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文慶（筆名：文磬）
【提要：台灣有“天然獨”，大陸有“天然統”，乃至美國、西方的“特朗普現象”，正說明：輿論、宣傳和教育對觀念的導向作用；正凸顯：網絡時代信息傳播接受方式變革的作用；正可見：人的生活境遇對人的思想意識的影響。美國大選中特朗普至今已獲的成功，恐怕還說明西方民主之“船”“破”了——西方“特朗普”現象，也是西方現行民主制度（用一人一票普選和政黨輪替作為民主唯一標誌）“題中”會生之現象。其實，真理、正確、科學，不是只靠簡單多數，“自然”就可得到。人們值得深思這種種現象和原因，乃至思考“怎麼辦”。】
前日讀到，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在台灣一個座談會上提到“台灣年輕世代的天然獨與中國大陸年輕世代的天然統”，他還同時說到現正在爭取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並認為“特朗普曾說，墨西哥移民都是毒販、竊盜、吸毒。特朗普竟有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與美國總統。這個情形是在1980年代所不可思議。”其同時提到此三者，並分析其中的共同原因。這啟發了筆者，覺得將此三者作某些聯繫、分析、思考，細察其中的同與不同及其緣由，倒是頗有必要。台灣“天然獨”，大陸“天然統”，西方民主中的“船破”（即：“特朗普”英文發音的中文音譯，或可說是“幽默化的中文音譯”吧）現象，這些是值得人們深究其歷史、人心與現代原因等，並應提醒人們認真思考“怎麼辦”。
一、為什麼會有台灣天然獨、大陸天然統與西方民主的“船破”？——是教育宣傳輿論和人們自身生活境遇，在發揮物質基礎的和思想意識上的影響與作用
首先，為什麼會有台灣天然獨、大陸天然統？
正如人們已經感覺到、並為不少學者已經指出的，這是教育和宣傳輿論的影響與作用。讀報章，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分析：從李登輝到民進黨這20年的“去中國化”操作，使台灣一些人的認同趨綠加速。而馬英九當政以來，從一開始就放棄了“終極統一”的論述，政策基調以“不統”打頭，處處隨綠營起舞，兩岸交流中也常流露嚴防死守的心態。讓台灣民眾不免覺得“連國民黨都這樣想，那我還堅持什麼呢”，藍營正統思想的堡壘就此被從內部攻破了。如此，台灣的年輕世代當然可能出現所謂“天然獨”。
而大陸方面，無論是年輕世代還是全體民眾，從小就被如實的告知台灣主權歸屬的歷史、現狀，又怎麼不會“天然統”？
同時，出現台灣天然獨現象，也有許信良先生提到的“年輕世代”的自身生活境遇影響。他說，台灣年輕一代出現天然獨，這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年輕人沒有工作，或是有工作的年輕人，其薪水只有22K。這樣的經濟環境，很容易被政治人物用來作為代罪羔羊。…我認為，天然獨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不是因為討厭大陸，不是反中。年輕人沒有工作，或是有工作的年輕人，薪水只有22K，年輕人的前途茫茫。那麼，年輕人可以怪誰呢？責怪“總統”嗎？馬英九是大家民主投票產生的。所以年輕人責怪一個外面的力量。馬英九執政八年，最得意的是兩岸關係的發展。兩岸關係的發展，就成了代罪羔羊。
或許可以說，這些分析是有其相當道理的。
那麼，又為什麼會有西方民主的“船破”？
看到德國《明鏡》周刊也發出疑問：為何“特朗普們”在西方受追捧？
綜合有關資料，人們可以看到以下一些分析與回答：
近年來，美國社會政治思潮也朝著越來越極端的方向發展。大西洋彼岸的歐洲同樣如此。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借歐洲難民問題發酵之機，四處奔波發表“反穆斯林移民”言論；德國右翼分子製造的暴力案件也在激增，德國司法部稱互聯網上種族主義和排外的煽動性言論泛濫成災；部分中東歐國家由於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無法得到妥善解決，以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為特征的極右思潮在普通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群體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呼應。
