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中國詩壇女杰

　　餘識冼子於1944年在韶關仙人廟嶺南大學分校。萍水相逢，但已知她是著名詩人，著有《碧琅玕館詩集》。日寇投降後，餘在嶺南大學歷史係任教時，同處康樂園中，朝夕相處，交談甚多，始真相識。秦牧《關於嶺南女詩人冼玉清》文，提説:“説她是近百年嶺南杰出的女詩人、國學學者、廣東文獻專家，却是恰如其分的。我想來想去，想不出有哪一位婦女在這方面的造詣超過了她。”又讀到莫仲予文稱他“深深感到一個女子爲了枯燥無味的學習，艱苦鑽研，乃至終身不嫁，爲後一代培育人才，可以説是前無古人的。”(見《嶺南文史》1995年4期)，文題爲《文史芬芳述館賢》。的確一個女子一生爲學術，一生愛詩、寫詩。至有今天成爲聞名的詩人，是數百年來少見的。故我敢據以稱爲“中國詩壇女杰”了。意即這位女子與男性詩人，功力相等，是最難得的。顯示她是一位聰明和勤學有超出一般女子的勇氣與毅力，才能達到今天的境界。可稱一革命的女性詩人。

　　冼子的詩和人生觀的革命性表現在獨身爲學術、勤力和節約、救亡抗日、參政議政，四大方面。

　　(1)婦女革命的人生觀

　　詩歌是一種文化現象，必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或烙印。她生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必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獨身”即是革命婦女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表現。正如冼子的話説:“我年青的時候决定獻身學術，像我這樣的人，一結婚了，必定是個賢妻良母，這就很難專心治學了。左思右想之後，就决定終生不結婚了。這在我是作出了犧牲的。”她愛好於詩，故在嶺大文學院教育科畢業時，畢業論文題即爲《中國詩之藝術》(時爲1924年29歲)，已顯詩才。1925年被聘任國文係助教。1928年昇講師，開詩詞課矣，時34歲(1929)這是不容易之事。反映冼子勤學苦練的一點安慰。其新開講課的内容亦已爲詩人黄節所肯定，當謂“以此見子之學，而未見子之藝也。”

　　於是冼子北游即復見黄節於“蒹葭樓”，出示《碧琅玕館詩稿》。黄節即愛其“真切，因而批曰:“獨喜其‘真’。”

　　她又得燕京大學馬衡 (國學係主任)延聘開講《文學概論》，清華大學楊金甫教務長聘講《詩學》，名揚北國。但後爲鐘榮光校長，答應爲他進昇教授，批住房屋。才南歸。然時局有變，日寇入侵，冼子愛國之情，洋溢於表，在抗日戰争時期表露無餘。

　　(2) 勤學和節約是保证冼子學術上成就的基本方法。她不願依賴家庭就要自立，工資不多，要靠積蓄。但是她又樂於助人，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氣概。她資助了她的在附中教書時的學生冼星海赴法留學，這是一篇動人的故事。她經常照顧同事，例如對朱師轍教授的資助。爲此，朱氏曾填一首《長相思》謝她。下半闕雲:

　　“憶良儔，念清修，惠我鷄膏佐素饈。深情感涕流!”

