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系列“趙作海式”案件的爆出，冤假錯案已不算鮮見的司法現象。對於冤假錯案的“善後”，社會關注更多的聚焦於“國家賠償”，而“法院道歉”始終還沒有引起人們的興趣。當然，這與大家對於道歉的認知有關系。就像網友所說“道歉頂什麼用，不如來點實際的”。
其實，此案中19位賠償請求人已經獲得了人身自由賠償金和精神損害撫慰金，因此，安徽高院并非僅“動動嘴”，也確實“來了點實際的”。不過由此也能看出，在一般人的價值序列中，“經濟賠償”遠遠高於“公開道歉”的意義。那麼，道歉真的可有可無嗎？答案是否定的。道歉的必要性真不一般，這得從兩方面說起。
一者，法院道歉對於案件當事人來說，是一種具有“公證效力”的洗白。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應鬆年認為，道歉可以消除當事人污名化的負面影響，有利於恢複名譽，這不僅是對當事人精神上的安慰，也有利於當事人重新融入社會，融入工作，助力其重拾生活的信心。從這方面來看，道歉的“實際性”并不亞於單純的經濟性補償，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道歉比經濟補償更“實際”，畢竟，法院都向他們道歉了，其他單位組織或個人，還有什麼理由將其拒之門外？
二者，法院道歉有利於為司法公信力築底。辦錯了事情，給受害者道歉是人之常情，但是當做錯事情的是公權力部門時，道歉往往就被習慣性忽視。機關單位的面子大於天，“有損機關形象”的道歉絕不在考慮之列。然而，這是一種錯覺。真誠的道歉，比默不作聲更能贏得公衆信任。要知道，主動擔責不是自曝家醜，而是為政府贏得道義資源，樹立司法權威之必須。
當前，公開道歉、引咎辭職等已是現代法治政府的常態機制。不唯獨冤假錯案，一切的政府失信，決策失誤等行政行為都適用於道歉，尤其是公開的登報道歉。在這裡，說“對不起”不再是一種姿態，不再是依賴人格的良心發現，而是一種制度設施，是一個觸發機制，一旦辦錯了案子，就得道歉。當然，現在看來，道歉還只是一種隨機行為。比如，去年底內蒙古高院院長當面向被錯殺的呼格吉勒圖家屬道歉，就屬於“非法定動作”。同樣，此次安徽高院登報道歉，據說是“聽取律師意見”的結果。
可見，法院的登報道歉提醒我們，社會道義有待於轉化為程序正義。有人說，“只有制度化的道歉才能為反思提供制度性壓力，在更大範圍和更高層面上展現政府的道德、文明水准”，當然，如果有辦案人員“案件終身負責”的配合，這將更有助於道歉制度化的提檔升級。（來源：山東商報 作者：肖明君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