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與史學“二陳”的交誼

　　冼玉清（1895-1965）與史學“二陳”即陳垣（1880-1971）、陳寅恪（1890-1969）都有很深的交往與友誼，特别是晚年，他們之間的交誼可以説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典範。

　　冼玉清與陳垣相識於1929年9月，冼玉清應燕京大學邀請，赴北京參加燕京大學新校舍的落成典禮，結識了一批北京的知名學者與名流，其中包括陳垣。此後即有書信往來。現在收入《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有冼玉清致陳垣的信四通，而在陳垣與汪宗衍的來往書信中，則多次談到冼玉清的事情。他們的交往略舉幾例：

　　1946年陳垣擬回廣東探親，3月8日冼玉清致函陳垣，邀請陳垣來嶺南大學講學，説：“短期固好，長期尤佳。此乃當局之意，而玉清私人更喜得一良師也。”〔1〕陳垣也希望冼玉清能到北京去研究學問。冼玉清還將所著新出版的《流離百咏》、《廣東叢帖叙録》以及重版的散文集《更生記》，寄給陳垣，並請陳垣把其中一份轉贈輔仁圖書館。

　　冼玉清研究廣東佛教、道教文獻，常向陳垣請教。而陳垣對冼玉清撰《廣東釋道著述考》十分關注，並給予具體幫助。至1965年冼玉清逝世後，陳垣還致函汪宗衍，問及此部著作，説：“其所著《廣東釋道著述考》如果釋氏部分已寫完，可先出版。”〔2〕《廣東釋道著述考》傾注了冼玉清晚年的心血，收入陳垣佛道著述共17種，對陳垣的著作給予很高的評價。

　　冼玉清搜集整理廣東文獻的活動，得到陳垣的大力支持。冼玉清收藏有明代博羅張萱所撰的《西園存稿》殘本。冼玉清請陳垣在北京託人補齊。經陳垣在北京幾次託人代補，至1957年才基本補齊。這部書後藏於廣東文史館，並被列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陳垣早年在廣東活動時，創辦《時事畫報》、《震旦報》等，陳垣在該報發表大量文章。1956年10月21日，陳垣致函冼玉清，請代爲尋找這幾種報紙。〔3〕後來中山圖書館將所藏《時事畫報》寄給陳垣。

　　冼玉清是陳垣晚年在南方最信任的朋友，是陳垣瞭解廣東學界信息的一個重要渠道。陳垣屢囑冼玉清：“嶺南文史消息隔絶，足下主持文獻，收羅宏富，耳目靈通，凡人事之往返，文物之隱現，告我一、二，勝於百朋之賜。謹此奉托。”〔4〕1955年5月1日，陳垣在信中寫道：“久病，粤中消息隔絶，僅剩琅玕館一綫，欲知一二，遂有四月七日之函，不期久未得復，腸幾欲斷，未審近日起居何似，玉體安否，情緒佳否，至爲惦念。古諺‘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又不知是否大家（此處念‘大姑’，是對婦女的敬稱）棄我疏我，更爲惶恐，特再書一緘，希有以告我。”〔5〕於此可見陳垣對廣東學界的關心以及冼陳之間的深厚交情。

　　冼玉清與陳寅恪的交往，可能也是始於1929年9月冼玉清的北京之游。冼玉清著的《碧琅玕館詩稿》得到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散原）很高的評價，稱其“淡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機趣”，并親筆爲冼玉清的書齋“碧琅玕館”題寫一匾。冼玉清對此匾畢生珍藏，無論遷居何處，總是高懸於居所正中。1956年舊曆正月初一，陳寅恪贈與冼玉清一副由他撰寫、唐筼手書的春聯雲：“春風桃李紅争放，仙館琅玕碧换新”。冼玉清有幸得到陳氏父子兩代人先後題匾寫聯，可見他們交誼之深，如此异性知音，在陳氏父子交友史上可能没有第二例。〔6〕

　　1941年底，日軍佔領香港，時陳寅恪任教香港大學，一家大小愁困港島。當時客寓香港的冼玉清，託人給陳寅恪送去40元港幣，患難相交見真情。1965年冼玉清逝世後，陳寅恪悲痛地寫下一首挽詩。詩雲：“香江烽火猶憶新，患難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戰起與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幣四十元相贈，雖謝未受，然甚感高誼也）。此後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館吊詩人”。二十五個春秋猶年年思贈四十元的事，可見此事給陳寅恪多麽深刻的印象。

