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前的政治困境，根源來自政治變遷和認同的混亂。
中評社╱題：淺析台灣當前政治困境與身份迷思 作者：洪揚（上海），上海市現代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如何認識與看待今天台灣社會的認同混亂及政治亂象，是瞭解台灣社會政經困境、內外衝突的主要途徑。筆者關注台灣問題已久，日前赴台訪問，有機會直面台灣，看到台灣社會的種種發展變化。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筆者結合自己的研究視野，對台灣社會的政治困境和認同問題做些探討，以就教於各位對台研究的前輩及廣大讀者。
日漸狹小的國際視野
彼台灣當局，在1949年甫至台灣的蔣中正先生時期及1978年後的蔣經國先生時期，尚有包攬天下之機；然及至李登輝及其後的三位民選領導人則格局愈沖愈小，台澎金馬一隅之地便逐漸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眼中的全部了。
台前法務部長廖正豪先生曾在“鎖島政策-消失中的台灣”一文中批評台當局的短視與無知：“2001年10月，亞太經濟合作會（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在上海舉行，政府堅持指請李元簇先生代表參加，但因歷屆APEC會議從無如此層級人士代表台灣與會，加以會議是在上海舉辦，更不可能有所突破，政府乃於10月19日宣佈退出會議，並安排當晚在高雄舉辦民進黨造勢群眾大會，陳水扁先生在會中嚴批大陸鴨霸，民眾群情激憤。然而APEC現場撤走台灣座位後，會議仍順利舉辦，圓滿閉幕，並發表共同宣言，絲毫不受影響。陳先生此一動作，固有若干民眾喊爽，但台灣也因此失去在國際上發聲之機會。”①
廖正豪先生認為“鎖島政策，一時之間或可讓民眾陷於激情，使當權者穩固權位，‘閉起門來做皇帝’，然而這種做法，將使台灣快速萎縮，最終在國際上銷聲匿跡。”
其實，在此一客觀現實背後潛藏著的便是台灣當局由“反攻大陸”到“自保”，再由“自保”到“台獨”的心理轉變過程。在我看來，這樣的轉變過程，其肇因主要有二：
1、日據時代的烙印留存
不可否認的是，日本實際統治台灣時間並不長（1895~1945），然而僅僅50年的時間就讓台灣人日化教育深入骨髓，迄今難滅的原因卻不可一味指責台民忘本。
從文化的層面來看，中華三千年文明史中亦曾有數次舉國淪陷，神州陸沉，然而中華文明傳承卻薪火相傳，從未斷絕的關鍵在於在近代之前中華文明始終能夠保持著自身的先進性，從而使入主中原的歷代異族政權最終被同化成“中華民族”的一員，匈奴西遁、突厥北逃、契丹泯滅、女真同化皆概莫如是。然而甲午戰敗、被逼割台，卻全然不同於蒙元南下、滿清入關；彼時中華正如李鴻章所說正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日人入台非但挾著武力上的壓制，更嚴重的是其背後迥異於“中華文明”的西方“現代文明”。李登輝即曾在其書中直言“是日本讓台灣完成近代化。因為日本的統治，台灣得以從傳統農業社會蛻變為近代社會”，且認為正是“日本在台灣引進公眾教育後，台灣人……逐漸擺脫儒教的束縛”，也因此為“現在，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台灣是‘世界上最親日的地方’。非但是經歷過日本統治所謂的日文世代，就連年輕一輩也有很多是親日派”這個說法而沾沾自喜。所以必須承認，50年的日據時期對於台灣不僅是歷史層面的分離，更是文化層面的割裂與同化。這對台灣影響深遠，甚至在光復之後繼續發生作用，至今未曾稍歇。
從歷史的層面來看，台灣本島最早被我中原政權納入直接管轄是在清代。然而由於滿清統治者是從明鄭手中直接接收台灣並納入福建省轄，其最大目的是出於避免台灣再次成為反清基地及隔離荷蘭人勢力的意願。施琅在上書清帝的奏摺中曾警告若輕棄台灣，則“內地之逃軍閃民，急則走險，糾黨為祟，造船製器，剽掠濱海”，並建議“是守台灣則所以固澎湖。台灣、澎湖，一守兼之”。②加之當時台灣偏處海外、人煙稀少，清政府對於台灣的開發意願較低，各級派遣官員也多將赴台任職視為險途，不願久留。故而在200餘年的清治時期，台灣一定程度上只是一個閩、粵兩地漢民自發的墾拓地而已。亦因此，台灣一直未在文教方面有過長足進展（清代僅有進士32名③），反而是民俗、宗教、戲劇歌曲等民間風俗通過信仰、戲曲而口口相傳，並繼而發展成富有台民自身特色的地方文化。就如台灣作家鄭鴻生回憶祖母時曾寫道的那樣“我那不識字的祖母。她終其一生都是傳統打扮，不太受現代化影響。她的安身立命來自傳統社會關係與地方民俗戲曲，由此來確定她的身份與認同。與她一樣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大半勞動人民，也都是以此來安身立命，傳統的說書、歌仔戲、布袋戲、民俗信仰等是他們豐富的精神泉源”。④
