外華人中的知名人士進行專訪。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綜合國力持續迅速提高，筆者也「悄然發現」，被採訪的中國大陸的經濟人物、政府官員、專家教授的視角和觸角持續擴大、延伸，底氣越來越壯，已經逐漸擺脫「徹底謙虛」的狀態，開始有信心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其中的某一領域「指點江山」；筆者多年期盼的中國大陸出現世界級的企業家、世界級的科學家、世界級的大公司、世界級的高技術、心存高遠而腳踏實地的政府官員，已經不再祇是憧憬、嚮往，而是越來越近、越來越多地閃現在我們的身邊。科學家袁隆平在水稻方面的成就勝造無數「七級浮屠」，企業家周厚健推出了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清電視晶片，經常在世界體壇爭金奪銀的「風火少帥」蔡振華每當聽到國歌在賽場奏響都會心情激蕩——等等，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將目光超越了中國，投到了世界。而筆者採訪的法國人貝齊爾早在二○○○年底就説：「中國恢復了十九世紀前半葉以前的信心」。

　　筆者父母一輩子供職的山東新汶礦業集團，計劃經濟時代祗是一個積極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産任務的大型國營煤碳企業，但是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企業領導的目光和作爲也是遠遠超越了以往——不僅企業本身追求多元化，通過技術和市場謀求發展，更是在佈局上南下北上、東進西擴，尋求資源儲備和市場佔有的觸手遠遠地伸到歐洲、美洲、大洋洲。董事長郎慶田在接受筆者訪問的時候，曾經講過兩個令筆者印象深刻的觀點。一個是樸實而有效地判斷中國經濟運行好壞的指標：「在目前的中國，甚麽時候煤碳供不應求了，經濟一定是快速增長；如果煤碳難賣而經濟增長數據還是很高，那其中一定有虛假」。另一個是筆者問他這些年積極展開全國佈局乃至到國外尋求資源的動因，他說：「誰佔有了資源，誰就擁有了未來」。

　　筆者這幾年採訪了幾十位香港政商名人，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態度和觀點變化可以作爲一種比較現實而合理的參照。香港曾經幾乎是中國大陸通向世界的唯一通道，香港人是最早到内地投資、最早認識内地之貧窮落後的「外來群體」，也應該是最多體驗内地進步、最深刻領略内地實力增長的群體。當年很多港人選擇離港移民、入籍英國、轉移資產，甚至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可以說都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得到充分保護、政治地位不受干涉。改革開放後，香港第二產業的内移直接造就了珠三角地區的繁榮，香港話風靡大江南北，港人對内地人的優勢心態維持了很長一段時期。而隨著内地經濟實力的不斷上升，特別是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内地出手幫助香港抵禦國際金融大鰐對聯繫匯率的衝擊、及時推出「内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促使香港經濟復蘇，港人的這種優勢心態正處在痛苦的調整之中。現在，你在香港的大百貨小商店很容易聼到香港人荒腔走板地講普通話，而如果你十年前曾經來過香港的話，你會對此感到驚嘆，那時香港人對說普通話的人頗有些「不屑一顧」——從内地人「亂學香港話」，到香港人「胡説普通話」，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想不到竟然有如此的魔力。

