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通過以後，大家都感到振奮。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怎麼來執行。有三個方面的障礙需要解決。
第一方面的障礙是意識形態的障礙。中國畢竟實行了幾十年蘇聯模式，蘇聯體制在這幾代人中間影響非常深遠，雖然我們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說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現在一講起社會主義等等，往往又是蘇聯式的那套東西。當然，改革以來，這方面的障礙在逐步減弱。
第二方面的障礙是特殊既得利益群體的障礙。我沒有用既得利益這個詞，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種既得利益會阻礙進一步改革，就是利用權力謀取利益。因為原來的體制存在缺點，所以尋租的力量就很大。特別是這些年這些力量還壯大了。那麼進一步市場化和法治化都會觸及他們的利益。像股市IPO的這套制度，就會觸及一些能夠通過審批得到好處的人。
第三方面的障礙就是舊體制所造成的實際困難可能會阻礙改革。比如銀行過去靠低存款、高貸款利率來維持，如果存款利率提高，銀行就會受到衝擊，還有對於那些能夠很容易拿到銀行貸款的國有企業也會受到衝擊。當然，這些衝擊不一定是當下所造成的，但這是一種實際的困難，會使得我們不敢快速地推進銀行業改革。此外，過去我們還積累了很多其他問題，要推進改革，會不會引發經濟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如何防範這種風險，都很現實。
《中國經濟周刊》：您曾說“中國股市還不如賭場”，您認為應如何推進股市的改革？
吳敬璉：股市紅利沒有惠及全民，小投資者虧損嚴重，證券市場有太多的尋租腐敗空間。我們的股市不正常，要推進改革。大家都沒有信心了，解決的方法就是要市場規範化。證券市場有些部門權力實在太大了。股市要正常化，監管部門、證券公司以及媒體，都需要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2014年最容易見效的改革措施是什麼？
吳敬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把現代市場體系盡快完善起來。著重是要堅持黨的十五大的方向不要變。（編者注：1997年，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比如對國企改革有三條，第一條還是要回到十五大決定的方針。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是重申了十五大的方針。第二條是要解決“僵屍企業”的問題。有相當一批負債率相當高的企業就是靠補貼活著。賺錢的國企數量不多，很多國企還是靠補貼生存。第三條是所謂競爭政策，對反壟斷立法的執法，要平等對待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不能讓國企更“優越”，要靠平等競爭讓市場來決定。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2014年的宏觀經濟會如何？會出現通縮嗎？
吳敬璉：現在處於兩難的狀態，目前貨幣發行量太大了，時間錯配、部門錯配，甚至出現錢荒。於是有兩種決策可能性，一種是繼續印票子，那麼就會加劇房地產泡沫等等，可能會在超過臨界點後出現泡沫破裂；另一種是採取收縮政策，那麼經濟可能會出現衰退。所以要把短期措施和長期措施結合起來做。
今年我想中國整個經濟運行形勢還是有很大壓力的。多年來中國經濟積累了很多問題。其實就和污染是一樣的，開始的時候不覺得，還有人覺得是杞人憂天，但是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就非常難辦。
十八屆三中全會給我們一個希望，就是這些問題非解決不可，而且要下決心解決。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時間，要在這時期內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應該說中央、央行、財政部還是很有能力的，像東亞的其他國家到了我們這種程度的話大多出事兒了，但是我們沒有出事兒。而且如果我們的改革推進得好的話，我們就能釜底抽薪，通過提高經濟效率把問題消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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