及至台灣被清政府在1895年割讓於日本，台民之上層人士，富者內渡，士子返籍，一時之間台灣本便稀薄的文教土壤幾近一空。故而日人抵台並正式展開統治之時，台灣的文教土壤等幾乎是一片空白，加之日人在抵台初期對台民的抵抗運動手段強硬（例如1898年時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制定匪徒刑罰令，將彼認為靠不住的台民皆以土匪論處，成群屠殺），強烈的震懾作用使得台民不再敢於武裝反抗，使得日化統治更趨順暢。
50年的“皇民化”殖民統治時間使得台灣日式文化烙印深邃，且內戰後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將其與大陸之間的聯繫再次人為切斷，加之冷戰時期為抵禦大陸又與日本往來密切，可以說日據時代的烙印從未在台灣被徹底根除。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即曾堂而皇之地在其自傳中自認“我到二十一歲之前都是在全然的日本教育下長大，所以這書揭露的，可說是原來身為日本人的李登輝，他的精神世界……”。⑤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雖然50年的殖民統治，屈辱與苦難遠多於獲得，但如李登輝這般媚日情結嚴重，認為日本殖民政權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進者，故而台日應於未來繼續保持密切關係的台灣人，絕不在少數。
2、國別與身份認同的迷茫
坦率地說，80年代之前，台灣並不存在所謂國別與身份認同問題。究其原因，在於1971中國大陸加入聯合國與1978年國民黨政府與美斷交（台美斷交）這兩起重要的歷史事件。彼時海峽兩岸皆堅稱只有一個中國且自己是中國的唯一代表，然而在80年代之後中國便逐漸成為中國大陸的專有名詞，相對的台灣亦成為國民黨當局的專屬稱呼。鄭鴻生先生認為“中國人身份的變化可以回溯到1971年的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從此台灣不再代表中國。直到今天，馬英九在公開場合都不敢說‘我們中國人’。這個40年來的身份變化顯示著國民黨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似乎不堪一擊，而反共親美意識形態卻又深入人心，無所不在。”⑥潛移默化間，中國與台灣似乎成為了兩個不同的地區，這是兩岸分離過久的直接惡果。
2014年4月1日，台灣東森新聞報導台灣民眾向“移民署”質疑張安樂先生（即白狼）是否為中國籍並投訴作為外籍人士的張安樂先生無權參與台灣政治活動。其後台“移民署”回應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如在大陸居住超過4年者，身份自動轉換為大陸籍。但民眾在台灣原設有戶籍且未在大陸地區設籍或領用大陸護照，可申請恢復台灣身份。故張安樂在2013年3月14日通過在台親屬申請恢復身份。同時澄清，大陸籍雖與台籍有所區別但絕非外籍，然而這一回應竟招致島內媒體譁然。⑦
為瞭解台灣民眾最新動向，《聯合報》於3月14日推出“二十年民主路台灣向前行”專題調查。調查觀察近20年來民眾對“國家認同”的意向變化，自認是台灣人的比率從1996年調查的44%、2006年調查的55%，攀升到本次調查的73%，創近20年來調查新高。
民調同時顯示，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為73%；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為11%；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同時也是“中國人”的占10%。此外，19%的人支持儘快“獨立”，17%的人期待維持現狀然後“獨立”（緩獨），4%的人希望儘快統一（急統），8%的人傾向維持現狀繼而統一（緩統），46%的人主張永遠維持現狀。⑧
《聯合報》分析，20年多年來，台灣民眾的身分與“國家認同”已發生了顛覆性的嬗變，其間領導人的言行是否發生了指導性作用，是一個披著神秘薄紗的命題。李登輝罩著統一的外衣不斷對外試探，陳水扁直接用“一中一台”衝撞，馬英九則以“九二共識”與大陸共處；蔡英文的下一步棋，將牽動兩千三百萬人的共同命運。