　　她對不良社會的反抗説明是她革命思想藴藏於心坎中，不時觸發的表現。

　　(3)抗日救亡是她革命思想高潮時期，詩亦最工，1937年爲抗戰前方募捐衣服，發表《婦女對於募制寒衣之責任》演説。1938年又發表《民族女英雄冼夫人》，1941年在淪陷的香港時拒絶日人邀組“香港東亞文化協會”，潜回澳門。1942年自澳回國執教嶺南大學韶關仙人廟分校，1943年與書畫名家雅集河西茶座,“宣傳抗日，倡導書風”。幾乎每年都有一篇宣傳抗日救亡的文章，盡唤起民族之責。1949年出版《流離百咏》(廣州文光館出版)更是詩人深入戰地的實録。能目睹戰争的實情，與身受其害之困，發而爲詩，如泣如訴，作爲一個女詩人，是很難遇得上的采訪。莫仲予兄説過:“《流離百咏》一集，是冼氏中期的詩作，也是冼氏全部詩詞的精華。”八年抗戰把冼子帶進社會的實踐中，爲以後對黨認識提高，易於受黨領導，起了巨大的轉變，並走上參政、議政的政途上，更是可喜。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也算是一位先進的了。例如，勝利後，1946年任廣東文獻館委員，1947年南京國史館特約協修，1948年任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1951年即任廣州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開始爲人民政府服務。1954年當選爲廣東省政協委員時已59歲，正式參加參政、議政工作。表現得到廣東人民的信任。對國家的建設做出貢獻了！由於她的革命熱情和工作的成績的突出，1956年被委任爲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

　　(4)冼子晚年在政協工作的積極性表現爲不顧年紀，已是60歲以上的老人，積極去各地參觀學習，察視民情。奔走全國各地之間，計1956年到佛山、三水、汕頭、梅縣，1957年去合浦，1958年赴南海、番禺、新會、瓊東、通什、惠陽 (到潼湖、横瀝、平潭各地)，1960年到韶關專區(到曲江、馬壩、樟市、砰石、星子、連縣、陽山等地)，湛江、茂名、雷州半島等地，並到外省參觀學習(包括武漢、西安、三門峽、洛陽、鄭州等城市)。1961年到西北及四川參觀學習。1962年到西樵、簡村。1963年被委任爲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1965年以乳腺癌病逝，年70歲。據醫生雲，她身體各部分均正常，乳腺癌可能與她獨身不婚和不育子女有關。果又應她説:“這在我是作出了犧牲的一方面吧！”

　　解放後，能走遍大江南北，視察民情，對她是人生一大快事，使她對詩作大步前進。她到地方太多，遇事亦廣，又創“以詩紀史”之法，每到一地，輒題一首。幾十個字中，即能重點表達所見所聞與感受，又兼傳達感情。後聞好友陳寅恪教授更進一步，提出“以詩证史”，視爲史學研究的好方法之一。如題冼子送他的《流離百咏》時，即作題稱:“大作不獨文字優美，且爲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編建炎以來係年要録者。必有所資，可無疑也。”可見冼子詩作，不僅在文學上價值之大，而在史學亦大有功焉。

　　不少學者亦有作“冼子之學，爲詩所掩”之語。如視察所過，每有詩記，如1956年赴梅、潮時，所成之詩即有《出發潮、梅》、《增城途中》、《車過西湖》、 《初扺汕頭》、《潮汕風味》、《礐石中學》、《初扺梅縣》、《過人境廬》、《黨群問題》、《福利問題》、《學習問題》、《領導問題》等多首，反映她所感受的群衆意見。得領導的重視。

　　總冼子一生詩風，貫穿一條要求，改變世道，革命之心，由十五六歲“自梳”開始，對己嚴，對人助，悲日寇之侵凌，嘆家國之殘破，發爲《流離百咏》，以詩詞紀史，詩品提昇，以解放後努力工作，以詩助政、參政，造福人民，可稱爲“政協詩派”。餘因亦參加政協，舉國委員亦多能詩，“不是寫幾首山水詩即稱爲‘黄山詩派’、‘丹霞詩派’耳!”在學問上則開“以‘詩’記史”之先河，爲史家陳寅恪廣而深之，成爲“以詩证史”的理論。是則學者説“冼子之文，爲詩所掩，實又可稱爲“冼子之文，得詩而榮”矣。

