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兩會領導人從“汪辜會”到“陳江會”再到今天的“陳林會”，其位階層級大體定位在部級層面，雖然每次兩會協商雙方均會帶領各相關機構人員出席，但鑒於兩會與各具體負責執行機構是平級關係，勢必影響或降低其執行力。
另一方面，基於兩會的“白手套”屬性，其很大程度上只是起到決策層的“傳話人”作用，只能就授權範圍內既定事項開展協商。一旦涉及帶有敏感性的政治、軍事議題，其“權變不足”之弊端必然外顯。
第三，既然是“白手套”，再怎樣質地優良，無論是感官、力度和溫度傳遞與雙手零距離相握都不可同日而語。剛剛過去的2013年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期間，兩岸交流專職機構負責人首次實現會面並彼此以職務相稱，這是擴大兩岸交流的新突破，能否衍生為兩岸交流的常態有待觀察，而且即使實現了兩岸交流專職機構負責人的定期直接會面和互訪，也只是從“粗布”白手套換作“針絲”白手套而已，與最高決策層和相關職能部門定期直接會面不可同日而語。
為此，以國家基本法形式將兩岸交流所適用“稱謂”規範化，規定兩岸領導人應實現定期會面，並彼此以對方職務相稱（分別稱主席、總統、總理、院長等）。為切實防止利用兩岸交流製造國內場域“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國家基本法可以嚴格規範“稱謂”適用場合，並就其政治意涵做出限定：兩岸交往中的任何口頭稱呼以及為此形成的書面文件凡涉及帶有國家象徵的“稱謂”僅基於方便兩岸交流之目的，不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基本事實。為便於區分，往來書面文件中應分別在相應稱謂前增加“（大陸）”、“（台灣）”字樣。
（三）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就國際場域兩岸對外關係和諧共生做出制度性安排
兩岸分立局面形成以後，六十多年來兩岸國際場合的“外交鬥爭”從來就沒有完全停止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兩岸處於“漢賊不兩立”的對立狀態，民眾對兩岸互為攻守的對外關係傷痛感知並不明顯，但在兩岸關係解凍之後彼此往來日益密切，交叉感染之痛如前所述在此不贅。如何在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有效和諧兩岸對外關係，既是台灣方面的重大關切，更是未來兩岸必須突破的戰略瓶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