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客在河北省塞罕壩國家森林公園七星湖景區游玩。2017年12月5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宣布，中國塞罕壩林場建設者獲得2017年聯合國環保最高榮譽——“地球衛士獎”。（新華社）
中評社香港11月30日電／北京治理霧霾初見成效，為什麼印度無法效仿？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1月23日報道稱，十年前，亞洲兩個最大國家的首都都有著糟糕的天空。從那以後，其中一個城市取得了重大改善。
2013年，在中國政府宣布向污染開戰後，北京推進了一項歷時數年的空氣淨化計劃。當局整改污染超標工廠，禁止老舊車輛上路，并且從煤炭轉向天然氣。雖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北京官員表示，與開始行動時相比，該市現在每年有超過100天的空氣是幹淨的。
但在另一個城市新德裡，今年秋天的空氣一如既往的污濁。空氣污染季節的到來給這座城市帶來了數周的霧霾，促使官員暫停卡車通行，關閉學校，并要求人們在家工作。仍然冒險出門的人戴著口罩咳嗽，揉著眼睛。空氣在舌尖上留下苦味。
每年，因為數百萬輛汽車產生污染、周圍農場焚燒秸秆以及農村家庭使用明火取暖和烹飪，德裡地區的空氣都會變得刺鼻。每年，居民們都在問為何什麼都沒有改變。
總體而言，雖然中國在國際環境績效指標上排名仍然較低，但在北京的污染問題上，中國政府一心一意地解決了它，政府迅速采取了協調一致的行動，以應對公衆的不滿。
專家說，印度既缺乏解決這一問題的政治決心，也缺乏公衆壓力。在這個仍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的國家，選民們有更緊迫的擔憂。政治人士往往會利用危機攻擊對手，而不是尋求解決方案。
“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政治意願和各機構之間的協調有關。”新德裡科學和環境中心的數據專家阿維卡爾•索姆萬什說。
“內鬥，”他哀嘆道，“一直就沒停過。”
在中國，當中央政府優先考慮一項計劃時，地方政府就會行動起來。英國伯明翰大學大氣科學教授時宗波說，北京的污染問題就是這種情況，首都會與地方官員和周邊城市通力合作。
時宗波說，在印度，地方政府由多個黨派掌控，協調工作“非常複雜”。在缺乏政治意願的情況下，經濟利益占上風；德裡周圍的地區主要是農民和藍領工人的居住地，他們通常把緊迫的經濟需求置於環境之前。
印度的富裕程度遠不如已經享受了40多年快速增長的中國，因此德裡無法在環境治理方面投入那麼多。去年，印度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300美元，而中國為1.25萬美元。
“要犧牲金錢換來好環境是很困難的——基本上勝出的會是金錢，”芝加哥大學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長麥可•格林史東說，“這兩個目標相互衝突：減少空氣污染和發展經濟。”
印度領導人缺乏彌合分歧的動力，部分原因是清潔天空在選民的優先事項中排名較低。盡管衆所周知，空氣污染造成的印度死亡人數超過其他任何風險因素，但在2019年大選前的一項全國調查中，選民將空氣質量排在他們最緊迫關注的第17位，遠遠落後於就業、醫療保健和基礎設施。只有約12%的受訪者將空氣污染列為首要任務。
當中國針對自己的污染問題采取行動時，它經歷了一場潛伏了幾十年的危機。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了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非凡崛起。但它依賴能源密集型重工業來推動經濟增長，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
2013年，中國發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開始發布重要的空氣質量數據，并公開對污染問題發出警告。
作為國家計劃的一部分，要求京津冀地區細顆粒物濃度下降25%。專家表示，中國隨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緊一些工廠的工業排放標准，將其他落後的工廠淘汰或升級，改造工業鍋爐，將許多戶家庭的電力來源從煤炭轉向天然氣等。
研究人員發現這種政策奏效了。從2013年到2017年，北京大氣中被稱為PM2.5的危險細顆粒物濃度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