　　1949年陳寅恪受陳序經校長之聘，來嶺南大學赴任，在嶺南大學北門碼頭上迎接陳寅恪一家的隊伍中有冼玉清。此後的十幾年，他們共同執教於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從現存陳寅恪《詩集》中，有關冼玉清的詩有四首。除上述挽冼玉清詩外，還有1949年12月，陳寅恪夫婦與冼玉清結伴作了一次郊遊，即遊覽清代名勝漱珠崗純陽觀，作《純陽觀梅花》。1950年作《題冼玉清教授修史圖》。1964年10月作《病中喜聞玉清教授歸國就醫口占二絶贈之》。〔7〕可見他們互唱吟之多。冼玉清還把與陳寅恪唱吟的情况寫信告訴遠在北京的陳垣。

　　在二十世紀50年代，冼玉清參與了陳寅恪的許多家事。大到和校方的應對，小到家中女兒的讀書、工作、婚戀等等，冼玉清都發表過意見。晚年的陳寅恪雖深居簡出，但冼玉清將外面的見聞告訴陳寅恪，使陳寅恪敏於時事，對現實有透徹的瞭解。陳垣和陳寅恪對冼玉清的學問、道德都給予很高的評價。

　　冼玉清與史學“二陳”交誼的思想基礎

　　他們交誼的第一個思想基礎，就是他們都具有崇高的愛國思想和堅貞的民族氣節。

　　陳垣的一生，始終堅持愛國主義龢民族氣節。年青生活於廣州時，就積極創辦報刊，參加反帝反封建運動。他與友人一起創辦光華醫學院，光華是取“光我華夏”之義。這是一批愛國者集資創立的中國第一所私立西醫學校。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各高校任教時經常説：現在中外學者講漢學，不是説巴黎如何，就是東京如何，没有提中國的。我們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到中國，奪回北平。抗日戰争期間，堅守輔仁大學，堅持民族氣節，不任僞職，發揚愛國精神。北平組織漢奸政府，一再拉攏威脅，軟硬兼施，逼陳垣出去做事，如要他任“大東亞文化同盟會”會長之職，這是當時敵僞最高的文化團體，陳垣堅决拒絶擔任。抗戰時期陳垣寫了三部書：《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諍記》。這三部書被稱爲“宗教三書”，表面是講佛教、道教，但實際上寄託着他的愛國思想，義正辭嚴地痛斥漢奸，這是三部愛國史著。1945年7月完成的抗戰時期最後的一本專著《通鑒胡注表微》，更是一部堅持民族氣節愛國情懷的歷史篇章。

　　陳寅恪的一家是愛國世家，祖父陳寶箴，當英法聯軍攻進北京，火燒圓明園，陳寶箴痛哭流涕；父親陳三立（散原老人），實際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國才拒絶服藥、拒絶喫飯而去世的。陳寅恪早年遊學歐洲，哈佛大學有意聘請他擔任教席，他婉言謝絶，而於1925年毅然回國受聘爲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1925年寫一首詩送給北大曆史係學生“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抗戰時期陳寅恪曾任教於香港大學，日軍佔領香港之後，爲避免日本人糾纏，不僅拒不接受日軍送上門的食物，而且携帶妻女離香港回大陸，轉輾任教於大陸各高校。陳先生晚年的詩有些悲觀情緒，也有對現實的不滿。但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説，這也是愛國。“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若他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絶對不會寫這樣的詩。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8〕

　　冼玉清的愛國情懷深受其老師陳子褒的影響。陳子褒，廣東新會人，與康有爲是同科舉人，是康有爲“公車上書“的熱烈支持者。戊戌變法後，他逃到日本，悉心考察教育，走教育救國的道路。冼玉清在《自傳》中説：“我一生受他（陳子褒）的影響最深，也立意救中國，也立意委身教育。”冼玉清的許多文章，都是在國家危難之際，民族存亡之秋，奮筆疾書，借古諷今，鼓舞士氣，遣責投降，如《民族英雄冼夫人》、《讀宋史岳飛傳》、《讀宋史李綱傳》等。1941年香港淪陷時，她正隨嶺南大學遷校在港，日本駐港總督磯谷廉介欲請她出面主持香港的文化事業，爲她所拒。爲了避免日人糾纏，她放棄隱居香港的打算，隨嶺南大學回遷内地。在抗戰八年中，她愛國家，愛民族，流離轉徙，在旅途中，寫過不少詩詞和文章，其中有《流離百咏》和《抗戰八記》（《危城逃難記》、《香港罹灾記》、《故國歸途記》、《曲江疏散記》、《連州三月記》、《黄坑避難記》、《仁化避難記》、《勝利歸舟記》）。揭露敵寇的殘酷、人民的痛苦和國民黨官僚的腐敗無能。〔9〕冼玉清的家族在香港、澳門有很大的經濟實力，但她不願居住港、澳。她曾兩次到香港、澳門治病，家人各親友曾力勸她不要回廣州，她毅然拒絶，不但按期回來，而且還把在港、澳的存款，全部調回廣州，逝世後按遺囑捐獻給國家。還把她一生珍藏的圖書和文物分别贈給中山大學、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廣東民間藝術博物館等單位。這種愛國精神和高尚情操是難能可貴。