　　2.冼子詩風以“真切”和“熱情”爲本。由學詩而寫詩，以詩唤起群衆、争取女權，參政議政，皆與詩結緣，故一生爲詩，非此不可。能站在人民立場，思想革命。如柳亞子贈冼玉清大家詩，其中即有詩句雲:“珍貴女權新史艷，書城藝海共論勛”，即推重其民主革命思想。爲詩真切之情，自少女而長成，熱情有加。此亦與嶺南地理環境之影響有關。蓋五嶺以南，山清水秀，生氣盎然，以地入熱帶，冬無霜雪，夏無炎熱，四季如春，花開四時，水田兩造，桑蠶八收，人無饑凍之虞，仕有聰慧之姿，不獨女士爲然，故革命思潮之澎湃，各種學派的叢生，冼子之詩風即在明媚風光環境在歌頌自然，成詩自美，“熱情”、“真切”即由此生。詩人亦愛其真切並及秀氣，陳三立 (寅恪之父)題稱:“淡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雅趣，足以推見素抱矣。”“真切”之情。一如其詞及畫。並能引起秦牧詩人久久不忘，《種竹歌》亦有“我自不花蜂不惹，拂雲篩月閒情寫。清凉世界忘熏灸，静翠幽香自瀟灑。”被認爲好句。冼子晚年煉句甚工，如應陳寅恪教授“仲夏純陽觀探梅詩”即可爲例。

　　冼此詩是用詩人之心意去探梅的。因而提出了“鐵干肯隨春氣暖”之句。餘深感詩人煉句之工，因梅樹是鐵干，可生於瘦土石隙之惡劣環境中，木質細密，故釘、錐難入，不似桃樹木質疏鬆，而花開耐風寒，能隨春氣而首報春來了，不似桃花喜生於肥沃土壤，花開於日暖風和之時，故稱爲“國花”可矣。作者接觸冼子，亦受她的“真切”和感情的感染。她顔容表現出温和慈祥，容顔舒展，好看而少皺紋，母愛情衷，像有一股温暖的清泉流入青年人的心坎!這是一位偉大的女詩人的形象至今不忘!故她詩風的美，也使她青春常駐的原因吧!

　　故予謂冼子詩風爲嶺南風格，其於中原詩學，乃由治學得來，實爲中原文化之陶冶而生，故可謂冼子之詩乃吸養於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之傳統而加以嶺南特色者也。

　　鄭孝胥則總批其《詩集》雲：“古體詩時有隽筆”，即愛其隽秀之氣。而陳三立先生又喜其真切自然，“不假裝飾，自饒雅趣”，總之，冼子之詩是集衆家之長，合則用之，以富自身作品。可謂取古今詩家之長，爲己所用，正如莫仲予兄所謂“冼氏詩則獨往獨來，不專唐專宋，隨意發揮個人胸臆。”即予所謂發自已聰慧之自性，以天地爲師，以秀麗河山爲材，寫秀麗明媚之景，記風流人物之姿，不作蠶絲自縛，東施傚顰，但取其精華，煉成新句，抒發真切之感情，以感染他人。故能成爲嶺南一大家，爲活躍於我國詩壇中之女杰焉。

　　一本國際水平的佛學著作——《廣東釋道著述考》

　　此書爲國際先進水平之作，兹舉例12點言之。

　　1.本書述釋家之作，最爲豐富。唐代七家、宋代四家、元代二家、明代五家、清代七十六家，民國七家。附釋家言三十九家。顯明集中於清及民國。此亦正本書的特色，亦爲真實價值所在，即嶺南釋家文獻之豐富遠比其他地區爲特出，亦爲最難收集的著作。明末、清初，志士逃禪，多爲飽學之士，加以義憤填胸，多寄望於宣傳事業，以導時人及後人。多爲外地學者所少見並難見之作。故此書之成，足補我國佛家著作空白。

　　2.校注精詳，每一家言，考證版本，如釋惠能《金剛經》釋義二卷時，首寫六祖簡介，即集《六祖大師緣起外紀》、《壇經》、《指月録》、《嶺外名勝記》、《五燈會元》、《舊唐書·方伎傳》、《傳燈録》、 《六祖緣起又記》、阮元《廣東通誌·釋老》等9種文獻爲據，既簡而精。總結禪宗的特點是“不須累世修行，不重大量布施，只要主觀上覺悟，便可以成佛”。

