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增長恐慌”可能引發的是經濟從極端狀況的回歸。此前美國經濟經歷了V性經濟復甦，出現大規模和不可持續的超調，現在的經濟放緩很可能是回到疫情前的趨勢。在疫情期間，美聯儲為應對經濟衰退，推行異常低的利率和激增的貨幣供應，將股指推高並屢創新高。2021年年中以來，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急劇攀升，這使得美聯儲取消寬鬆貨幣政策的速度比之前預期的要快得多，股市也因此擠出泡沫，出現回調。美國金融市場和資產價格本身的過度積纍擠出，特別是依靠負實際利率來支持高估值但又無利可圖的企業，將受到美聯儲貨幣緊縮政策的影響。但是由於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金融監管整體加強，迫使大型金融公司持有更多資本和更具流動性資產，整個體系不像金融危機前那樣杠杆化。在美國金融監管和金融韌性加強的背景下，這些回調可能通過私人資本併購解決，而產生的系統性痛苦較小，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市場正在從一種極端狀態回歸常態。
長期看，美國經濟增長潛力確實受到衝擊，美國經濟將比應有的規模更小、活力更弱。
歷史上，美國經濟衰退的形式有很多。有些經濟衰退是長期而深刻的，比如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失業率高達10%，對經濟影響長達10年；有些經濟衰退是短暫而稍弱的，例如持續八個月的2001年互聯網泡沫；有些經濟衰退是連續衰退的一部分，像20世紀50年到和80年代，衰退接連出現，相隔很短時間；還有的衰退是異常短暫卻異常嚴重的，那就是2020年的疫情衝擊，它與美國歷史上的歷次衰退情況不同，短短兩個月時間異常短暫，卻異常嚴重。美國企業在兩個月中裁員近2200萬人，是大蕭條時期的兩個月裁員人數的14倍。兩年後，它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仍不可小覷，就像巨石落入湖中的漣漪。
疫情衝擊進一步降低了美國經濟增長潛力。疫情過後，美國商業投資下降，並且仍然維持較低水平。相對於疫情前的趨勢，交通設備、機構和研發的商業投資遠低於正常水平。疫情期間固定投資的纍積減少可能使資本存量減少了約0.4%。總體而言，自疫情開始以來的美國纍計商業投資缺口總額約為2400億美元（以2012年環比計算），約占總股本的0.4%。潛在的勞動力水平也可能因為移民減少和死亡率增加共同導致人口增長放緩。綜合起來，這些因素可能使潛在產出減少了約0.7%。預計這種下降將使經濟總體勞動生產率水平和潛在GDP水平下降約0.1%。如果這種投資和勞動力投入是永久消失，則經濟中的生產性資本就會減少，從而永久減少產出。疫情事實上還改變了美國經濟中的消費結構。當前美國服務支出仍比疫情前趨勢低2.7%，醫療支出沒有恢復，交通、娛樂和其他服務支出也處於低位。前美聯儲理事拉里·邁耶（LarryMeyer）將此稱為“增長衰退”，由於過去兩年造成的破壞，美國的經濟規模將比應有的規模更小、活力也更弱，即美國可能會長期處於低於其正常潛在增長率（可能低於2%）的增長時期。
2、美國經濟波動的政治後果往往更為嚴重，可能進一步制約經濟增長。
若美國經濟波動最終影響到企業招聘，則可能動搖勞動力市場。若失業率上升兩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大約有300萬美國人失去就業崗位，政治後果可能更加嚴重。由於國內經濟問題，老布什於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敗於比爾·克林頓，謀求連任失敗；2020年疫情衰退讓特朗普連任夢想泡湯。這樣看來，美國經濟溫和的收縮也可能讓困境重重的拜登任期結束。民調機構Civiqs對美國註冊選民進行的每日跟蹤調查顯示，僅剩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對拜登的工作表現表示讚賞，而不滿的比例高達57%。CNN及民意調查公司SSRS進行的民調顯示，在處理經濟問題上，拜登的支持率衹有30%，處理通貨膨脹問題的支持率則更低，衹有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