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在去年兩會期間於人民大會堂前留念
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美國期間與美國參議院臨時議長哈奇合影（左二為李義虎）
兩會期間由國務院新聞辦安排與中外記者見面，左二為李義虎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在往屆兩會期間出席廣東團全體會議
中評社北京2月25日電（記者 海涵）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採訪，就“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相關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作為國內研究“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領軍人物，李義虎已出版《“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一書，並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其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或台灣方案的學術觀點和理論論述在海峽兩岸引起高度關注。近來，在習近平總書記發表“1.2講話”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後，《“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也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台灣學界和出版單位因看重其研究價值已準備在島內出版該書的繁體字版。在此次的兩會系列專訪中，李義虎從對台學者和全國人大代表的雙重身份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李義虎認為，從40年來兩岸關係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看，特別是從十八大以來對台政策論述的發展創新看，“一國兩制”構想由鄧小平首先提出、也已由習近平大力發展。“一國兩制”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習近平新時代十四個基本方略之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和平統一的最佳方式，是非常務實的、有創意的主張，一旦納入兩岸關係實踐將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其實，大陸方面早就應該向台灣方面講清楚的是，“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是40年來大陸向台灣做出的兩次重大讓步，而不是什麼“統戰陰謀”、“語意陷阱”，因為它們都表現了大陸方面的誠意善意，主要目的是求同存異，求同化異，繞開一些歷史客觀障礙和人們主觀上暫時難於解開的困結，以順利推進兩岸關係發展、最後在和平談判的進程中實現國家統一。最近，在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強調“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這是給兩岸學術界、政策研究界提出的重大課題，也是給兩岸民眾和各界人士提出的重大課題，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重要發展、重要創新。講話發表後，蔡英文當局和民進黨對“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的污名和扭曲則是從側面反映出來在當前兩岸關係態勢之下、在目前島內情勢之下，蔡英文和民進黨當局已經感到大陸對台政策及大陸對台政策進一步調整的壓力，感受到他們在島內政局中的所受到的衝擊。我們要把“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提出歷史背景、論述過程和所具內涵解釋清楚，還其本來歷史面目、還其“和平之善”、“統一之善”的本真。
他表示，習總書記在1月2號講話是一個歷史性講話，其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命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這是一個重大的實然命題。習近平講話的整個重點不是要不要統一，而是如何去統一，即實現統一的方式、路徑、模式及方案。也就是說，對其進行的探索要更多地從實然角度出發，要找到解決之道，而且所尋找的解決之道要有科學性，要有理論厚度，同時又能夠轉化為政策、進入兩岸關係的實踐，以此構建一種解決台灣問題的模式。此外，對“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是開放性的，將面向兩岸各界人士，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進行民主協商，吸收大家智慧，形成“兩制”的台灣方案。
他指出，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兩岸能不能真的和平談判、民主協商，若是能，很多事情好商量，且可能對台灣來講有更加理想的結果。但是如果島內分裂勢力抵制“一國兩制”、拒絕和平談判和民主協商，上述理想結果是否還有就很難預料，也有可能出現萎縮。“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機會之窗，是給台灣提供的歷史機會，機會之窗也不能永遠無限期地敞開。台灣政治人物要有抓住歷史機會的政治判斷和理智認識。
以下為採訪實錄：
中評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佳方式，其優越性體現在哪裡？