報導稱，李登輝無疑是個要角，認同的飄移與波瀾由他開始，他曾制定“國家統一綱領”，卻又低吟“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去中國化”教育是陳水扁最重大的認同工程，他依據“同心圓史觀”研定的高中歷史“九五課綱”可以說是對認同的劇烈衝撞。
當年“九五課綱”主導者、現仍是“中研院”院士的杜正勝稱，認同並不是“總統”一人說了就算，他反問馬英九上台後不是極力表現要統一的趨向嗎？為什麼主張“獨立”的人卻更多了？馬英九任內台灣人的認同走向確與馬的政策意志完全背離，正是一個典型的悖論。
不過有趣的是，同時刊登於報的另一份民意調查“為宣佈台獨願付出的代價”中又顯示16%的受訪者能夠接受來自大陸的經濟封鎖，20%願意接受徵召上前線，22%認為失去多數“邦交國”也無所謂，另有43%的人認為來台觀光陸客大幅減少也可接受，同時亦有23%的受訪者認為以上變化皆屬不可接受的範疇。所以，46%的受訪者希望永遠維持現狀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民眾如今身份認同問題之嚴重程度由此也可見一斑。
糾葛難分的台灣意識與台獨意識
“台灣意識”，即所謂“本土意識”，與近代中國各地先後湧現的“湘軍精神”、“淮軍文化”、“桂系集團”等地域意識相若，最初並未被賦予什麼濃厚的政治意味，更多時候只是一種區域性社會凝聚力的具體表徵。在1894年台灣被清政府割讓予日本後，從1895年5月的乙未戰爭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間的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及其後至1945年的政治抗日運動時期，“台灣意識”在引導台民抗拒日化統治的同時也一直充當著台民的精神支柱，這也是日本在50年日據時期內最終未能將台灣全盤日化的根本因素。
而“台獨意識”作為一種旨在追求台灣獨立的思想體系，早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即已出現，但在兩蔣時期，“台獨意識”一直被法律認定為“分裂國家”的違法行為而難以壯大。不過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全球民主化浪潮興起，“台獨意識”借著“江南案”與台灣民主化運動有效結合，從而成功迫使國民黨政府作出妥協並次第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體制。雖然台灣社會政治得以轉型並為民主憲制打下基礎，但也讓被禁錮了數十年之久的“台獨意識”借此登堂入室，再難壓制。
當然，在這其中又不得不提到自李登輝時代起台灣對於“本土意識”的刻意培植與推進，他在自傳中曾言道“我為了說服國民黨大佬，才制訂國家統一綱領。其實目的在於制定三個明確條件，以牽制、遏阻‘統一’的動向。然而，表面上又不能明講。如此，我在任內一一去除、拆解阻礙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繁複機制。而且，這工作必須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狀態下進行，是營運政權的過程中最困難的一件事”。⑨
由此可見，地域意識長期充任社會主流思潮終究是一把雙刃劍，短暫的4年光復後，台灣再次與大陸分隔，長期游離於母體之外而難以互通有無，又使“台灣意識”在兩蔣時期始終難以完全融匯入“中華意識”，此亦是“台灣意識”盤存延續最終向“台獨意識”演進的根本原因。
1、悲情意識的惡意操縱
在“台灣意識”向“台獨意識”的轉變過程中，民進黨與其泛綠聯盟所擅長的“悲情牌”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簡而言之，“悲情意識”就是描述台灣以及台灣人民在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所遭受的苦痛與磨難，並從而喚起台民自行當家做主的意願。
在抱持悲情論的台灣人看來，從1894年甲午戰爭後台灣被清政府“出賣”從而割讓予日本，台灣人做了50年的亡國奴，被迫接受皇民化統治，強制使用日語、日文；好不容易抗戰勝利終得回歸祖國，不及享受當家做主的自豪與回歸祖國的榮耀，就被“2.28事件”潑了一盆冷水，接著又是國共內戰迎來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隨後就是30多年的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專制統治，不斷被灌輸國族主義，宣揚祖國情懷，無論歌謠還是詩文都以思念中國大地、讚揚中華民族的悠久偉大為主，並強制推行國語與國文，反而讓台灣人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認為自己的本土文化與價值受到長久的忽略與壓抑。台灣人常掛在嘴邊的“台灣人歹命”、“蕃薯仔命苦”正是這種“悲情意識”最直觀的一種詮釋。