　　3.版本厘訂之慎。一字之差，多一字和少一字之别，亦加厘定。如《六祖壇經》二卷冼子作謹按雲:“惟阮《通誌》則著作録《六祖壇經》三條:既作唐惠能撰，復作唐釋惠昕撰及唐釋法海撰。查《壇經》是惠能説，法海録，可謂爲惠能撰，亦可謂爲法海撰。惠昕則將不分門品亦不分卷之法海本分爲二卷十一門，直是改編。阮《通誌》謂之撰，誤。宋《志》謂之爲注，亦誤。惠昕宋人，阮《通誌》謂爲唐人，且列在法海之前，尤誤。”。

　　4.冼子立言，對禪宗有深入研究的表現，變梵爲華，始於六祖，此冼子立言之嚴格選取，餘甚同意。立宗傳世，重宗輕法爲中國禪宗之祖者，六祖也。

　　5.冼子能突出南禪的地理分佈特徵，冼子在“謹按”文字中，屢屢指出，引用9種著作取其精要合成，即引《舊唐書·方伎傳》記六祖自言:“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又取《壇經》一段雲；“‘汝何方人’?(指六祖)對曰:‘是嶺南新州百姓。’祖言(指五祖):‘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即五祖知唐代嶺南地方宜爲禪宗傳道場地。即儒家文化封建勢力在群衆中未有强化力量，有利於禪宗“頓悟”思想的接受。與予在《新興國恩寺志序》中所雲：“祖 (指五祖)促南歸，囑‘逢懷則止，遇會即藏’。今懷集六祖岩花崗岩石蛋地貌叠成，即雲藏身之所。至四會而藏身獵户中，可見祖知嶺南爲六祖説法場地矣。

　　6.冼子重點詳述六祖爲禪宗創始人，實有她的卓見。唐武則天稱爲“頓教”已指出六祖“頓悟”爲禪宗的宗旨。輕“教”重“宗”(哲理)，與群衆接近，解决人生問題。故五祖一聽六祖偈言，即授衣鉢，並囑南逃，以擺脱北方“漸悟”的潜修思想，“頓悟”，指神經思維上的突然貫通，是“突變”的過程，雖立基於漸變。但累積至一定的時候，即可産生突變。這是合符唯物辯證觀點的。

　　7.冼子認爲禪宗至六祖而立，並影響日後儒學。亦爲冼子禪學理解的精闢之見。冼子説禪學其“哲學與南朝玄學相適應，重視義理和理解。”傳至六祖，他才提出“仁者心動”之書，即他的“見自本性”觀念與《金剛經》偈言，完全符合。

　　8.冼子校對之餘，每指斥學人之誤。如對《南宗定是非論》一書的考釋時，即直指出胡適的浮夸作風。冼子説，“有關南宗七祖神會之闡揚，錢謙益在其《杜工部集》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之芳)一百韵》注中，已詳言之。沈曾植《海日樓札叢》卷五《禪門師資承襲圖》更將此問題提出，而胡適自矜爲發千載之蒙，可謂誣妄之尤也。”這一改正，苟未得如冼子受嶺南學派學風之薰陶(即“田野調查、博覽群書、力求創新”之旨)，則胡適之夸言，未能爲人們指點出也。可反映冼子治學之勤，鑽研之深，才能發人所未知者。

　　9.冼子詳考明代德清著作實爲對我國佛學研究一大功績。憨山大師爲我國著作最豐富之名僧之一，冼子引金聲刻《憨大師華嚴綱要引》雲：“片字落紙，不脛而走四方。著述殷盛，自佛滅以來未數有也。”冼子輯考即達幾52種。

　　從冼子釋家著述考中，記憨山不只佛學爲主，且身體力行，即冼子考《曹溪中興録》二卷時，即録出十則；祝以豳序雲：“念曹溪末法之湮，而佛界之幾爲廛阓也。悉逐諸屠沽亡賴及所畜雛豚雁鶩之屬。戒僧徒永斷酒肉。”