李義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是鄧小平最早提出來的。鄧小平當年提出此構想的時候是著眼於台灣問題的解決。在上世紀80年代初，“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被鄧小平列為三大歷史任務之一。但是後來，“一國兩制”的構想卻首先應用於解決港澳問題，並先行實現了港澳的回歸。現在，台灣問題作為國家統一的第三站，已經日益突出地擺在了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並需要加以實際解決。
對於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兩岸同胞要清楚一點，這一構想是有一個參照系的，與之相對應的是毛澤東周恩來時期“解放台灣”的政策（說到底就是“一國一制”）。因此，“一國兩制”構想是著眼於台灣問題自身的複雜性和特殊性、著眼於照顧台灣現實情況，著眼於能夠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而提出的。當時鄧小平有一系列針對“一國兩制”構想的論述，基本上闡釋得很清楚，“一國兩制”的時代背景、基本內涵、大政方針、實踐措施在當時都有表述。1993年國務院台辦和國務院新聞辦聯合發布了中國政府白皮書《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該白皮書中概括了“一國兩制”的基本要點，後被稱為“十六字方針”——即“一個中國、兩制並存、高度自治、和平談判”。以白皮書形式公布的這十六個字，宣示了一些政策要領。
從鄧小平和後來領導人的一些論述，以及1993年白皮書的要點可以看出，“一國兩制”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佳方式，因為它不僅超越了“一國一制”，而且超越了“解放台灣”的政策；因為它不僅適合於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40年中兩岸關係發生變化的一些情況，也適應於台灣內部政治生態變化的情況。“一國兩制”構想具有針對性，是針對台灣現實的。鄧小平同志也曾說，“要和平統一，我們可以要照顧台灣實際，不損害台灣同胞的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講，也照顧台灣當局的處境，滿足他們的一些需求。”總之，“一國兩制”構想非常實際、非常具有有可行性，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非常好的方式。
中評社：針對習近平總書記的“1.2講話”，蔡英文當局及民進黨迅速做出抵制，表示不接受大陸提出的“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對此，您怎麼看？
李義虎：1月2號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提出了新時代的對台政策和國家統一政策，歷史站位很高。仔細解讀習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講話，會發現其中充滿春秋智慧，極富新意和創意，是對“一國兩制”構想的重要發展，適合於在新時代歷史條件下解決台灣問題。
對於習近平總書記1月2號的重要講話，蔡英文及其所代表的民進黨進行抵制，表示不接受“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蔡英文本人在其講話中對“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的關係做了極大的扭曲，她將“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畫了等號，稱“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這是刻意歪曲，是對島內民眾的嚴重誤導。
事實上，“九二共識”是海基會和海協會進行事務性談判的政治基礎，後來經“胡連會”公報宣示而成為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而“一國兩制”則是實現國家統一之後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蔡英文將“九二共識”直接說成是“一國兩制”，顯然是一種負面反應，是刻意對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所做的歪曲和扭曲。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當前兩岸關係態勢之下、在目前島內情勢之下，蔡英文和民進黨當局已經感到大陸對台政策及大陸對台政策進一步調整的壓力，感受到他們在島內政局中所受到的衝擊（九合一選舉的結果是一個顯現）。這也恰恰證明民進黨背負了很多兩岸關係歷史包袱。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在島內民意調查中也是最不受人滿意的一部分，是其施政非常失敗的地方。這說明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中處於很“背”的處境，其兩岸政策不斷倒退，不能適應目前兩岸關係新的情況，所以民進黨做出這種抵制反應，也有其必然性，但這種必然性有山窮水盡、倒行無路的意思。
中評社：“一國兩制”為何會在島內被污名化？應該如何為“一國兩制”正名？
李義虎：從李登輝時期到陳水扁時期再到蔡英文時期，“一國兩制”確實在島內處於被污名化的境地。首先是在90年代，李登輝表示不接受“一國兩制”，甚至污名化和妖魔化“一國兩制”。李登輝最早用兩個字或是三個字對“一國兩制”進行詆毀，即“香港”、“香港化”或者“港澳化”，稱“一國兩制”會使台灣問題“香港化”和“港澳化”，會使台灣矮化到香港那樣的地位。李登輝還稱“一國兩制”將使台灣地區繳兩次稅，污蔑“一國兩制”為“統戰陰謀和語意陷阱”，說“大陸是想以‘一國兩制’為名，將台灣框進去”。這些都是李登輝對“一國兩制”所做的一系列污名化的解讀和歪曲。而事實上，“一國兩制”構想對台灣是很照顧的，不但不會去台灣收稅，反倒會給台灣一些實際的幫助。所謂“中國人幫中國人”，鄧小平說統一後，大陸不僅不派行政人員去台灣，也不向台灣收稅。現在大陸所採取的一系列的惠台措施也證明了“一國兩制”對台灣的益處，大陸方面希望台灣同胞共享大陸發展的成果和紅利。
李登輝和陳水扁二人污名化“一國兩制”，目的是抵制和平統一。島內一些民眾受到這些污名化宣傳的誤導，對“一國兩制”有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也產生了一些抵制情緒。在兩岸之間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即台灣人不了解大陸和大陸對台政策以及“一國兩制”實際內容的情況下，台灣民眾容易被誤導，可能把“一國兩制”曲解成是對政治地位的矮化、利益的剝奪。所以，現在應該為“一國兩制”正名，對其進行正確的解讀和有力度的宣導。