如此極端、非理性的一面，何以在西方國家漸成潮流？是西方體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和政治文化出了問題。華盛頓經濟政策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普通工人的報酬明顯落後於生產率的提高，美國經濟增長的成果都集中在社會頂層。有統計顯示，從1973年到2014年，剔除通脹因素後，美國中等收入者收入只增長了8.7%，而同期生產率增加了72.2%，經濟增長受益者，在很大程度上僅局限於高薪人士和富人組成的小團體。與經濟上貧富差距拉大相伴而生的，是西方社會的黨爭與極化，以及西方民眾對選票政治的失望。近年來，美國國會兩黨對峙導致的政府停擺事件，部分歐洲國家因債務危機而瀕臨破產邊緣，這樣的治理混亂案例比比皆是。《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說：“人民開始對成熟民主國家提供稱職治理能力喪失信心。在美國，國會的威望已接近歷史最低水平。在意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其政治制度似乎無法為改革或增長提供土壤，選民開始跟極端主義政黨眉目傳情。”
一句話，西方民主的“船破”現象，與民眾特別是年輕世代自身生活境遇也有關。
也就是說：為什麼會有台灣天然獨、大陸天然統與西方民主的“船破”？——是教育、宣傳、輿論和人們的自身生活境遇，在發揮物質基礎的和思想意識上的影響與作用。
二、網絡時代的信息傳播、接受狀況與台灣天然獨、柯p現象、美國特朗普現象等也有關
在上文提到的許信良的發言中，許先生還指：特朗普可能成為美國總統，他當然會是很糟糕的總統。但因為現在是網路時代，在網路時代，知識菁英就沒有控制權了，沒有影響力了。每個人都可以直接接收訊息、直接表達感受、直接反應想法。在網路時代，人民的直接感受，最為重要。在這樣的情形下，才會有美國特朗普現象、台灣柯P現象。美國與台灣，內部都面臨許多問題。在網路時代，選出特朗普這樣的領袖，是非常有可能的事。
這裡，許先生點出了很多的人們也已經意識到的、近些年世界上出現的若干“現象”的原因之一。其實，這些現象還可以包括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佔中”等等。
的確，當今高科技的網絡時代的信息傳播，已經有了不同於以往的重要新特點：簡易、快速、廣泛、直達。由於每個人都能相當簡易、快速、廣泛的發表意見、接受和贊同意見、影響輿論，這些信息傳播、接受的方式、特點與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現狀相結合，與青少年社會經歷不足、欠成熟且求新、追星，使其更易於受互聯網與新媒體傳播環境左右等其他因素相結合，可以使網絡輿論帶有更多的情緒化與不成熟的成分，且相關情緒能快速發酵，乃至能快速形成“雪崩”局面。
也就是說，網絡時代的信息傳播接受途徑、方式及其形成的信息傳播接受的簡易、快速、廣泛、直達的特點，使得台灣天然獨、“太陽花”運動、柯p現象、美國乃至西方類似的“特朗普現象”乃至香港的“佔中”等等，更可能易於形成、發展，乃至形成一定氣候。
三、西方“特朗普”現象，還因為西方民主制度之“船”“破”了
關於近現代世界上的“民主”，不妨可以一覽有關資料，也看看其在近現代的發展脈絡：
在二戰後相當一段時間，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叫“民主國家”，都高舉民主大旗，因為它們代表了人民主權、大眾政治理想的最終實現。
在當時，西方還沒有發明出用一人一票普選和政黨輪替作為民主唯一標誌這個新學說，也沒有對其進行二元化。二戰後起草《聯合國憲章》以及《世界人權宣言》的那段歷史，見證了當時的情況（可見附注）。
而就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對“民主”的一場“理論戰爭”，人民大學楊光濱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著《讓民主歸位》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面對來勢凶猛的社會主義運動即大眾權利政治，在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中，西方思想界必須轉型，轉而論證自己的制度為什麼就是民主的。
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出現了——熊彼得。在熊彼得那裡，流行幾千年的‘人民主權’即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理論被改造為‘競爭性選舉’；民主就是選民選舉政治家來做決定的過程，而政治家如何做決定、議會如何立法，均不是民主政治的範疇。這樣，熊彼得來了一個簡單的顛倒：傳統的人民主權理論把人民當家作主當作第一位的，而在他那裡，選舉過程是第一位的，人民當家作主是第二位的。經過西方社會科學幾代人的努力，‘熊彼得式民主’在薩托利的《民主新論》那裡得到最完整系統的闡述和肯定，並把‘競爭性選舉’作為類的二分對立，作為劃分有無民主的根本標準，有則是自由民主，無則是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