　　他們三人的愛國主義情操緊密地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的交往和友誼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

　　冼玉清與史學“二陳”交誼的第二個思想基礎，是他們共同的文化史觀，他們對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有着執着的愛，執着的追求。陳垣、陳寅恪都是世界級的國學大師，一生研究中國文化，他們分别把各自研究領域推進到一個嶄新的水平，他們的許多著作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冼玉清是現代中國著名的教授、詩人、廣東文獻專家。從歷史文獻的考據，鄉邦掌故的溯源，到詩詞書畫的創作，金石叢帖的鑒藏等，功昭學林，著作等身，數百年間嶺南巾幗無人能出其右。

　　什麽是中國文化？陳寅恪説：“吾中國文化之定義，見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説，其意義的抽象理想最高之境。”〔10〕陳先生將中國文化之定義定於三綱六紀的理想境界，即以倫理道德爲文化的集中表現。《白虎通》之綱紀亦即儒家之綱紀，兩千年來雖不斷變化，但其核心深扎根於中國人民之中，外來文化必須經受考驗，或融合，或排斥。例如佛教，陳寅恪説：“釋迦之教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説，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衝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决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説，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絶。”道教也不例外，“至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盡量吸收，然亦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的重要結論是：“竊疑是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歸歇絶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説，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11〕所謂“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即以本民族的文化爲根本，外來文化必須經過吸收改造，融於一體，才能有重大影響，既不排外，又非全盤接受。陳垣1923年完成一部重要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元代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元代是大批色目人來華的時代。最初來華的多半是軍人、部族首領、工匠、商人等，他們與漢民雜居，居住既久，他們的子孫都有不少人“舍弓馬而事詩書”，讀儒家的書，遵從中國的禮教，喜愛中國的文字，並能寫詩、填詞、作曲，生活習慣與文化如同漢人。他們以儒家自居，這就是所謂“華化”。1964年2月4日，陳垣在致友人歐陽祖經的信中説：“兹送上40年前拙著一部（指《元西域人華化考》）。此書著於中國被人最看不起之時，又值有人主張全盤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12〕在當時形勢下，陳垣這種對中國文化發自内心的尊崇和重視，自信與自豪，藴涵着對祖國文化無限熱愛之情。1952年，冼玉清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這樣檢查自己的文化觀，她説：“我向往‘賢人君子’的人格，我講舊道德、舊禮教、舊文學，講話常引經據典，强調每國都有其民族特點、文化背景與歷史遺傳，如毁棄自己的文化，其禍害不啻於亡國。”這是對中國文化寄託着一種無限的愛。他們三個人都是被中國傳統“文化凝聚之人”。他們都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而驕傲、自豪，對中國文化寄託着一種深深的愛。共同的文化史觀把他們緊密地聯繫起來，他們的交往與友誼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

　　我們今天紀念冼玉清先生，就是要繼承和發揚她所堅持的愛國主義精神，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爲建設文化大省服務。開一個紀念會，討論她的學術是必要的。我建議在此基礎上，修訂出版她的遺著，讓她的精神世代相傳。可做兩件事：

　　1. 增訂《冼玉清文集》或編輯出版《冼玉清全集》。

　　2. 出版冼玉清書畫集。

　　     注釋：

　　〔1〕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762頁。

　　〔2〕同上書，第549頁。

　　〔3〕《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下册，遼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701-702頁。

　　〔4〕同上書，第689頁。

　　〔5〕同上書，第661頁。

　　〔6〕參考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三聯書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0頁。

　　〔7〕《陳寅恪集·詩集》，三聯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

　　〔8〕季羡林《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見《〈柳如是别傳〉與國學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頁。

　　〔9〕《冼玉清誕生百年紀念集》，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版，第5-6頁。

　　〔10〕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詩集》第12頁。

　　〔11〕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册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1頁。

　　〔12〕《陳垣來往書信集》第818頁。

　　（作者：張榮芳 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