然而“悲情意識”在數十年後社會高度開放的今天仍然被台灣人掛在嘴邊，日久而彌新則要完全歸功於民進黨的炒作，民進黨從上至下都很明白，只要燃燒悲情，就能獲取民眾的認同並從而得到選票，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每逢選戰則必打悲情牌的原因所在，能打擊“專制壓迫”的競爭對手，又能獲取民眾的認同，何樂而不為？政黨愈強調悲情與本土，民眾就愈激進；而民眾愈激進，政黨在下一次選舉中又勢必要愈加強調悲情與本土，此般扭曲的相互關係其實是一種惡性循環。過度的“悲情意識”不但讓民主精神徹底變調，更給台灣的整體社會帶來了極不利的負面情緒。所以台灣媒體與網絡中滿是負能量，到處充斥著諸如“台灣被矮化”、“台灣被打壓”等極端、畸形的言論。
所以，在我看來，與“民粹”相若，“本土意識”其實是一種極易被煽動、發酵，又極端敏感的社會情緒，而當今的台灣社會顯然已在這種極端社會情緒中迷失自我。
2、本土意識的概念偷換
必須注意的是，“本土意識”的抬頭與“身份認同”的缺失是絕對分不開的，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身份認同”的缺失與迷茫，才造就了“本土意識”的抬頭；而“本土意識”的快速演進又進一步淡化了本已模糊的“身份認同”。方今之台灣政客，言必稱台灣價值、行必法台灣利益，似乎非如此不能彰顯自身之“正確定位”。更重要的是，自李登輝時代起，“台灣意識”一直在被人為賦予諸多的政治意味並最終向“台獨意識”的方向轉變。
2002年1月13日，時任台領導人的陳水扁宣佈在現行“護照”封面加注“TAIWAN”字樣以區別於大陸護照；2006年2月27日，亦是陳水扁在其第二任任期時宣佈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2007年7月21日，陳水扁當局的教育部門再次公佈一項所謂“教科書不當用詞檢核計畫”，將5000多個與“中國”相關的詞彙刪除；可以說民進黨的推進、國民黨的搖擺、媒體的追捧與社會的縱容，正是“台灣意識”從地域化的“本土意識”向地區化的“國家意識”邁進的關鍵所在。短短30年，“中國”與“中華民族”已從蔣經國先生時代的基本認知與標準變成了當今台灣朝野與社會的“過街老鼠”。
而馬英九在2008年以反台獨為口號高票當選領導人，卻在之後的任期內宣揚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第三條路”，同時在糾正“去中國化”該當強硬之時卻又過度懦弱。
早在2010年9月1日，台灣《今日新聞》即曾刊發知名媒體人南方朔先生的評論“現在台灣的最大問題，就是政治領袖‘假冒’的問題十分嚴重，而馬英九就是變色龍。馬在選黨主席時，罵王金平是台獨，因為黨內選舉要靠深藍黨員的支持，罵就表現得非常反台獨；選上黨主席後，大選不能僅靠深藍選民，因此馬又主張台獨是一個選項”，因此他認為“馬英九的主張隨著選民而變化，自己永遠沒有能力，或不敢領導選民，這就是台灣今天的危機”。
由此可見，台灣地區“本土意識”的抬頭已極為嚴重，與顯性的“法理台獨”相較，如此般隱形的“天然台獨”更值得我們警惕。
3、“台灣主體意識”的興起
事實上，自90年代起，兩岸經貿交流迅速展開，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性也與日俱增之時起，李登輝政權為抗拒兩岸經濟體系的融合並預防未來可能的兩岸和平統一，不斷強調台灣的自主性、獨立性與主體性，試圖將“台灣意識”快速向“台獨意識”方向推進，並將之命名為“台灣主體意識”。2000年陳水扁政權執政後，更是通過李登輝組織“台獨”學者以“提升台灣的主體意識，確立對台灣國家的認同”為由編撰“願景．台灣”系列書籍，宗旨就是“提升台灣的主體意識，確立對台灣國家的認同”。其中一本書《台灣主體性的建構》，由李永熾、李喬、莊萬春、郭生玉等撰寫，提出台灣“切離中國，獨自走自己的主體之路”，強調“台灣意識逐漸取代中國意識，成為台灣民意的主流”，“台灣要主體化、一體化，必須‘去外來化’”。同時該書認為1990年後，台灣經過政權的“本土化”、制度的“民主化”，逐漸形成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新制度與新政權，人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新的價值觀，“台灣主體意識”就是這時候萌芽起來的。