　　香港回歸之後，英國人刻意製造的政治紛擾，在香港經歷金融風暴、經濟泡沫破滅的幾年中，得到了充分的發酵，香港人對前途的悲觀一度降到了歷史的低點。所幸中國大陸顧及香港整體的利益，不與那些刻意利用經濟低迷而撈取政治利益的政治人物和團體斤斤計較，及時推出包括自由行、香港部分產品零關稅進入內地等措施在内的「内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支撐了港人信心的恢復和香港經濟的逐步復甦。應該說，再沒有比大陸的經濟高速增長，特別是大陸經濟強勁增長對香港經濟產生的支撐作用，更能夠讓素有「經濟動物」之稱的香港人，改變對國家的看法、強化國家的觀念了。與此相對應的是，筆者一九九四年剛剛來港採訪港人精英時，他們那種對內地的優越感，已經逐漸被理性的評價代替，謙遜的成份逐漸加強。當年的被訪者，經常會說內地落後、教育水平差、缺乏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有意識地或者下意識地要「指點内地迷津」；他們的優勢心態，很容易當著我這個「内地人」流露出來。但是這兩三年，被訪者已經很少發出這樣的詞語，反而是對照内地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香港人批評香港自己的話語多了起來，頻繁出現了要向內地某些方面學習的觀點。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區別就是，由於被採訪的政經精英這些年與内地往來日趨頻密，他們對内地的評價，比那些與内地實質往來不多、基本上通過傳媒來瞭解内地的普通香港市民，很明顯要高得多，評判的各種指標也更全面。

　　《中國評論》在兩岸關係方面的影響已經獲得了多方肯定，包括島内關心兩岸關係的政經精英的肯定。筆者從雜誌初興就有幸參與其中，也有幸採訪了一些臺灣政經名人。雖然由於臺獨勢力不斷挑釁大陸造成難以化解的僵局，但是島內很多精英還是會非常理性地對待兩岸關係，明白在一個崛起的大陸強權身邊，是不能不切實際地隨意狂想的，想和平實現臺獨是絕無可能的。中國大陸經濟的二十七年的持續高速發展，已經造就了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史的一個鉅大奇蹟，臺灣的精英比普通民眾更清楚地看到了這種經濟發展對一個大國的政治、軍事、外交實力的強力支撐，因此也就能夠更加理性地看待臺灣與大陸關係的未來趨向。而事實上，大批臺灣島內精英，面對中國大陸持續的發展進步和不斷增強的綜合實力，不管他的政治取向如何，不會真的寧願「視而不見」，也沒有多少精英會真的「誤判」，他們更多地是在「患得患失」。被訪者的擔憂，基本上都是出於對臺灣前途、民眾福祉的擔憂；被訪者的建言，無論是為了穩定、發展兩岸關係，還是希望大陸在某些方面進一步發展，還是針對某些棘手問題出謀劃策，從長遠來看，也都是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貢獻心力。

　　似乎澳門是波瀾最少的地方，或者是因為澳門民眾早就對回歸心存嚮往，澳門各界很快就感受到了回歸的好處——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房價飛漲、遊人如織。被訪者無不對澳門的現狀非常滿意，無不對澳門的明天充滿信心。如果我們從國家的整體利益這個視角出發，從「一國兩制」這個史無前例的實踐看，能夠保持澳門特區的繁榮穩定，本身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組成部分。

　　無疑，中國大陸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主力軍，雖然大陸也的確存在著很多現實的問題與矛盾，民衆與政府對自己還有著諸多的不滿與反省，但是一種奮發向上的整體社會態勢，是令人激動而欣慰的。這種整體態勢，也將維護、影響、帶動臺灣、香港、澳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蔣介石先生的孫子、臺灣政界名流蔣孝嚴先生的一句話頗能反映中國大陸的社會態勢：「中國大陸是整個都在學習的社會，連北京的最高領導層都經常請專家學者給他們講課」。也許，正是這種社會態勢，促使中國大陸在學習世界中逐步增強了自身體質，已經使自己成爲世界舞臺上舉足輕重的一員。也正是這種社會態勢，使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潮悄然但是勢不可擋地來到了我們的身邊。

　　六嵗的兒子有一天問我：「爸爸，中國很強大嗎？」我說：「祗能說比較強大，還不是最強大；但是比爸爸和你一樣大的時候，已經強大得太多了」。兒子聼了似乎有點遺憾，也許，他心中期盼的還是「最強大」。而這種期盼，還需要兩岸四地的中國人施以長久的努力。

　　　　　　　　　王平         

　　　　　　2006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