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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與現場聽衆的合影（中評社 黃博寧攝） |
現在談第二個問題，日本漢文學在日本本土的衰退與“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轉”。
1980年3月，台北中正書局出版日本學者緒方惟精的《日本漢文學》中譯初版本，緒方惟精在書中指出，日本漢文學的歷史從漢文傳入、漢學（包括漢文學）興起到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已有1600年的歷史，然而，“甲午一役，日本戰勝了老大國清朝，喪失了過去長時間對中國文化所抱的尊敬之念，日本的漢文學便陡告衰退”。
1988年，中日關係專家汪向榮的《日本教習》一書由三聯書店出版，書中《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轉》謂：“向來被中國目為蕞爾小邦的日本，竟然這一次走在中國前面，一舉而戰勝了老大帝國，再舉而擊敗當時誇稱世界列強之一的沙俄。這時候才使保守、頑固的中國統治者大吃一驚，中國儘管有優秀的文化傳統，地大物博的自然條件，但在近代文化面前，這些特惠起不了大作用，日本反而走在中國前面，使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不得不轉向日本來學習，吸收了”。
甲午之役以後，日本漢文學的衰退是人所共見的事實，“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轉”則是人所共言的話題。然而，必須指出：
第一，日本漢文學的衰退是日本漢文學界的悲哀，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是日本國民劣根性的暴露，其背後從尚文到黷武的社會風氣的轉變則是日本民眾的災難。
第二，“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轉”是日本的強權政治使然，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漢文學乃至日本文化品質或水準的提升，恰恰相反，屬於日本文化的日本漢文學“陡告衰退”，整個日本文化的品質也劣質化。
第三，日本漢文學的衰敗是就日本本土而言的情況。
現在談第三個問題，甲午之役以後日本漢文學在台灣的延伸。
依據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大批日本官吏非法入住台灣。出於政治的考量，派遣入台的日本官吏中有相當部分熟悉漢語漢文，並且不乏有水平的日本漢文學家。他們在台灣，頻繁地開展結社聯吟，即具有集體活動性質的漢文學創作活動。如，1897年日本漢文學家加藤雲窗、水陸大野等10餘人組織玉山吟社；1898年，兒玉源太郎在“台灣總督”任上發起“南菜園唱和”；同年“台北知事”村上談堂發起“江瀕軒唱和”；1904年，後藤新平發起“全台征詩”；1921年，四健治郎發起“東門官邸唱和”，1924年內田嘉吉在全島征集《新年言志》；1927年，上山滿之進發起“東閣唱和”；1930年，久保天隨設立南雅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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