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自號“碧琅玕館主”，是近百年來嶺南學界的一位奇女子。她終生不嫁，以學術爲伴侣，潜心研究四十餘年，博覽群書，兼通文史，著作等身。她的許多成果，不僅在當時受到學界的推崇，而且至今仍爲研究文史者所引用。她的學術風格和治學精神，至今仍值得治史者學習和借鑒。本文擬從冼玉清的晚年巨著《廣東釋道著述考》入手，在這方面作些探討。 

　　《廣東釋道著述考》收入1995年8月中山大學出版的《冼玉清文集》，由廣東省文史館和佛山大學佛山文史研究室根據冼玉清的手稿整理、編輯而成，約45萬字，分上下兩編，對211位僧人和學者的佛道著述進行考訂。這是第一本全面收集、評述廣東僧人和學者關於佛教、道教著述的巨著，是冼玉清的晚年力作，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她的學術風格和治學精神。

　　特立獨行，不隨流俗

　　冼玉清是一位奇女子，首先體現於她的特立獨行。已有許多文章述及她的人生經歷。早在年青時代，她就立下獻身學術的志向，宣言説“以事業爲丈夫，以學校爲家庭，以學生爲兒女”。對此選擇，她本人曾有過一番表白：“我年青時候决定獻身學術，像我這樣的人，一結婚了，必定是個賢妻良母，這就很難專心治學了。左思右想之後，就决定終生不結婚了。”〔1〕 一位出身富裕家庭，受過良好教育，有相當地位，且容貌清秀的女子，能够做到爲學術而獻身，即使在今天也是相當不容易的，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更是令人肅然起敬了。知名詩人莫仲予爲此評價説：“深深感到一個女子爲了枯燥無味的學習，艱苦鑽研，乃至終身不嫁，爲後一代作育人才，可以説是前無古人的。”〔2〕

　　冼玉清的特立獨行品格，更體現於她的學術研究之中。她很少與人往來，沉迷於文史典籍，迷戀着中國傳統文化。20世紀50年代，社會巨變，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面對時代嬗變，大多經歷了靈魂的洗禮，與舊世界割裂，轉而放歌革命。但也有些不能“因時而化”的知識分子，因不識“入時眉樣”，不羡“浮世花事”，只好“我與世而相違”。〔3〕冼玉清就是屬於後者。《廣東釋道著述考》在她生前並未面世，是她誕辰100週年紀念時由佛山大學佛山文史研究室和廣東省文史館整理出版的。該成果之研究當然是積數十年之功力，但許多文字當形成於晚年，稱得上是她的晚年力作，時間上大致是在建國後。在那個時代去做這樣的研究，確是“與世相違”，不識“入時眉樣”。

　　她曾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作檢討：“我向往‘賢人君子’的人格，我講舊道德、舊禮教、舊文學，講話常引經據典，强調每國都有其民族特點、文化背景與歷史遺傳。如毁棄自己的文化，其禍害不啻於亡國。”“我常游於古迹之間，臨風獨立，思古之幽情，神遊超世。”這正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對中華文化執着追求的靈魂獨白，雖是檢討，其所傳達的對自己民族歷史與文化傳統所持的觀點，却是歷久彌新的真知灼見。在那個特殊時代，冼玉清的這種執着，更顯出其“維係文化精神於不墜”的功德價值〔4〕。冼玉清幾乎不談政治，她説過：“不論哪一個政府我也没有關係，只要能够繼續讓我研究古物。”〔5〕曾有人據此認爲冼玉清不關心政治，在筆者看來，這實在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學者爲保全人格尊嚴而作出的最直接的反應，〔6〕從中也反映出她對學術的無比鍾愛。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冼玉清的言行以及她所進行的研究，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被議論、被誤解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她並未因此而稍有改變初衷，這是最爲難能可貴的。

　　她終身未嫁，幾十年以學術爲伴侣，悉心研究，勤奮筆耕，著述甚多。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載，冼玉清的著作有《碧琅玕館文鈔》、《碧琅玕館隨筆》、《碧琅玕館詩話》、《碧琅玕館聯話》、《流離絶句百首》、《抗戰八記》、《更生記》、《粤東印譜考》、《廣東鑒藏學考》、《漢班昭女誡》、《唐張萱石橋圖考》、《天文家李明徹與漱珠崗》、《蘇軾與海南》、《趙鬆雪書畫考》、《管仲姬書畫考》、《樑廷楠著述考》、《招子庸研究》、《嶺南掌故録》、《廣東文獻叢談》、《廣東藝文志題解》、《廣東叢帖叙録》、《廣東叢帖考》、《廣東女子藝文考》等，此外，更有大批論文刊登在《嶺南學報》、《廣東文物》、《東方雜誌》、《教育雜誌》、《藝林叢録》等報刊中。