台灣經過政權的“本土化”、制度的“民主化”，逐漸形成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新制度與新政權，人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新的價值觀，“本土意識”也就是在這之後開始向“台灣主體意識”的方向發展的。陳水扁在2006年“元旦文告”與“春節講話”中提出，“以台灣為中心的主體意識擺脫了歷史的窠臼與政治的教條，發源於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對自我的認同、土地的情感，以及命運與共的體驗”；“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土地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台灣的主體屬於二千三百萬人民，並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前途只有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
對於所謂“台灣主體意識”，台灣夏潮基金會董事長宋東文將之解讀為“國家認同，在土地上是台澎金馬，或台灣加澎湖，人口2300萬人，視中國大陸為另一有特殊歷史、文化、血緣淵源，與台灣有重要關係的地區或國家，‘外國’或‘敵國’”。他同時認為“台灣主體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但是“台獨意識”的重要基礎，只是可接受“中華民國”為國號。⑩
“台灣主體意識”對台灣的政治認同較“台灣意識”更進一步，更傾向於“獨台”，或維持台灣現狀的獨立，實質就是“獨台意識”，但因沒有明確的“台灣獨立”概念，在島內已獲得普遍的接受。不論是哪個政黨或團體，今天已沒有人否定“台灣主體意識”，而是強調“台灣主體意識”，強調“台灣主體性”，強調“台灣價值”，強調“台灣優先”。可以說，“台灣主體意識”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而這種“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將極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更不利於兩岸在未來的和平統一。
人為製造的族群矛盾
當前2300萬的台灣人口，其民族成分其實並不複雜。相反的，應該說其結構相當單一。98%的人口為歷代遷徙至台的漢民後裔與2%的原住民（即高山族，台當局將其劃分為16支不同的分系）。但由於其人口來源主要為來自大陸的歷代移民，故而早在明清時期，先代移民便為了土地、資源、空間等生產資料而自發結成以宗族或地域鄉情為紐帶的小團體互相爭鬥，不過清中葉以後移民社會趨於定型，台民的省籍、府籍分類意識便逐漸淡薄，這點從台灣割日初期台民全體團結一致而武裝抗日，亦可見其彼時的民族認同依舊優先於省、府籍意識。
不過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同時攜150萬軍民入台後，使原本僅有600萬人的台灣人口結構再次出現了重大變化。台灣人再次被按省籍為依據而劃分為四大族群，當前分別為73%的福佬人（操閩南語的福建移民為主）、13%的外省人（操國語普通話的大陸各省籍人士）、12%的客家人（以客家話為母語的粵東及閩西移民為主）以及2%的原住民⑪。這種人為的籍貫劃分於80年代中後期台灣政治民主化後更趨明顯，從一般移民社會的籍貫融合過程來看，這無疑是不科學的，甚至是歷史倒退的行為。然而這其中確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1945年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接收台灣的行政官員將大陸貪污腐敗的習氣帶入台灣且極為排斥其眼中日本化嚴重的當地台民，分隔50年的兩地文化與習俗的相互衝擊使得台灣社會動盪難平。其後於1947年因查緝私煙而引發的警民矛盾最終徹底引爆“省籍矛盾”，應該說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是自此伊始的。及至1949年國民黨敗退逃台並將其在大陸的統治體系全盤移植台灣，出於對本地居民的不信任，在其黨政軍高層中大幅倚重大陸來台人員。這種流亡政府式的“統治”，以及大陸人士在居住上的隔離（眷村），使得本、外省人士幾成兩個平行的社會。長期在政治與經濟地位上的嚴重落差，逐漸使“本省人”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外省人”的對立面，在兩個社會群體各自認識到彼此在社會、政治與經濟等方面的距離後，台民內部具有鮮明省籍色彩的族群對立意識也就徹底形成而再難磨滅了。
