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到這一層，就不至於把專政和法治對立起來了，就不會看成有法治就不用專政，有專政就會破壞法治。說到底，法治與專政並不矛盾。在很多人看來，美國是一個不用專政而專講法治的“理想社會”。其真實情況遠非如此。2012年2月，佛羅裡達州社區協警齊默爾曼僅僅憑著此人不正派的主觀感覺，就前去跟蹤黑人青年馬丁，並在爭執中開槍打死了這位手無寸鐵的黑人。2013年6月，由5名白人和1名西班牙裔女性組成的陪審團在經過2天16小時的審理後認為，沒有充分證據證明齊默爾曼“謀殺”了馬丁，法院最終宣告其無罪。這種審判，難道不是夾雜種族歧視的專政？豈但是專政，而且是極其露骨、極其野蠻的專政！設若警察打死的是華爾街金融寡頭的兒子，法院還會這麼判嗎？我們千萬不能忘卻，法律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超人類的“絕對精神”的體現，而是隸屬於某個階級的一夥人琢磨出來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哪個階級都不會制定對本階級不利的法律。將法律“去人化”、“去階級化”，是歷史上一切剝奪者慣用的伎倆。
有人認為，以往發生的“左”的錯誤從反面證明：在和平年代，要強調法治、淡化專政。其實，以往的錯誤不在於使用了專政手段，而在於錯誤地使用了專政手段。錯誤之一，是把本來可以運用紀律以至思想教育解決的問題武斷地使用了“暴力手段”，而這種手段只有在非常態環境，比如戰爭或政權由於受到嚴重威脅而岌岌可危的時候，才可以使用，也就是不得已而為之。錯誤之二，是用專政手段“專”了不少好同志的“政”。比如河北有一位老同志，叫鄭熙亭。上世紀50年代，他是滄州地區行署專員，因為性情耿直，喜歡發表和堅持自己的見解，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世紀80年代，他以研究王安石和蘇軾的學術成就被高揚同志發現，出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後兼省文化廳廳長）。這位老同志雖經磨難，但是脾氣不改、黨性依舊。比如，他曾多次拒絕來自北京的高幹子女們索要“贊助”的要求。直到現在我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他身邊工作的一位同志告訴我，正當他寫作《蘇軾傳》的時候，辦公室的同志拿著一個批文，請他簽字，說某某領導已經批了，給某某多少贊助。鄭熙亭頭也不抬，一邊寫一邊說道：“去，去，去！什麼高幹子弟，都搞這套，一分也沒有！”如今，這位老同志已80多歲高齡，但對黨的事業依然熱情如火，一直忙於組織、撰寫文章，與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進行堅決的鬥爭。您說，這樣的人能是右派嗎？
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加強法治建設和其他方面的上層建築建設，切實把人民民主專政落到實處，切實保障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權益，而不是用法治來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如果用法治來否定、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就上了“普世價值”的當，那法治就會變味，其結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國際資本和國內買辦占盡便宜，而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吃虧。
（作者：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