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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中華文化建設 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第八屆中華文化論壇綜述

http://www.CRNTT.com   2023-05-03 12:13:00  


 
  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調查研究中心主任 、副研究員趙森認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正是中國實際上正在建構的、源於更高層次認知的一個更高維度的文明形態。這種新型現代文明形態,既是中華文明“日日新、又日新”的最新形態,又是超越了西方模式的文明形態,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唯一性,為國情各異的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徑,將會促進國際秩序向著更加公平正義的方向變革,重塑世界文明的新格局,引領人類文明的整體進步。

  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邵寶明認為,過去一段時間,國內外存在著忽視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和地位,甚至貶低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潮。今後,我們要避免過分強調對異文化的過度理解和認同;另外,要注重對母語文化的維護和傳播,我們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而不同”的交往觀,“協和萬邦”的天下觀等理念內涵,緊貼海外受衆的思維方式、文化習俗、接受習慣、藉助各類外宣媒體和海外社交媒體開展輕量化、差異化、精準化對外傳播。促進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華民族。堅持與世界各國(地區)開展各類文化交流活動,在深度互動中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擁抱世界。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穆斯林》雜志主編敏俊卿、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原副會長洪長有認為,對作為歷史文化遺產的宗教典籍的文本內容開展現代詮釋和深入研究,既有利於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浸潤伊斯蘭教的優良傳統,也有助於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新時代我國伊斯蘭教教義教規的中國化闡釋。

  廊坊師範學院明史與明代文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曾磊認為,目前復興儒學的呼聲往往淪為“雷聲大、雨點小”,原因是儒學并未進行徹底的現代化轉型。儒學文化不接“地氣”,無法呈現強烈的時代張力,難以獲得穩定的傳播平台。建議推動儒學自身的創新,將封建儒學和現代儒學相分離,讓儒學為現代化社會服務。

  三、新時代新征程促進兩岸融合發展,推動文化與民族復興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楊毅周認為,國家統一與國家發展從來是密切相關的。國家發展決定著國家統一,國家統一推動著國家發展。新時代新征程需要有新的思想、新的作為。要堅決維護“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兩岸同胞要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走兩岸融合發展的道路。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認為,習近平總書記20大報告是從國家發展大局、民族復興大局的高度論述對台政策和國家統一事業的,核心與靈魂是“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非常鮮明地強調解決台灣問題的基點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同時也把台灣同胞放在兩岸關係主體地位。報告對過去5年工作和10年偉大變革進行總結,我們有力地展開了反分裂、反干涉的“雙反鬥爭”,取得了重要成績,也積纍了重要的經驗。表明對台政策大政方針沒有任何變化,沒有受局勢波動的影響,沒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做出什麼改變,特別是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和平發展等的再度重申,在國內輿論場“武統”與“和統”很有熱度的爭論中,頗有一錘定音、引領輿論、導正民意的正面作用,特別是對一段時間以來一些違背中央對台政策的言行帶有刹車止步的重要效果。

  全國台聯研究室原主任陳立謙認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是新時代黨團結帶領兩岸同胞,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一項戰略任務。融合發展理論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色,集中表現在它的愛國主義傳統、和合文化特色、通變之道和民本思想這四個方面。愛國主義始終是中華文化高昂的主旋律和不變的DNA,揭示了“融合發展”的本質特徵和目標要求;和合文化,以其東方人獨具的思維邏輯和處事之道,奠定了“融合發展”的理論基礎;《易經》等中華文化典籍中強調的通變之道賦予了“融合發展”的深邃智慧;民本思想提供了“融合發展”的不竭動力。要正確認識和把握中華文化在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中的能動作用,注重主流文化與大衆文化的有機結合,融合發展過程與文化影響過程的有機結合,中華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的結合。切實發揮好中華文化“以文化人”的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一國兩制”與國家統一研究所所長、教授張仕榮認為,決定兩岸關係走向、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關鍵因素是國家的發展進步。國家40多年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深刻影響著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進程。大陸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吸引力不斷擴大,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礎更雄厚、能力更強大,必將有力推動祖國統一進程。現在的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實力大幅增強,更不可能再讓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台灣輔仁大學兩岸關係學暨國際關係學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潘錫堂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一是加重“反獨”,強調“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二是加速“促統”,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戰略目標,提及邀台灣各界來溝通。三是加大“促融”,強調兩岸心靈契合,加強兩岸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和促進融合發展,為“和平統一”創造有利的物質和精神基礎。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植榮建議,堅持以習近平五點主張為最高指導原則,創新思維,循序漸進,逐步實現兩岸青年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結合青年世代的特點,深化兩岸青年交流的共有主題,創新交流形式、提升交流效果;跨越數字鴻溝,善用新媒體,創新兩岸青年交流新渠道;對政治議題適度規避,多些就業創業的切實利益相關主題。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候選人王裕慶認為,兩岸大融合與兩岸小融合就如一對齒輪。“全中國”的兩岸大融合 ,像大齒輪一樣,拉動兩岸同胞的實體融合;而“各自政權社會內部”的兩岸小融合,像小齒輪一樣,有時跟隨大齒輪轉動,有時不停自轉以維繫動能,積蓄到一定程度,再帶動大齒輪運轉。

  財團法人國學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張家獻認為,台灣新世代以接觸影音為信息導向。近年來,他們透過抖音、小紅書、B站等串流,看到了大陸的發展現況正向的一面。建議將過去30年來台灣同胞在大陸的故事,通過戲劇的拍攝,串流回台灣,讓在台居住的老百姓透過戲劇改變對大陸官方的觀感。 