　　由上述著述目録，我們不難發現，冼玉清的研究課題，多爲獨辟蹊徑，或是人們忽略的，或是未及研究的課題，具有首創性，而且對鄉邦文獻尤爲注重。《廣東釋道著述考》稱得上是其中的一個典範。佛道理論的深奥勝於一般學問，佛道著述的流傳也不如一般著述普及。要對廣東歷代佛道著述進行考釋，其難度可想而知，而且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研究。由此足見冼玉清的學術功底和勇氣非常人所及。

　　冼玉清更不屑去作迎合時代潮流的空談。在編著《廣東釋道著述考》的過程中，她廣泛收羅與原書密切相關的序、跋，但同時聲明：“僅作空談者，則一概不收”，〔7〕從中也體現出她不隨流俗的學術品格。冼玉清平生最卑視那些“風派”人物，稱他們“曲學阿世”，這是中國傳統文人風骨的表現。冼玉清的知交陳寅恪先生對她恪守學術原則、不隨流俗的品格極爲贊賞，在《題冼玉清教授修史圖》中稱贊她“文章羞與俗雷同”〔8〕，推重她的沉實風格與獨立精神。對那些不顧學術品格而趨時應世的流輩以及隨政治俯仰沉浮的風氣進行了辛辣的諷刺。的確，冼玉清的不同於流俗的懷抱和氣度，令不少七尺鬚眉都感到汗顔，至今都受到人們的敬重。

　　正是由於有着特立獨行的品格和治學精神，她才能專心致志地從事國學研究，才會有詩學、廣東鄉邦文獻整理與研究等方面的豐碩成果。她的卓著貢獻，令許多學者方家爲之讚嘆。秦牧在《關於嶺南女詩人冼玉清》一文中説，“説她是近百年嶺南杰出的女詩人、國學學者、廣東文獻專家，却是恰如其分的。我想來想去，想不出有哪一位婦女在這方面的造詣超過了她”。〔9〕其實，何止是“近百年嶺南杰出的女詩人、國學學者、廣東文獻專家”，縱觀嶺南歷代女子治學者，千百年來無人能出其右。

　　旁证博引，考訂縝密

　　冼玉清治學極爲嚴謹，凡有立論著述，皆旁证博引。這一點在《廣東釋道著述考》中顯現無遺。她在開篇的凡例中言明：“對撰人之事迹各求詳實，地方誌有傳者轉録之，間亦采用有價值之墓誌。”又説：“序、跋與原書有密切之關係，尤其是作序或跋之時候及地方，著録者往往不甚注意，今擇其切實者詳録之。”〔10〕實際上，該書也確是在廣征博引基礎上的研究成果。

　　《廣東釋道著述考》是第一本全面收集、評述廣東僧人和學者關於佛教、道教著述的巨著，約45萬字，分上下兩編。上編爲釋家著述考，收録102位歷代廣東僧人的著述，並附録39位學者的佛教研究著述；下編爲道家著述考，收録21位歷代廣東道家的著述，並附録49位學者的道教研究著述。全書共收録211人的著述共約500種，其中佛教著述380種，道家著述120種。僅僅是作爲考訂主體的佛道著述，就有500種之多，而爲考訂一書所閲讀的著述，還要比原書多出幾倍甚至十幾倍，舉凡方誌、文集、筆記等書，無不披覽。如，考訂六祖惠能的《金剛經釋義》時，首先介紹惠能生平事迹，其所徵引的材料，有《六祖大師緣起外紀》、《六祖壇經》、《指月録》、《嶺外名勝記》、《五燈會元》、《舊唐書》、《傳燈録》、《六祖緣起又記》、《嶺南名勝記》、阮元《廣東通誌》等10種〔11〕。又如考訂《參同契》，全篇文字共約670字，内容包括對作者希遷生平的簡介，對該書版本的考訂，對該書著作因由的闡述，對“參”、“同”、“契”三字的釋義，以及對該書的體裁、篇幅的簡介，等等，真可謂精而簡的典範，而僅僅這六七百字的篇幅，冼玉清所徵引的資料竟達10多種，包括日本《續藏經》、黄佐《廣東通誌》、阮元《廣東通誌》、《大清一統志》、《宋高僧傳》、《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景德傳燈録》、《五燈會元録》（當爲《五燈會元》之誤——本文作者按）、《教外别傳》、《佛祖歷代通載》等〔12〕。由此可以推知，冼玉清撰寫《廣東釋道著述考》一書，涉獵的著述必定數以千計。冼玉清治學之嚴謹精神，及其搜羅資料之廣泛，於此可見一斑。

