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現場：兩岸學者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模式

第三屆京台學者共研會現場（中評社　李娜攝）

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曹瑞泰（中評社　李娜攝）

　　中評社北京6月25日電（記者徐夢溪李娜）第三屆京台學者共研會23、34日在京舉行，邀請兩岸學者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題暢所欲言。兩岸學者探討了對“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理解，分析了台灣民主化進程，分享了對推動兩岸融合進程的看法。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台灣政黨政治研究所所長陳星關注與兩岸交流對和平統一的作用。他將兩岸交流劃分為“情感、政策選擇、利益結構”三個層次，認為三者之間，情感是最基本的粘合劑和推進劑；經濟交流推動兩岸政治關係持續向緩和的方向發展；兩岸之間隨著共同利益增加，共同認知和共同情感會得到發展，推動兩岸社會融合，促進兩岸關係發生質的變化。

　　陳星認為，兩岸交流和互動會助推新的情感產生，這種新情感可以取代過去的老情感。交流本身具有自主性，有生命力。在兩岸政治關係無法取得突破的情況下，交流仍然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內生動力，未來也會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和平統一模式下，兩岸的交流與互動一定要經過非常長的過程，因為需要觀念的變化，觀念的變化需要不斷的互動、衝擊來形成。”

　　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副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龐建國主要分析對比了台灣發展經驗與中國大陸發展模式及“中國模式”，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陸與80年代末期以前的台灣在價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上都有著相當豐富的孫中山思想元素，同時，習近平思想中的“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改革方向與孫中山的國家建設理念更加趨同。他表示，海峽兩岸不妨以孫中山思想作為和平發展溝通對話的參考框架，闡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與時俱進的積極意涵，為海峽兩岸的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鋪陳殊途同歸的康莊大道。

　　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重點談及對“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構想。王英津認為，在未來國家統一後的制度架構的設計上，“一國兩制”仍然是大陸最優先的選擇。台灣回歸後的“一國兩制”的模式，可稱為“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大陸將汲取香港模式的經驗，設計台灣模式時更為嚴謹。大陸應聲明，未來的“台灣模式”不等同於“香港模式”。

　　王英津研究認為，台灣模式和香港模式相比，或有四個重大不同。一是政權改造和政治符號的處理。二是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三是軍隊問題。四是海洋管轄權的問題。

　　中興大學國家事務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袁鶴齡在發言中主要分析了雙層賽局對兩岸互動的啟示，他將兩岸談判互動分為上策、中策和下策，上策是兩岸全面交流，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中策是政府不交流，但政府對民間有交流，這需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增加彼此之間更強的連接；或者是政府不交流，民間交流，比如此次京台學者交流這不是政府要我們做的，而是民間交流，完全符合國際談判的主權優勢原則。最差的是下策，即雙方完全不互動。他認為兩岸要建立共識，或者需要有一個共同看法，兩岸之間的談判或者互動才能夠走下去。而唯一的辦法就是擴大共識區間增強，唯有改共識區間增強未來協議才有可能達成，如果沒有增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談判強調的是雙贏，雙贏就有共識空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表示，十九大報告對台方略有五個方面，一是完全統一作為終極目標，二是“一國兩制”作為憲制方略，“一國兩制”都是理性化策略，三是一個中國作為核心底線，四是中華文化作為融合基礎最大公約數，五是同等待遇建構公民認同。他特別談到，“一國兩制”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智慧，但對港澳模式只能有限地借鑒，因為美國遠遠不如葡萄牙、英國的理性，要仔細梳理台灣主權和台灣的職權清單，尤其要吸取原來基本法中國家過度下放主權造成的治理失靈。公民待遇上是一個全面的平等和檢驗，教育文化上必須是中華文化+國家認同，僅僅是文化是不夠的，國際地位上比照香港，但要側重“一帶一路”跟海上絲綢之路的優勢地位。他認為這不僅是台灣經濟獲得二次騰飛的關鍵，也是中國走向海洋的決定性步驟，大陸要與時俱進地思考對台承諾。

　　中國政法大學台灣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馮霞表示，十九大當中提到的“同等待遇”是有法律依據的，現在大陸對台的立法體系非常完備，從憲法到地方立法，有《身份證法》、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等，北京市已經進入到二級立法當中，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於台灣所有的司法文書、判決的認可從來沒有中斷過。她還介紹道《投保法》在財產權、同等待遇、再投資、稅收放寬等方面對台灣同胞的保護，以及31條為台胞台商台生所提供的“同等待遇”，她表示，大陸現在對台灣民眾的態度不是照顧，而是想著把所有都提供給台灣同胞。

　　中國法學會立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熊文釗表示，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序言部分，將“中華民族”概念正式作為一個憲法範疇確立下來，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憲法基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載入憲法是重大“憲法時刻”。他認為，“中華民族”入憲對於形成最為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對於推進“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具有重大意義。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湯紹成注意到中國大陸目前在國際環境上面臨的挑戰，一是最近的中美貿易大戰，二是歐洲28個國家中有27個國家聯合高度批判“一帶一路”。現在歐美針對中國大陸，表面上是科技，內層是科技，核心是價值，他們最大的眼中釘是“中國製造2025”。面對如此挑戰，中華民族該怎麼辦？湯紹成認為，我們受西方影響太大，現在無論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我們應該自己走出一條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路。

　　台灣私立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曹瑞泰表示，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其民主化招牌、乃至“中華民國”招牌均被民進黨等反對勢力挾持，為謀求的“台灣國家建國”鋪路。脫軌的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政黨競爭模式、“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制衡關係、“國會”議事的運作、新聞媒體監督、公民社會的動員形態等，都出現嚴重的變性與扭曲。不僅沒有提升“良好治理”的效能，甚至在某些領域侵蝕治理質量。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資本主義化，原本已有本質上的障礙與瓶頸，若再加上欲借憲政民主知名，行背叛國家的反逆謀劃與作為，台灣勢將走到以民主埋葬民主的末路。相對驗證了原本即非完善的民主制度，在國家統一或分裂等的國族問題上無能為力的一面。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孫國祥在發言中談到南北朝鮮領導人會晤對兩岸關係的啟示，他表示自己去韓國開會時了解到兩韓非常羨慕兩岸，因為兩岸互動非常緊密、熱絡。台海兩岸是由下而上，民間互動熱絡，兩韓相對則是“由上而下”，社會中下層交流不足。隨著台海實力差距不斷擴大，台海兩岸關係與兩韓關係類比性也不斷下降，但是孫國祥談到仍希望建構起有上有下的互動模式。

　　嘉南藥理大學國際長餘元傑注意到，今年開始有大量的台灣同學往大陸移動，這是學生和家有意識對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的直接反映。他認為，目前惠台31條如火如荼，但有些台灣群體沒有顧及到，比如台灣大學生的就業階段，一些島內經濟條件不足夠的學生，還有來到大陸後，無法適應大陸競爭的台青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