　　憨山還親復建大殿。不想“六祖法道之衰，乃誓斥力救其傾頽。使曹溪經八年經營中興，1623年10月11日圓寂南華，稱中興禪僧，制肉身供奉。

　　餘少年即聞學者説六祖、憨山爲假肉身，即兵燹之灾，滅寺之灾，難以保存，真肉身壞後，重塑漆布假肉身以代替，使寶刹得存其譽。幸予有緣，於文革時，當船夫於武水，運屎於韶關市干校(芙蓉山)之間，常過南華，禮六祖肉身，却已被紅衛兵截穿大小洞於真身，於脅處大於人頭，於頭、背、小如拳，洞見真身内結構。曾刊《新興國恩寺志序言》提及。

　　六祖真身自頸至臀爲一長方鐵條 (厚1厘米，寬2厘米)彎曲支持着，保持背部略彎形態。脅骨全部完整保存，各長約7-10厘，由脛骨長計算，身高約 1.6米，頭骨仍存，與脊骨結合良好，未見竊取痕迹，骨質仍堅固，不似假造，從骨骼長度比例協調看來，當是肉身，但形象似老人，與各記相合。外殻漆布護身，未似改制。

　　憨山肉身放於其側(都在神桌之上)，似移下二肉身一起來擊破者。憨山頭骨大，脛骨粗，即比六祖身材高大。當爲外省人體質，與記爲安徽人相當。脅骨亦長於六祖，亦全部保存良好，脊骨亦較粗，頭脊相聯呈自然狀僧態，没有移改痕迹。高度按脛骨估計爲1.7米左右。亦爲老人體形。外殻爲漆布護身。

　　10.冼子對近代佛學著作收集之勤，使本書成爲近代佛學研究必備各之書。該書第六，即名爲“近代、民國、今人”。此節收集所及，範圍更廣，資料豐富，此不僅爲文博學者所應爲，亦爲發揚“嶺南文化”的必要途徑。她意猶不盡，更進而“附：釋家言”一章，凡30人。多爲學者之研究佛學者，亦爲研究佛學學者所必備之參考文獻也。如羅時憲居士乃餘好友，爲中山大學研究院之同窗，在坪石時之密友，餘學《金剛經》不懂之翻譯梵文音義，即請教他，其後又請教《因明》，亦蒙善導。贈予著作皆油印稿，惜因逃日寇而盡失，今復見於冼子一書，誠大喜事。

　　又如冼子收集岑學吕居士著作中，有談及虚雲諸書，至爲可喜，餘生也晚，但於1941年得在南華寺巧遇虚雲，他應李漢魂主南華，但修建殿宇。他看去滿頭白發，長至披肩，精神矍鑠，似達百歲高齡，但身高不過1.6米。見我們來訪 (與吴尚時教授)，才歸客堂，介紹情况，並各贈《壇經》一册始别。1943年，我們考察“西京驛道”，由臨武下坪石、過梅花、大橋，出雲門山風門坳，入南水，雲門寺在焉。再遇百歲虚雲，又贈予等佛學著作，帶看全寺勝迹，始别。今讀冼子所輯考之書，始知虚雲“以一生奉佛爲至榮，百年如一日”，他“西入康藏逾喜馬拉雅山，朝禮五印度，折而至南洋群島，其生平行迹，合晋法顯、唐玄奘，明徐霞客而爲一人。此亦中國地理學史上之所無。”(《虚雲和尚法匯》)。

　　又記他“憶壬辰歲春雲門事變時，雲重傷病重，目不見，耳不聞，奄奄一息。九死餘生，偃卧床褥。”“1951年辛卯夏曆二月十四發生‘事變’，突有百餘北漢圍困寺門，説有軍械藏金，遍搜不獲，迫令供出。師被毒打四次，脅骨斷，其餘僧有被打死者。”又雲:“1958年師一百一十九歲時，反右之風甚盛，有人欲誣師爲右派，後得北京解圍。師將重建光孝之黄金二十八斤，白銀三千元，交政府保存，以待將來之用。”這些都是很難得的資料。餘嘗謂歷代高僧多屬劫後餘生，六祖、憨山、虚雲，皆其例也!故對冼子之選書之精，存史之心，至足爲文博專家所學習，是知蕙蕊蘭心，競有如此崇高風格者，其冼子自謂乎。