　　冼玉清治學，秉承檏學傳統，十分重視考訂。對於所見資料，必加以細心校勘，深入考察，辨明正誤。如，對於《六祖壇經》二卷，冼玉清以“謹按”闡述考訂結果，寫道：“惟阮元《通誌》則著録《六祖壇經》三條：既作唐惠能撰，復作唐釋惠昕撰及唐釋法海撰。查《壇經》是惠能説，法海録，可謂爲惠能撰，亦可謂爲法海撰。惠昕則將不分門品亦不分卷之法海本分爲二卷十一門，直是改編。阮《通誌》謂之撰，誤。宋《志》謂之注，亦誤。惠昕宋人，阮《通誌》謂爲唐人，且列在法海之前，尤誤。”〔13〕阮《通誌 》、《宋史·藝文志》都是公認的史志中的上乘佳作，以徵引廣博、考訂精詳而著稱。對於這樣的良史佳志，冼玉清也没有掉以輕心，而是以學者的嚴謹學風認真考究它們的每一字每一句，誆正許多鮮爲人知的事實，其考訂之縝密，令人嘆服。即使是一字之差，她也不會輕易放過。如，在《仰山辨宗論》條下，冼玉清加“謹按”説：“《宋史·藝文志》著録惠能《仰山辨宗論》一捲、《金剛經口訣義》一捲、《金剛大義訣》二卷，又著録慧能注《金壇經》一捲，又撰《金剛經口訣》一捲。惠慧通用。將惠能、慧能分爲二人矣。”〔14〕 又如，《顯宗記》條下，冼玉清加“謹按”雲：“《宋史·藝文志》著録作‘僧會神《荷澤顯宗記》一捲’，‘會神’當是‘神會’之訛。”。〔15〕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冼玉清治學的細密，也非常人所能及。

　　在《廣東釋道著述考》的凡例中，冼玉清給自己立下規矩：“撰人一律稱名，若原書不署真名，亦查明更正。”〔16〕雖然僅僅是一個人名的查正，却要花費一番相當的功夫。如，《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條下加“謹按”曰：“阮《通誌·藝文略六》著録此書，雲：‘蘇真人撰。’並引陳氏振孫曰：‘稱羅浮山蘇真人撰。’查阮《通誌·列傳六十二》蘇元朗傳已明言此書是蘇元朗所纂，今故改書蘇元朗，不沿用蘇真人。”〔17〕 像這樣的功夫，一般人是不太樂意做的。

　　《廣東釋道著述考》在凡例中明確：“撰人之朝代，書其最後者。明遺民原多作明人，均改爲清人。”〔18〕要弄清一人的朝代，最基本的要求是對其生卒年的精詳考證，然後才能確定是否爲明人或清人。此類功夫，隱於字裏行間，不易爲人所知。這更體現出了冼玉清作爲學者的高尚品格。

　　以廣博的資料作基礎，再加上縝密細緻的考訂，所以，冼玉清的《廣東釋道著述考》不僅資料翔實，而且令人信服，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成果，爲研究佛、道教在廣東的傳播，佛道思想的演變發展，以及佛道家的行藏生平，提供了詳實的資料，真可謂功德無量。

　　客觀求實，不妄下結論

　　冼玉清著《廣東釋道著述考》時説：“編者非佛徒，對佛學亦無深入研究，故對於每書之佛學理論，不加評騭。”〔19〕説自己“對佛學亦無深入研究”，實在是她謙虚品格的體現。從她對禪宗發展脈絡的梳理，禪宗與儒學關係的分析，以及“惠能爲禪宗真正的創始人”觀點的闡述，等等，足見她對佛學尤其是對禪宗有着深入瞭解，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説“對於每書之佛學理論，不加評騭”，則體現了冼玉清客觀、謹慎的治學風格。冼玉清是這樣説的，也是這樣做的。捧讀《廣東釋道著述考》就可以發現，她絶不隨意褒貶、妄下結論，嚴謹得幾乎無一處無出處。