不過，本文提及台灣“族群矛盾”的初衷卻是更著重於台灣80年代中後期政治民主化後，“族群矛盾”被逐漸人為添加的政治意味。作為政黨政治操作的產物，台灣政黨與政客利用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之間所依託的“省籍”力量，利用不同省籍、不同群體對政治、社會的不同態度，在多黨政治體制中以族群動員為手段，來爭取選票，進行政治角逐。所以說，當前台民族群之間的矛盾背後有其極為鮮明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劃分，是圍繞著政治利益分配和爭奪而形成的政治族群。因此在台灣，族群是政黨選舉支持的重要基礎，不同省籍的族群在政黨支持上具有不同的傾向性。一般來說，“本省”的閩南族群大多支持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聯盟（“泛綠”），而“本省”的客家人和“外省”的大陸人士則多支持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聯盟。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台灣的“族群矛盾”已淪為政黨之間操作仇恨與凝聚實力的工具。比如民進黨政客逢選必提的“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即是其利用族群矛盾中的悲情意識來操作選戰的直觀詮釋。可以說，每一次選舉都是一次“族群矛盾”新的放大與固化，久而久之，個體化的事件被凝聚成特定族群的集體記憶，從而使“族群矛盾”愈演愈烈，再難消弭。台有識之士莫不為此痛心，新同盟會即曾在送遞“行政院”的決議文中疾呼“近些年來台灣先後建有‘二二八紀念公園’、‘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二二八紀念館’……，這些建設，除了讓台灣蒙羞，擴大省籍分裂、增加族群仇恨之外，別無任何積極性、建設性意義”。⑫然而就目前看來，“族群矛盾”短期內是不可能會有太大的好轉。
內耗嚴重的政黨惡鬥
台灣主要政黨皆以政黨利益為重，民生經濟為輕，更遑論民族之大義。
2015年2月，由於“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自覺無力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國民黨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黯然請辭。台灣科技大學教授黃丙喜投書《中國時報》，表示閣員請辭事小，經濟再度陷入莫名的虛耗事大。台灣貿易依存度高達126%，可以說出口導向型才是台灣經濟增長理想的模式，然而台灣的自由貿易協定金額僅佔總貿易額7%，與經濟規模、周遭環境相似的韓國的近50%相比，可謂相差不能以道里計。黃丙喜教授直言政黨惡鬥的習氣和逢中必反的怪風才是讓“自由經濟示範區”於“立法院”拖延一年依舊不得通過、最後還迫使主推官員辭職了事的主因。⑬
又以近來媒體熱炒的“九二共識”為例，習近平主席與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蔡英文勝選下屆台灣地區領導人後曾多次公開強調，兩岸穩定與發展的基石即是“九二共識”，除此之外再無他途，然而蔡英文對此僅以“九二精神”的名詞含糊應對之。泰半島內媒體臆測其將試圖以“一中憲法”定義“九二精神”並試圖以此獲取大陸諒解，這亦是其最近公開透過媒體要求大陸釋放更多善意的初衷之一。
此般政黨利益為先、民生經濟為輕的實例不勝枚舉，再以“服貿事件”為例，海基會前秘書長邱進益先生也曾言及，民進黨自黨魁而下亦為一時之傑，豈會不知“服貿協議”於長遠看對於台灣地區經濟與民生弊大於利？深究其因，無非政黨利益再次作祟。重大政治決策若於國民黨政治時期得以通過，並在馬英九先生任期內使台灣民眾親身感受其利益，則必將對之後民進黨的選舉造勢帶去不小的影響。
台灣《旺報》在2016年1月13日即曾以“陸拚經濟台內鬥，我消彼長”為題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台灣社會與經濟目前最大的問題——政黨惡鬥。文章指出兩岸人均GDP對比，大陸一直在進步，台灣在倒退。最大的原因在於政黨惡鬥，導致台灣經濟停滯。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人均GDP差距近年來持續縮小，2007年尚是大陸的7.1倍，而2013年已僅為3.1倍。這還僅是以全大陸人口為基數的平均值，如果以和台灣人口相當的上海為例，則上海早已經超過台灣。1990年台灣的GDP總值是1700億美元，大陸當時是3878億美元，台灣相當於大陸的43.8%；但是到2014年，台灣的GDP總值是5283億美元，大陸卻已飆升達10兆1681億美元，台灣GDP總值僅佔大陸的5.2%，消長之快，令人驚異。⑭若台灣還是如現在這般陷於政黨惡鬥而無視世界潮流的變化，那麼遲早世界亦會將台灣拋棄。