　　11.冼子本書爲南禪研究必讀之書，將爲研究“嶺南文化”學者不可不讀。故本人稱本書爲我國近年出版精彩一書，故稱之爲國際水平。使國際佛學研究者不能不重視冼子此書之緣由也。冼子花數十年功夫，鑽進一專題中，眼看今世此種工作，少人做，做亦難，自己不努力而爲之，則嶺南文獻精華將失，餘知冼子之心久矣，晚清文學，有英人金文泰(Cecil clementi，1925-1930香港港督)認爲“粤謳”可與希伯來民歌相比。冼子亦對此用心，勤於收集，鑽研分析，以貢獻於今世文學人士，用心亦良苦，此亦一朵重要的“嶺南文化”鮮花，爲當時南國文壇生色的項目。願有名人作文以誦也。餘曾請中山大學歷史係程美寶博士，廣州市地方誌辦曾新碩士爲之，她倆皆我粤女中良材，當可承此重任焉，順記於此!

　　12.冼子此書的國際意義也是明顯的。南禪是中國禪文化的一組成部分，嶺南禪文化傳播到東北亞、東南亞地區，即連佛教盛行的印度，也有僧人前來學習。六祖弟子中即有梵僧崛多三藏，原新羅國王子無相。六祖伺者靈通，即爲波斯國人等等。我知暨南大學羅晃潮教授在《創建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僑日高僧隱元禪師》一文中（《嶺南文史》1993.4期），即記明臨濟宗隱元(1593-1673)即在62歲還應邀東渡日本弘法凡20年，重振日本佛教頽風，成立日本黄檗宗，盛時日本有寺千餘，信者200萬多，至今傳58代，今仍常到華謁祖。覃召文教授名作《嶺南禪文化》(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即指出，“新羅順支禪師，他於大中十二年(858)入唐參仰山，得法而歸，後成爲新羅國潙仰宗的始初傳人。”又雲:“元和十五年九月中國的無言通禪師就到了越南，開創了越南的禪宗後派。”等等都是例子了!

　　冼子之畫

　　冼子以“詩人、書畫家、文獻專家、文物鑒藏家”稱著（見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出版之《粤海翰墨》一書的作者介紹欄中）。但今天人們少談冼子善畫。其實冼子年青時，已曾請教廣州名畫家學習國畫，並以花鳥爲主。畫人多識之，如抗戰時期，我們在砰石中山大學，冼子在韶關仙人廟嶺南大學，即在報章上（《大光報》）曾見在韶關書畫家們有在韶關河西茶座雅集，共商提倡書畫，以宣傳抗日精神，在座中即有畫家麥漢永與冼子等參加，書法家有黄文寬等。麥漢永與麥漢生及其父麥公敏，即爲廣州河南畫派中的“麥氏三雄”之一。其小弟麥漢興亦爲後一輩畫家，從“廣州五公”之一李公壽庵學畫。可知同輩中畫人亦視冼子爲女畫家的。故冼子之畫早在青年時代已名聞於國畫界中。其宗伯即冼寶干（干）爲佛山名人，清光緒年間中進士者，亦爲書畫家，族譜學家，著有《佛山忠義鄉志》、《南海鶴園冼氏宗譜》、《番禺五鳳鄉林氏族譜》、《順德水藻沙邊何氏諸事略》等等。他在題冼子《九魚圖》中，即贊冼子爲“能文善繪”。原文雲：“玉清姪篤學能文，兼工繪事，今歲在辛酉，乃父翰廷中翰，七袠（璇注：古通秩）開一，玉清以《九如圖》上壽，餘覽而嘉焉。贊曰：“壽相九如，詩人善頌，寫入畫圖，彩生鬆棟，九入嚮用，魚藻樂胥，比類合誼，愛日長娱。伯氏寶干書於瑞芝書屋。”文中即盛其侄女玉清的畫學“兼工繪事”了。

