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評社編委束沐（中評社 盧哲攝）
4月17日上午中評智庫基金會在香港總部舉辦思想者論壇（中評社 盧哲攝）
中評社香港4月24日電（中評社報導組）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評社編委束沐日前在主題為“習近平‘習馬會’重要涉台論述解讀”的思想者論壇上表示，北京“習馬會”最重大的理論意義在於：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豐富兩岸關係與國家統一理論，回答了長期以來困擾兩岸關係發展和對台工作的一些理論困惑和認識問題，不僅從中華文明五千年積累的歷史規律和歷史智慧中尋求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向和方案，也從真正意義上將對台工作論述完全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思想理論體系之中。
“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理順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史觀問題”
束沐認為，長期以來，兩岸關係形成了三種史觀，進而形成三套話語體系、政治論述、政策實踐：
第一，內戰史觀。以國共關係為重心和主軸；訴諸對象是1949年之後隨國民黨遷台的群體，重點是解決內戰遺留問題、結束敵對狀態，給國民黨統治集團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重點做國民黨上層工作。
第二，反帝史觀。以反對外部勢力侵佔、殖民統治與控制台灣為主軸；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起，“台獨”勢力先後在日本、美國帝國主義庇護和豢養之下醞釀、孕育、產生和發展；政策措施體現為反分裂、反干涉鬥爭。
第三，文化史觀。以兩岸共同傳承中華文化為主軸；訴諸對象是全體台灣民眾，尤其是閩南、客家文化浸潤下的“本省人”群體；具體政策體現為兩岸民間、文化、教育領域交流合作。
他認為，兩岸恢復交流互動30多年來，上述三套史觀及衍生的論述、政策基本上屬於三者並行、強弱有序的關係，但常常遇到“講不通、理不順、說不清”的問題。而北京“習馬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四點意見，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的高度，並基於十八大以來對台工作實踐經驗，建構了“融合史觀”，這一史觀對上述三個史觀具有統御、貫通、整合的重大作用。
他表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理論體系，恰恰是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論述之中，一步步積累提煉、發展深化、創新升華而來：習近平總書記率先提出“兩岸一家親”，其後發展為“中華民族一家親”理論；率先提出“兩岸命運共同體”，其後發展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率先提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其後發展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理論。
束沐認為，如果說總書記的“1·2”重要講話，是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綱領和政治主張，那麼北京“習馬會”的四點意見，則是習近平文化思想對國家統一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主要有三點核心意義：
一是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框架之下，深入思考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基礎、文化基礎、思想基礎之間的關係。二是從中華民族綿長福祉的脈絡之下，深入思考兩岸各領域、各階層、各界別交流交往、交融交心的方法論與路線圖。三是從“大一統”與“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歷史觀視域之下，深入思考兩岸關係現狀以及統一後“兩制台灣方案”。
“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回答了兩岸關係的七個難點和問題
束沐介紹，今年初《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材正式出版發行，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理論化的重大里程碑，核心是明確了“中華民族”定義：中華民族是中華大地各類人群浸潤數千年中華文明，經歷長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人們共同體；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大陸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台灣同胞以及海外僑胞。
他表示，基於上述定義，試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與兩岸關係的七個難點問題展開理論對話：
第一，回答了“何為台獨”的定義問題。“台獨”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最大威脅，但具體“何為台獨”，《反分裂國家法》只是從法律層面定義。基於中華民族的定義，否定台灣同胞擁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或否定台灣同胞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就是“台獨”。