  四、牢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堅定不移反分裂、促統一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謝郁認為,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同謀求國家統一,是“九二共識”的核心要義,也是客觀史實。“九二共識”確保兩岸關係穩定發展,帶來交流紅利,是兩岸同胞之福。民進黨當局否定“九二共識”,製造緊張對立,是兩岸關係之禍。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台灣研究》主編劉佳雁認為,在拜登“印太戰略”中,台灣的角色既非傳統的“軍事盟邦”,亦非其自詡的“新夥伴”,衹是美國布局印太戰略遂行“抗中”的代理人和策略棋子,完全喪失主動性和自主性。美台經貿關係可能進一步提升,但不變的是台灣在美對華戰略中的棋子底色。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長李環認為,從國際上看,台海問題呈現“國際化”態勢,美從政治、經濟、軍事、對外交往等多個領域操弄台灣問題,美日、美韓及七國集團聲明中不斷提及“台海穩定”,歐洲尤其是中東歐國家對台灣的“關注”日益增加,日本藉台海問題擴軍備戰意味明顯。從兩岸看,與大陸一方想不斷邁出統一步伐的情況相比,2016年上台的民進黨當局卻不願意共商統一,甚至拒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不斷製造障礙,為一黨私利,與外部勢力勾結損害整個台灣民衆的利益。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推進國家統一,要統籌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關係,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關係,統籌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

  南開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黃清賢認為,“增強兩岸命運共同體認知”從屬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若想要完整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要先增強兩岸命運共同體認知;增強兩岸命運共同體認知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更完整,全面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更接近。透過同根同源、同文同種,兩岸同胞心靈根脈和歸屬的中華文化力量,可以更好地推進“兩岸命運共同體”。兩岸學術認知社群更應該讓台灣同胞理解到誰是愛我們的親人、誰是推我們進火坑的敵人,爭取台灣同胞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更多認知。

  外交學院教授楊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忠孝節義”,并把忠放在第一位。民進黨當局分裂國家、謀求獨立、“倚美謀獨”,完全是一種破壞幾千年中國歷史文化形成的衹有一個中國正統理念的行為,是賣國求榮、謀求私利的行為。

  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教授馬勇、北京師範大學灣區國際商學院學生胡俏麗認為,毋庸置疑,美台互動的態勢尤其是美國政府與台灣島內“台獨”勢力互動的趨向,將是影響中國大陸最終選擇“和統”還是“武統”的最為關鍵因素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褚靜濤認為,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台灣新版高中台灣史教科書存在質疑台灣光復正義性與合法性的傾向:一是質疑《開羅宣言》的法律約束力,二是質疑台灣光復的正義性與合法性,三是有散布“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傾向,四是將這個複雜的爭議交給青少年學生自己去思考。其邏輯論證是不能成立的,其在國際法條文上是站不住腳的,其結論是經不起歷史驗證的,其在政治實踐上是有危害的,必須予以堅決駁斥。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中共北京市海淀區委黨校教師張俊威認為,民進黨費盡心思迴避“九二共識”。在過去的30年裡,“九二共識”彰顯了巨大價值,要進一步正本清源,還原“九二共識”本來的歷史原貌,堅決反對任何曲解、否定和污衊“九二共識”及其核心要義的言行,讓“九二共識”在未來的兩岸關係中,充分發揮“定海神針”和“通關密碼”之功效。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研究生齊艶認為,台灣的民粹主義屬於政治民粹主義。台灣民粹主義基於台灣的民主制度基礎,競爭選舉政治加劇了民主政治的“民粹化”,泛政治化宣傳、媒體輿論與話語霸權為台灣民粹主義推波助瀾。民粹式的過度政治參與不利於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造成社會財富的浪費,嚴重激化族群的矛盾與對立,也嚴重危及兩岸關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共黨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張晶晶認為,尋根溯源來說,台灣問題要解決的是兩地之間的權力歸屬問題以及在這一問題之中雙方究竟具有多大的妥協空間與妥協意願。既要維持“一國兩制”的大框架,又要就台灣的特殊性予以變通改革。如果大陸首要的目標是台灣法理上的回歸與國家統一,而不是實際掌控地區管轄權,那麼為了達成這一目標,大陸願意讓台灣掌握更多的權力來換取統一。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研究生李美良認為,南海維權的具體內容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賦予的權益,以及國際法所賦予的歷史性權利。南海維穩包含三層主要內涵,一是妥善處理海上衝突與危機,維護國家海洋國土安全;二是維護與周邊國家友好關係,營造有利於發展的周邊安全環境;三是維持與美國之間的穩定關係,營造有利於發展的國際安全環境。中國南海政策目標,既要維權又要維穩,以實現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統一。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共黨史專業碩士研究生林景茂認為,台灣在制度建構上盲目地視西方民主理論為圭臬,主要有過分重視選舉民主、扭曲民主監督功能等弊端。台灣應當從大陸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吸取經驗來改善島內民主情況,一是讓民主選舉與民主監督回歸其本職功能,擺脫服務於選舉利益和政黨利益的目的;二是加強民主決策與民主管理的建設,讓民衆能感受到切實不間斷的民主生活,避免選舉過後當選人政治承諾跳票和施政脫離民意。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3月號,總第3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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