　　冼子於《九如圖》中，亦寫明日月，稱“辛酉孟春撫奇峰畫爲家大人上壽玉清呈”等字樣，圖中九魚成群遊玩意境甚佳，用筆亦美，可贊也，可見冼子畫學深研，亦非一朝一夕可成者。

　　細考“春色”一幀，亦同刊於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刊物《粤海翰墨》中(第30頁，九如圖爲29頁），顯示其“撇蘭”工夫老到，春蘭花開盛况，襯以芝蘭二荃，主次分明，布局適中，賦色簡明，撇葉上挺下聯芝蘭成一條幅，可爲簡潔秀麗，款落左角，署名西樵女士，亦畫人之征也，餘甚樂之，暇時常觀玩良久焉。此本得承司芳小姐見贈，與鄧禹兄之賜冼子《更生記》及《流離百咏》二書，誠使餘晚年得其至樂也。順記於此，敬致謝意。

　　在《粤海翰墨》中，還有冼子“牡丹”（在31頁），有温肅等題詩，並引牡丹詩狀元黎美周題黄牡丹詩句，“獨立魁香國，明妝見舊家。潔心毫素托，豈復鬥鉛華。”温肅工詩善畫，爲南海知名人士。與冼子有同鄉之誼，可爲冼子花卉的代表作。北人多畫牡丹，以色濃葉茂，筆墨與賦色皆有富貴氣象，爲京城流行宫廷畫派的傳統風貌。但出自冼子，則誠如温肅所稱“潔心毫素托，豈復鬥鉛華。”此亦温肅與冼子有溝通之處。據家父雲，温肅爲光緒年進士，授編修，善書法。雖才高，不鳴於世，故有此嘆雲雲，著有 《龍山鄉志》等書。

　　冼子畫事，她相與交遊者不少，如當爲青年時代，她對詩詞，研究相適應，亦喜學畫的。予亦幼學詞而稍長漸轉入詩，亦與學畫有關。真正爲群衆偶像的文人，即以“詩、書、畫”三絶爲標準。起碼是以詩書並妙爲要求的。

　　冼子作畫，餘在《冼玉清文集》的附録《年表》中，據莊福伍先生所記冼子之畫已有下列兩幅，即：

　　1）1930年冼子35歲北游南歸後即作:《舊京春色圖》，並有名人多人爲題咏。

　　2）1939年冼子45歲時春日繪成《海天躑躅圖》自題雲:“民國廿七年七月廿一日，廣州淪陷，嶺南大學遷校香港，餘亦隨來講學。栖皇羈旅，自冬涉春，如畫青山，啼紅鵑血，忍泪構此，用筆癙(璇注:古宇通鼠(見尚書))憂，寧作尋常丹粉看耶！”

　　想畫技又有所進步，能記情於畫了。可見冼子畫名己早見戰前時代，與冼子有過交流畫家，見於時在嶺南大學還未畢業，即在1924年之前，正年青之歲也(時未過30歲)。李鳳公與家父時有過從，爲廣州國畫畫壇中“五公”之一，即五位高名老畫師也（其他人有趙浩公〔即趙浩〕、李壽公〔即李壽庵〕等)、鳳公以在花鳥畫著名。適合冼子姑娘所習。在《更生記》即有記“餘昔從李公學宋元畫”之句。餘見其三幅均爲花卉草蟲一類，即受鳳公之賜也。誠水平高之作，無怪其伯父亦稱之。