第二，回答了“中華民國”的定性問題。中華民族認同是團結兩岸同胞的最大公約數，從島內現實來看，“中華民族認同”與“中華民國認同”具有兼容性，那些認為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一分子的台灣同胞，現階段即便仍具有“中華民國認同”，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第三，回答了如何與“非藍”交往的問題。只要認同自己屬於中華民族，認同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佔台灣六成的“非綠”固然是大陸交往、團結的對象，同樣佔台灣六成的“非藍”中，除了極少數數典忘祖的“台獨”分裂分子，即便對大陸存在各種各樣的誤解和疑懼，但大多數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分子。
第四，回答了如何支持、團結、爭取島內民眾的問題。包括：堅定支持愛國統一力量、廣泛團結愛國反“獨”力量、努力爭取中華認同力量、積極轉化“台獨”認同力量、堅決打擊頑固“台獨”分裂力量。
第五，回答了如何防範和化解“台獨”風險的問題。首先是“法律規制”，即針對頑固“台獨”分裂犯罪分子予以制裁，這是依法正義之舉，其次是“政治規制”，即動員島內同胞通過政治體制、社會輿論、群眾運動對“台獨”展開有理有力有節的鬥爭，再次是“文化規制”，通過教育引導等方式糾正“台獨”錯誤思想，重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第六，回答了解決台灣問題是否有時間壓力的問題。1949年至今，台灣問題已經形成75年，但兩岸骨肉隔絕的悲劇可以從1896年乙未割台開始追溯，從五千年中華民族歷史長河與中華文明繁衍傳承的維度來看，台灣當局只是一個地方割據政權，只是以千年歷史的一瞬，解決台灣問題的本質是如何體現“多元一統”的大歷史觀，尊重台灣地區的“多元”、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大一統”。
第七，回答了如何實現兩岸心靈契合的問題。文化認同是根本、民族認同是基礎、政治認同是結果。兩岸首先要通過交流交往交融，基於共同的中華文化基因，鞏固共同的中華文化認同，再以中華文化作為最大公約數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終升華為維護國家統一、追求民族復興的政治認知，形成兩岸同胞心靈高度契合。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指導下思考5·20後兩岸關係機遇與風險
束沐分析，從短期看，在5·20賴清德即將開始四年任期的背景下，北京“習馬會”上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對兩岸關係、對台工作的指導意義，主要可以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只要民進黨當局認同兩岸同屬中華民族、承諾不分裂國家，兩岸有望逐步恢復良性互動。近來，島內輿論和政壇對賴清德兩岸論述提出不少建議，包括調整“逢中必反”、認同“兩岸同源”等，其中一些聲音來自綠營內部。在“朝小野大”新政局下，民進黨幾乎沒有能力搞“法理台獨”，賴清德也在勝選時重申“憲政體制”，既然如此，如果民進黨就兩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種做出積極表述，就可以符合北京“習馬會”上提出的兩岸最大公約數：共同的民族與文化認同。
第二，在“兩岸一家人”的認同基礎上，大陸與島內各黨派、各階層人士交往都不存在任何障礙，懷有最大善意。藍營長期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維護兩岸和平發展行穩致遠的重要力量；民眾黨雖然對九二共識存在偏頗認知，但也認同兩岸同文同種、不奉行“台獨”分裂路線，柯文哲在回應“習馬會”時重申“對話比對抗好、交流比斷流好、一家親被一家仇好”，再次確認了對“兩岸一家親”的認知。只要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大陸都願意和島內各界多交往、多接觸，增進互信、化解矛盾。
第三，“文化台獨”是對台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大威脅，需將其嚴重性提升至與“法理台獨”同等地位。在主客觀形勢限制之下，民進黨不敢、不能、也不想在短期內推動“法理台獨”，但賴清德作為“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如果否認“兩岸一家人”、同屬中華民族的基礎，必然大肆利用民進黨手中殘存的行政權力在島內推動“去中國化”和“文化台獨”。
第四，充分利用“閩台親上親”的得天獨厚優勢與資源，以“廈金（福馬）共同體”建設為牽引，增進兩岸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緊緊團結金馬鄉親、走出“2·14事件”陰影，讓廈金、福馬同城化不再只是單方面政策推動，而是雙方面的共同努力，力爭在5年內，讓廈金、福馬同城化在基建、經貿、文教、公共服務領域拿出一批過得硬、有口碑、示範性強的成績，真正造福閩台民眾，並讓越來越多島內同胞心嚮往之。
束沐最後說，從此次馬英九率台灣青年的第二次大陸之行，可以看到：延綿不斷的中華文明，台灣同胞是書寫者、開創者、貢獻者；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中華現代文明新形態，新質生產力是兩岸交流合作新動力；在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基礎上，大陸方面願繼續尊重、包容台灣同胞的觀念和意願。所有為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做出貢獻的台灣同胞，一定會記載在中華民族歷史的功勞簿上！
此次論壇由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主持；評論員有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長、高級研究員、中國評論通訊社總編輯羅祥喜，中評智庫基金會副執行長、高級研究員、中國評論通訊社常務副總編輯陳耀桂，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國評論通訊社助理總編輯郭至君，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國評論通訊社助理總編輯林艷，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國評論通訊社編輯委員束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