實際上，“一國兩制”對台灣方面有很實際的考慮，會切實照顧台灣同胞的利益，甚至也照顧台灣當局的處境，所以應該把大陸領導人對“一國兩制”的闡述進行正面有力的宣導，讓台灣同胞直接觸摸“一國兩制”，越過信息障礙和島內分裂勢力的政策性誤導看清真正的“一國兩制”。經過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進行討論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民主協商，台灣同胞會了解到、也零距離靠近真實的“一國兩制”。現在處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時期，應該讓台灣同胞對“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有正確的認識（“九二共識”多年來也受到台灣分裂勢力的誤導宣傳和一些藍營人士的不正確的解讀）。要讓台灣民眾了解到，40年以來，大陸曾經向台灣方面做出過兩次重大讓步：一次是提出“一國兩制”，一次是提出“九二共識”。“一國兩制”是針對“一國一制”的，“和平統一”是針對“解放台灣”的，從“解放台灣、一國一制”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對台政策的重要轉變，也是大陸為了成功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而提出的一個十分理智的方案，其中就包含著對台灣方面做出讓步的成分。“九二共識”就是海峽兩岸共同努力實現祖國統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也包含著雙方要互諒互讓、求同存異，既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以國家統一為明確目標，又以戰略模糊處理雙方有爭執的部分。這實際也是大陸在非常靈活地處理台灣問題，其中也有讓步的成分。我們應該讓台灣同胞認識到大陸方面做出的重大讓步，是一種歷史性的善意，是為了順利推進兩岸關係發展、最後和平地實現國家統一的一種讓步。要把“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提出的過程和內涵解釋清楚，要為其正名。
中評社：習近平總書記在“1.2講話”中提出了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您認為，這個“探索”應當如何推進？在此“探索”過程中如何吸納更多台灣同胞的智慧和建議？
李義虎：習近平總書記在1月2號講話關於“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這部分內容被輿論界認為是講話的最大亮點和最新地方，也是40年來最重要的對台政策論述。我認為習總書記提出來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命題——如何去“探索‘兩制’台灣方案”。這是給學術界、理論界、政策研究界提出的一個重大課題，也是給兩岸各界人士提出的一個重大課題。這個命題的提出可以跟當年“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相比擬。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引發了兩岸甚至於海外華人社會對於國家統一模式的廣泛討論，各界人士提出的方案、模式建議大約130多種。當時關於“一國兩制”的討論較為淺顯和散亂，沒有更多的理論支撐，而且很多也不與實踐相結合，換言之，是說多於做，知大於行。但這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所引發的重大討論將是理性的、深層的、系統的，也是有理論支撐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更是知行合一、道器兼備的。
目前來講，大陸對台學術界已經有很多文章、評論和媒體訪談開始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但是目前很多學者更多是從應然的角度去談“兩制”台灣方案，即“兩制”台灣方案應該如何、“兩制“”台灣方案應該具有幾種標準，等等。當然，這樣的探討是需要的。但是，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要旨不是“要不要統一”，而是“如何統一”，其實然性很強，要注意到這個特點。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就是一個重大的實然命題，對其進行的探索要更多地從實然角度出發，就是找到解決之道，而且所尋找的解決之道要有科學性，要有理論厚度，同時又能夠轉化為政策、進入兩岸關係的實踐，以此構建一種解決台灣問題的模式。
在這個探索過程中，當然要吸收更多台灣同胞的智慧和建議。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部分還提出兩岸要進行民主協商，他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台灣同胞的，照顧到台灣同胞的訴求和需要，吸收他們的建設性意見和建議。因此，對“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是開放性的，將面向兩岸各界人士，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進行民主協商，吸收大家智慧，形成“兩制”的台灣方案。
中評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對於這“三個充分”，您做何解讀？