　　冼子能畫，則必爲作文時所重，今試舉言之。

　　在《文集》中，有《招子庸研究》一文，長達50頁達40000字，分9節，其中第六節即讀“子庸之畫”。説招子庸自幼即有“據幾繪粉蝶，捕蝶寫生”之記，勤力至“雖朱墨染衣不顧也”。他無師承，但長大後游於山水之間，對竹風晴雨露之態，胸有成竹，放筆成竹，迫肖如生!其情况與明代宫廷第一畫師林良有相同之習畫道路，即法自天然，聰明與勤習之結果。故冼子對招子庸之畫竹推祟備至，並録其自作“墨竹”詩雲:“畫竹應師竹，何須學古人。心眼手俱到，下筆自通神。”又記曾觀招氏一幀“石刻朱竹”，自題雲:“餘初學畫竹，取宋元諸家習之，皆寸寸節節以爲竹也。涉歷江湖有年，每遇竹深處，流連竟日，雨葉風梢，盡得其趣。”冼子評曰；“子庸畫竹，不求工而自工，蓋其初習宋、元畫，故境界如此，然在粤人中，確可獨樹一幟矣。”

　　又子庸以畫蟹知名，冼子亦予很高評價，稱其“平沙淺草，令人想見江湖風景。”“以善用墨，深淺渾化之處，如見水光。”並記其畫價是“紙高六尺，可换三干”的名貴。

　　冼子評畫之作，當以1933年38歲時發表於《嶺南學報》之《元趙鬆雪之書畫》爲早。蓋其時已從鳳公習宋元人畫，並以聲名雀起矣。後以事繁未見有記。至1949年54歲時，才見《嶺南學報》刊登冼子的《唐張萱石橋圖考》，足表見文物鑒定家筆下的評畫考證之功力矣。

　　冼子之書法

　　冼子爲現代書畫家之名，則其書法亦當有其一家之特色!夫古今學者，治國學多年，都要用筆墨書寫，數十年之鍛煉書法自佳，尤以清代以前，實行科舉，故仕子20歲以前多習寫“臺閣體”，爲應試之第一關。

　　今我國書法家小傳中，多屬有功名仕人非無因也。冼子亦是學塾出身，已能教中學國文，故書法亦有可述者，不過時下以冼子詩名爲著，書畫小道，少見介紹，但餘非詩人更非書畫家，但隨父兄教導亦略窺門徑，故本文介紹，即以小學生對老師書法的仰慕心情，試述一二，以表示餘對冼子書法之愛好矣。餘見冼子書法作品不多，大型碑記、刻石題詞，均甚少見。但其生活過程，私人贈送，則見一二，如在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出版之《粤海翰墨》一書中，則選刊冼子一幅行書條幅，爲贈“棻庭先生正之”的作品，内題文字如下:

　　“士生當世，澤及生民曰功，死而不朽曰名。世人談以爵禄科第爲功名，陋矣。棻庭先生正之。冼玉清”。

　　從文義上，此等格言是有針對性的。即時人多以爲功名即指爵禄科第爲功名，而不知“澤及生民”、“死而不朽”，這才是真正的功名，即應把功名解爲“爲人民服務”、“受人民紀念”的人才是有功有名的。故冼子選此格言，正表她是人生觀是正義的，爲人民護福利的人。死後可以爲人稱贊的真正學者 (仕)，立意至佳，能針對時下的求名求利爲己不爲人群的不正社會心態。

　　從書法上，此件書風瘦硬，灑脱自然，但仍不失秀麗閨閣女兒氣息，筆劃似譚瑩、商衍鎏，並以撇蘭之筆劃寫書，如本件“名”字之“才”劃，即降鋭如劍，筆如蘭葉，剛勁身長，自有特色。勾筆亦尖毅有力

　　結語

　　從上所述，本人認爲冼子一生爲廣東文化之培養人才和對嶺南文化之研究，計由晚清至民國而至新中國的建立過程，100年來，專心一心一意爲嶺南文化之發展，盡了最大的努力，且成績顯著，故本人認爲她當爲廣東省文化名人之一位。作爲研究嶺南文化的全面開拓者是足以配稱，而她的開拓精神，又是不斷提高着的，影響將更會不斷的被發揮，爲嶺南文化發展的創新工作作出巨大的貢獻。本人的研究只是個開始，希望冼子的研究和她的貢獻，將有更多人來研究，闡明冼子的爲人和貢獻，爲我省建立文化大省，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作者：曾昭璇　華南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