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東亞峰會模式，即建立以東亞峰會為核心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在2011年美國加入峰會之後，以日韓澳新的同盟關係為基礎，逐步掌握了峰會的議程設置權，通過各種方式提升其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行動能力。該模式是域外國家主導亞太安全議程的主要方式。
三、中美共治模式，即以中美兩國在安全領域的協調與合作為基礎，共同為亞洲安全體系建設提供頂層設計。在中美形成廣泛共識的基礎上，建立區域內大國協調機制，並且在尊重中小國家平等權利和地位的基礎上建構新的制度化安全體系。其建設的關鍵在於在中美在新型大國關係的基礎上實現地區安全領域的“共治”局面。
四、亞信會議模式，即以亞信會議機制為核心，充分發揮上海合作組織在地區安全領域的作用，建立由亞洲大陸國家主導的地區安全體系。該模式將充分運用亞信會議機制所提供的泛亞安全基礎性框架，實現由亞洲國家管理亞洲安全的歷史性目標。在該模式中，中國所提出的亞洲新安全觀將扮演重要角色，充分結合大國作用與中小國家訴求，建立新型集體安全體系。
五、次區域協調模式。該模式的基本構想是承認當前亞太空間的分散化狀態，且認定建立跨區域安全機制的目標難以實現的情況下，盡可能推動在不同次區域空間中建立小範圍的安全合作機制，以應對不斷出現的具體安全問題。在相關次區域機制穩定之後，逐步建立各次區域機制之間的聯繫，形成網絡化的機制結構。
六、東盟主導模式，即由東盟主導亞太安全議程的“小馬拉大車”模式。隨著近年來地區大國戰略競爭加劇，東盟在安全領域的空間迅速縮小，大量新安全問題的解決難度逐漸超過東盟的能力範圍，該模式的發展潛力已接近極限。
中美互動構建安全基本框架
複雜的地區安全局勢對新的亞太安全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來的亞太安全架構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方面的條件：第一，有能力處理殘餘的冷戰結構，使之不再成為地區安全的威脅；第二，能夠有效協調與安置亞太地區大國的戰略利益，並為地區中小國家所接受和認同；第三，能夠為亞太地區安全領域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有效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對亞太國家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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