李義虎：“‘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這是很著名的“三個充分”，是2014年9月份習近平總書記會見台灣統派的一個參訪團時發表談話時談到的。從“三個充分”的論述到“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是連續的理論和政策創新，是“一國兩制”的升級版論述，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發揮。“三個充分”已經體現出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一些基本內涵。我們應該在研究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應當抓住這個方向，切實做到“三個充分”。從某種意義上講，習近平總書記應該是鄧小平之後第一位專門論述“一國兩制”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並非意味著之前領導人未說過“一國兩制”，而是指習近平總書記對“一國兩制”的論述是專門的、系統的、不是一般政策宣示性的，其論述對“一國兩制”有重大發展、賦予了“一國兩制”新的內涵，並且使用的是自己的語言、自身有特色的論述。這次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也是對“一國兩制”的更加具體的發展。
中評社：“一國兩制”的港澳模式是否可以作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借鑒？“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會比港澳模式更加包容嗎？原因何在？
李義虎：“一國兩制”本來是鄧小平為了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後來首先應用於港澳問題的解決。在港澳回歸的實踐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政策、法律和做法，可以被歸納為以“十二字方針”——“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或澳人治澳）”為主的港澳模式。無論是“一國兩制”港澳模式還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都是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之下的，他們有共同性。“一國兩制”港澳模式在前、台灣方案在後，所以“一國兩制”港澳模式可以為台灣方案提供一些借鑒。
但是，借鑒並不意味著台灣方案就是照抄港澳模式，台灣方案還是需要根據台灣問題的特殊性、複雜性和台灣問題所特有的一些成分來構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毫無疑問會比港澳模式更加寬容、寬鬆。鄧小平當年已經提出來，“解決台灣問題可以比香港問題更寬鬆”。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專門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是有針對性的，其中包含著春秋智慧。“兩制”台灣方案肯定有比港澳模式更加寬容的導向、更加寬鬆的內容，有更多具有創意的地方，但這個方案也會吸收香港模式中的一些經驗教訓，避免統一過程中的被動，避免統一後的被動。“兩制”台灣方案將會吸收台灣同胞的意見和智慧，體現兩岸性，如果進入民主協商，將會有更大範圍的討論，會吸收更多方面、更多人士的意見，所以更加包容是毫無疑問的，而這種“包容”恰恰也是為了更加順利地推進台灣問題和平解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
中評社：您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台灣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外事權、防務權、財政權等將會如何？
李義虎：對這些，從鄧小平同志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內的中國歷任領導人都有論述。鄧小平說過，在“一國兩制”之下，台灣有自己相對獨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可以保留軍隊，可以有一定的外事權（商務、文化協定的簽訂）等等。現在，兩岸關係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歷史條件，島內也有了一些新的情況，但更重要的是大陸發展勢頭、民族復興大勢將更多地牽引兩岸關係發展，引領國家統一進程。為了實現和平統一，我們既要給予台灣方面較大的優惠，也不拘泥於80年代、90年代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一些設計。
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兩岸能不能真的和平談判、民主協商，若是能，很多事情好商量，且可能對台灣來講有更加理想的結果。但是如果島內分裂勢力抵制“一國兩制”、拒絕和平談判和民主協商，上述理想結果是否還有就很難預料，也有可能出現萎縮。“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機會之窗，是給台灣提供的歷史機會，機會之窗也不能永遠無限期地敞開。台灣政治人物要有抓住歷史機會的政治判斷和理性認識。對於台灣當局而言，主要是意願的問題，只要願意來談，那麼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雙方和平談判、民主協商，什麼都可以解決；要是沒有這個意願，甚至相反的，去抵觸和平談判，很多事情將很難講。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主要精神在於探索，大家可以去創造、可以提出更多有創意的想法，這是包容性和原則性的統一，只要進入民主協商的過程，很多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東西都可能會出現。
中評社：最後，您認為，啟動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意味著什麼？
李義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大陸對台政策的重大宣示，也是大陸對台政策的創新和發展，將開辟最終解決台灣問題的實際道路，把台灣問題的解決引導到具體的生動的實踐中，將開啟兩岸關係的新時代和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