結語
客觀地說，本土化政策與“本土意識”其實是一種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關係。本土化政策的推動，加快了“本土意識”或“台灣意識”的發展；而“本土意識”又反過來再度強化本土化政策的推行。本土化政策發展到極致，就是後來由民進黨推動的“去中國化”政策與“台灣正名”戰略，要徹底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繫，建構台灣獨立的政權。然而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在表面上徹底背離中國大陸的民進黨背後，早在80年代蔣經國時期國民黨宣揚的“三不”政策並定下“本土化”趨勢的政府施政方向後，台灣與大陸分離傾向已可預判。事實證明，在之後的30年中，本土化發展為台灣化、並繼而再發展為“國家化”的趨勢並未有太大的偏離。
從歷史的角度看，本土化與台灣化發展，有其發展的必然性。首先，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體系是完全從大陸移植到台灣去後由大陸赴台人士集中掌控的，這種少數人的大中央體制不可能長久適合於台灣；其次，從全中國選出的民意機構代表也不可能永遠佔有席位，新陳代謝的發展，不得不在台灣本島進行補選與改選（長達44年不曾變更的“萬年國會”在1990年被迫改選）；同時，國民黨當局長期偏安台灣，宣揚本土（即“復興基地”），對抗大陸，“汙名化”大陸，也就自然形成台灣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體制與政治認同，無形中反而強化了日後的“台灣主體意識”。
也就是說，與許多人想象中“國民黨依舊是中國的國民黨”不同，現實情況是本土化政策與“本土意識”甚至或“台獨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是國民黨政權過去在台灣生存、扎根的必然結果之一，也將是國民黨未來在台灣存續、發展的基礎之一。
故而在“台灣主體意識”已普及化、大眾化的今天，要化解“台灣主體意識”中的台灣主體性與台灣獨立意識，增進“中華意識”或增進祖國意識，可能需要幾十年或者數代人的努力。化解的第一步，是實現兩岸經濟關係的融合發展，建立經濟共同體，增進雙方的共同利益，打破以“台灣為中心”思維，將台灣經濟“大陸化”（中國化）。尤其是打破“台灣命運自主化”的迷思，建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在文化上，消除“去中國化”的政策，弘揚中華文化，建立兩岸共有的中華文明。
註釋
①廖正豪，中國時報2004年10月16日第4版。
②施琅，《恭陳台灣棄留疏》。
③汪毅夫，“地域歷史人群研究：台灣進士”，《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
④鄭鴻生，“台灣的認同問題與世代差異”，《文化縱橫》，2014年2月14日刊。
⑤李登輝，《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大都會文化，2016年出版。
⑥鄭鴻生，《青春之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出版。
⑦“移民署：張安樂是台灣籍 非大陸籍”，台灣中央社，2014年4月2日。
⑧“台灣人國族認同”，聯合報，2016年3月14日A1版。
⑨李登輝，《新．台灣的主張》，遠足文化2015年出版。
⑩宋東文，《“台灣主體意識”對兩岸關係的制約影響與預測》，“第十二次台灣問題論壇”2005年3月。
⑪“台灣族群矛盾與省籍劃分”，陳名實，《福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⑫《新同盟會護憲救國二十年》，附錄二，P213。
⑬《中國時報》，“管爺走了 自貿區繼續擺爛”，時論廣場板塊，2015年2月1日。
⑭《旺報》，“陸拚經濟台內鬥，我消彼長”，焦點新聞板塊，2016年1月13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1月號，總第2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