熊彼得出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是在1942年，薩托利的《民主原理》是1962年，《民主新論》是1987年，正是在這三、四十年的時間裡，經過西方社會科學家幾代人的努力，民主大旗也發生了易幟，美國和西方像變魔術一樣把民主的光環戴到了自己頭上。
但是，從西方社會當前的現實看來，西方民主將人民主權、人民做主，簡單化為票決多數即是“民主”，這種“民主”正在受到其缺陷的“懲罰”。西方“特朗普”現象，還因為西方民主制度用一人一票普選和政黨輪替作為民主唯一標誌而生發。西方“特朗普”現象，也是西方現行民主制度（用一人一票普選和政黨輪替作為民主唯一標誌）“題中”會生之現象。西式民主之“船”，在當今現實之下，更顯現了其的“破漏”之處。西方簡單票決多數、政黨輪替的“民主”模式，正在導致：
————今日美國、西方出現“船破”現象——特朗普現象：在社會財富擁有差距拉大之中處於多數而相對貧瘠的民眾，在用手中的選票表達自己的失望與不滿，使得“特朗普們”在西方受追捧；
————既然是“票決”輪流執政，那為了執政，就有不惜為爭奪選民眼球搞“為了反對而反對”，使得西方社會政壇黨爭日益加劇，導致政府效率低下乃至空轉；
————既然選票多即可上台執政，就實際上確實出現了為爭得選民而遷就民意，導致福利主義並招致國家幾乎破產、敗落的現象；等等。
西方這種民主模式，已經成了其出現以上現象的制度性原因！在這些不爭的事實與“船破”現象面前，西方社會以及對西方民主過於推崇的人們，應該有所醒悟吧？！
其實，真理、正確、科學，不是只靠簡單多數，“自然”就可得到。真理“有時”甚至“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在自然科學領域裡，其實是不爭的事實。
在社會科學領域裡，雖然由於人的利益的干擾，情況大為複雜，但未必不是這樣（當然，並非說眾意、民意可以輕忽）。一個正確、科學、代表人民長遠根本利益的決定、決策，還是應該在認真研究認識此決定、決策對象的客觀規律，認識此“決”後的可能、必然結果之後產生，並應對結果做動態的調控，以達其目標才是。沒有這一點，只以簡單的票決多數為“是”，是完全可能逃不過客觀規律的懲罰的，是完全可能出現尷尬、出錯乃至荒謬的。
縱觀歷史和現實，深思熟慮“民主”的正確、科學、有效的模式，看來並非簡單的多數票決就已經最佳。沒有充分的研究、討論，沒有參與者充分的知情，且不受任何誤導、誘惑（特別是個人或他人的利益誘惑），沒有適當的真正文明選舉的氛圍，只看選票，“多即決”，結果錯、謬，難於避免。
今天的人們，確應該思考：在現代科技、社會經濟發展、網絡時代的當前現實之下，無論西方東方，在教育宣傳、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管理制度（含民主模式）上，該怎樣與時俱進，動態的改革、調整。
附注：二戰後起草《聯合國憲章》以及《世界人權宣言》的那段歷史情況：
那時西方國家唯一的鬥爭武器就是“兩黨或多黨制”，但蘇聯代表為蘇聯制度的辯護理由是：在今日蘇聯，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了，而工人和農民階級可以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很好地照顧自己的利益，所以創建新的政黨在蘇聯沒有正當性。
而反過來，當蘇聯代表提議在《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七條加入“科學發展應當服務於進步、民主和國際和平” ，並將第二十九條中的“民主社會”改為“民主國家”，又遭到了所有西方國家的一致反對，最終遭到否決。因為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民主和民主國家，就是蘇聯和其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代名詞。
所以毫不奇怪，當蘇聯代表想要做出最後努力，在宣言通過之後的聯大全體會議上又提出4項修正案，其中包括“關於人權、公民權和基本自由的規定擴展到非自治領土內的人民”、“每個人表達和散布民主觀點的自由不可剝奪”等內容時，也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否決。
的確，將“每個人表達和散布民主觀點的自由不可剝奪”寫入《世界人權宣言》這樣一個提議，當時就是由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來的。
（選自——子政：《特朗普現象的意識形態原因》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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