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美關係角度看，自2010年以來，東升西降、中升美降的權力走向進一步加強，中美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由於雙向經濟互賴和軍費縮減，美國在加大正面軍事預防同時，更多借助周邊國家聯盟與夥伴網絡圍堵、積極插手中國國內與周邊危機牽制中國的意圖明顯。
從權力轉移角度看，中美實力接近使得中美進入衝突的高危期，美可能實行預防性打擊，而中方也可能搞先發制人襲擊。但是，受經濟關係相互依存影響，特別是核恐怖平衡制約，中美鬥爭與較量將更多表現為雙方的直接危機和通過第三方的間接危機博弈。對中國而言，要想實現和平崛起，也必須要邁過與美關係中的重大安全危機的坎兒。
總的來看，中國具有對危機脆弱的“敏感性體質”，同時又有美國這一外力的作用，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危機多發國家。換句話說，危機多發連發並發將是我國國家安全的長期趨勢，美國是危機高發的重要推手，中美危機博弈是中美戰略博弈的重要形式。中國無論是和平崛起，還是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都需要管控好對美關係中的重大安全危機。
如何管理中美安全危機——一個嘗試性的思路
根據不同的視角，中美安全危機可以劃分不同種類。從危機結構上看，中美關係危機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雙邊關係危機。又分為兩種，一種是由權力鬥爭引發的，如三次台海危機、六四事件後的危機；另一種是偶發性危機，如炸館和撞機事件；第二類是由第三方引發的危機，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後兩種危機都是依附於第一類危機上的。從危機意圖和動因看，分為三類：派生性危機、邊緣政策危機和敵意合理化危機。從利益一致性看，也有三類：衝突性危機（台海危機）、合作性危機（非傳統安全危機），以及雜合性危機或混合性危機，如朝核危機。
從本質上講，中美安全危機，既是現實利益的碰撞，也是思想觀念的衝突。破解的理論思路是：以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路徑為基礎，根據歷史上我對美安全危機管理的經驗教訓，結合習主席系列戰略思想和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精神，綜合研究中美安全危機管理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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