　　冼玉清秉承清代檏學傳統，最講究客觀求實精神。在《廣東釋道著述考》中，對於每一部著述，都註明“見”或“未見”。雖只一兩個字，却最能顯現其嚴謹、客觀的學風。

　　對於互有出入的資料，冼玉清都在旁征博引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訂，力求辨明是非；而在史料不足，難以得出結論的情况下，她絶不輕易判定誰是誰非，而是采取存疑的客觀態度。《廣東釋道著述考》對於每一部著述的作者，均以本人之名著録，若經考證，確實是原著録誤作别人，均加以改正。如，“阮《通誌·元覺傳》謂元覺著有《石洞遺書》、《咸陟堂前後集》並行於世”，屬誤記，《咸陟堂前後集》乃成鷲所著〔20〕，故冼玉清改正爲“清番禺成鷲著”。〔21〕而對於無法確证者，則按原著録加以記述，並加以説明，以便後人再進一步考證。如： “《心經釋義》撰人之名尚未能確定，《心經注解》撰人之朝代亦未能確定，雖均已見，仍以原名著録而存疑以俟考。”〔22〕對於有些史實，冼玉清雖然已有自己的傾向性意見，但也不全盤否定抛棄不同觀點，而是仍將其記述載録，以待後人進一步研究考證。如，《修真要語》條下，介紹作者樑可瀾，謂：“字元叔，順德人。博學能詩，隱居羅浮，慕葛稚川修煉故事，自號三十二峰太狂花嘯仙，……”。同時又加“謹按”雲：“阮《通誌·藝文略八》引《廣東詩粹》元叔作元淑，能詩作工詩，太狂作大狂。”〔23〕此乃真正學者之風範。

　　冼玉清對前人觀點，均持公正態度，既不盲從，也不妄加否定。《長鬆茹退》一書，雖有人認爲把此書作爲德清著作是誤認，但冼玉清並没有簡單地采用此説，也没有加以徹底否定，而是采取了謹慎、客觀的態度，既陳述了這一説的基本觀點，同時又説：“謂爲誤認，似亦想當然耳，不檢原書，不知其誤。餘亦雲：然。謹存疑於此。”仍將它附在德清之末，〔24〕體現了學者求真求實的品格。

　　冼玉清的客觀求實精神，還體現在敢於對浮夸不實學風提出嚴厲批評。如在《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條下，她對胡適的誣妄之説進行了嚴厲批評。《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是胡適根據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編號伯希和（3047號）第二件的卷子，以及後來又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新發現的伯希和（2045號）第一件的卷子，校勘、匯輯而成。這確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成果，胡適對此項成果自是非常得意。他據此進一步提出神會是“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毁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25〕，並稱自己此論“爲發千載之蒙”。冼玉清對此很不以爲然，謂：“有關南宗七祖神會之闡揚，錢謙益在其《杜工部集》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韵》注中，已詳言之，沈曾植《海日樓札叢》卷五《禪門師資承襲圖》更將此問題提出，而胡適自矜爲發千載之蒙，可謂誣妄之尤也。”〔26〕胡適是國學大家，冼玉清不懼威名，毫不留情地批評胡適，令人肅然起敬。

　　筆者以爲，不隨流俗，縝密考訂，客觀求實，是冼玉清教授學術風格和治學精神的基本方面，也是她留給我們的最寶貴財富，其價值遠勝於她的衆多研究成果。學習、繼承和發揚她的學術風格和治學精神，才是我們對冼玉清教授的最好紀念。

　　注釋：

　　〔1〕佛山大學佛山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冼玉清文集·序言》，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2〕莫仲予《文史芬芳述館賢》，載《嶺南文史》1995年第四期。

　　〔3〕原出陳寅恪詩句“眉樣如今又入時”與“花事已隨浮世改”，前者見《文章》一詩，《詩集》第78頁；後者見《純陽觀梅花》，《詩集》第70頁。

　　〔4〕轉自達輝《獨留摯愛向人間──憶著名史學家和女詩人冼玉清》，刊於《海外校園》1999年第10期。

　　〔5〕轉自達輝《獨留摯愛向人間──憶著名史學家和女詩人冼玉清》，刊於《海外校園》1999年第10期。

　　〔6〕實際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冼玉清的立場十分明確而且堅定。抗日戰争時期，日僞誘脅她到僞廣東大學任教，她堅决不從。

　　〔7〕佛山大學佛山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冼玉清文集》，第387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8〕見《題冼玉清教授修史圖》，《詩集》第86頁。

　　〔9〕佛山大學佛山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冼玉清文集·序言》，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10〕《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387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11〕《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401~410頁。

　　〔12〕《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419~420頁。

　　〔13〕《廣東釋道著停考》，見《冼玉清文集》第412頁。

　　〔14〕《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413頁。

　　〔15〕《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424頁。

　　〔16〕《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387頁。

　　〔17〕《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770頁。

　　〔18〕《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387頁。

　　〔19〕《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387頁。

　　〔20〕《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592頁。

　　〔21〕《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589頁。

　　〔22〕《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386頁。

　　〔23〕《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782頁。

　　〔24〕《廣東釋道著述考》，見《冼玉清文集》第496頁。

　　〔25〕《胡適學術文集·中國佛學史》第440頁，中華書局1997年12月出版。

　　〔26〕《廣東釋道著述考》，《冼玉清文集》第423頁。

　　（作者：胡巧利　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