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閩台的文化交融不斷加快與深化，開啓了不少具有兩岸性及首創性的文化節、文化論壇、金身巡台、共祭祖廟等各個層面的民俗活動，而且福建十分善用作為台胞祖籍地的優勢，擴大族譜對接、尋根謁祖、懇親聯誼、同名村結對子、兩岸家書研究等系列凸顯宗親鄉情的活動，強化台灣民衆對祖籍地的認同感與向心力。例如，由兩岸信衆共同參與的首屆兩岸清水祖師文化節於2014年1月在福建安溪開幕，台灣信衆參會總人數多達三分之二。〔19〕多年來，台灣信衆均會赴漳州東山祭拜關帝祖廟，該關帝祖廟據稱是台灣一千多座關帝廟的香緣祖廟。2016年10月，東山關帝金身首次起駕赴台，開展環島巡安活動。〔20〕2017年9月湄洲祖廟媽祖神像也前往台灣開展巡游活動，經台北、新北、基隆、桃園、新竹、苗栗、嘉義、雲林、彰化、台中等10個縣市，涵蓋台灣89個宮廟，是歷屆巡游宮廟最多的一次。〔21〕類似的事例還有陳靖姑金身、閩王王審知金身、南安鳳山寺廣澤尊王金身等繞境巡台等，均引發台灣信衆熱烈反響。此外，兩岸民間時常進行信俗資料共同編撰工作，以文字資料的方式將共同的民俗信仰及閩台淵源關係延續傳承。例如，歷經10年編纂，在台中市大甲鎮瀾宮首發的首部《媽祖文化誌》便是由兩岸共同合作編纂的，對包括媽祖文化的傳播、媽祖宮廟與文物史跡、媽祖祭典與民俗、媽祖文學藝術與學術研究、媽祖信仰組織等做了整理和紀錄，讓兩岸民衆更有系統性地瞭解媽祖信仰文化。〔22〕諸如此類的兩岸民俗文化交流的活動在不斷推進當中。在疫情期間，更是變通和創新了兩岸互動的新路徑。諸如舉辦了兩岸綫上祈福活動，將民間信仰與數字科技有機結合，更好地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同時達到凝聚人心、強化認同的正面效益。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不斷推出各種類型的族譜對接、同名村簽約結對子、宗親青少年福建尋根、兩岸民間譜牒文化論壇、傳統文化研習營、文化聯誼會和兩岸共同聯辦的媽祖大型電視晚會等，以及不斷加強與台灣在文化教育和藝術領域進行密切互通，開展諸如“福建文化寶島校園行”“兩岸少數民族青年舞蹈大賽”“非遺文化入島”等活動，邀請台灣木偶戲、劇團到大陸表演等。通過各類型、新形態活動，進一步將閩台文化交流走深走實。在閩台文化連結性較高的基礎之上，不斷探索兩岸文化融合發展新路，開闢新形態融合之道。同時賦予傳統文化以時代新元素，從而提升對台灣年輕一代的吸引力，將他們納入閩台區域文化互動的進程中，培養他們對大陸祖籍地、祖籍文化的瞭解與認同。與此同時，創建了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分別在閩南及閩西各縣市大力保護閩南文化生態及客家文化，吸引台灣民衆赴閩交流與互動。在不斷推進閩台區域文化深度融合的進程中，福建在客觀上已潛移默化地在構建“閩台文化共同體”，同時以此為基礎強化“文化共同體意識”，從而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進程。
二、福建在“兩制”台灣方案探索中的功能角色
在“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過程中，與其一水之隔的福建扮演的角色地位，發揮的角色功能顯然無法忽視。該省與台灣的歷史及現實連結，特殊的地緣地位，在對台政策先行先試、打造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及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等諸多方面均有一定的建樹。不管是對“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還是兩岸統一後的治理實踐，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閩台特殊關係奠定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比較優勢
閩台隔海相望，一衣帶水，因地之相近、民之往來，產生地理上的認知和情感上的互相認同，由於閩台兩地特殊的地理區位關聯，包含著不可分割的政治地理關聯、緊密長期的經濟地緣聯繫、唇齒相依的軍事格局依存關係，以及深刻醇厚的地緣文化同一，所以這個區位關聯，在某種程度上深刻影響著兩地的歷史、當下和未來的發展。〔23〕閩台兩地淵源深厚，從可考的文史資料及文物考古遺跡來看，兩地從新舊石器時代開始便已形成同質性較強的文化圈，台灣不少早期文化類型均發源於福建。從宋元到明清時期，福建先民不斷遷徙至台灣，帶去的不僅有大量的勞動力，還有傳統工藝與族群文化，台灣各類型社會樣態大多移植自福建。獨具有閩台特色的區域文化，成為兩地民衆割捨不斷的精神紐帶和歷史連結。
在建制設省之前，從1684年到1884年長達200年的時間，台灣長期隸屬於福建，全稱為“福建台灣府”。1885年台灣建省之後也與福建維繫著緊密的關係。在名稱及行政權力運作上效仿“甘肅新疆省”的治理模式，稱為“福建台灣省”，同時仍然在教育行政、財政、幕府制度等方面同福建保留了若干行政上的關係，官方的行政區劃和行政設置加深和加重了台灣建省初期閩台之間的關係。〔24〕台籍大陸學者汪毅夫在其撰寫的文章中，引用了1886年6月，奉命籌辦台灣建省事宜的閩浙總督楊昌浚、台灣巡撫劉銘傳在《會奏遵議台灣建省事宜折》的論述，原文再三重申“台灣雖設行省，必須與福建聯成一氣，如‘甘肅新疆’之制，庶可內外相維”的旨意，並指出“閩台本為一省，今雖分疆劃界，仍須唇齒相依，方一可以資臂助，誠應遵旨內外相維，不分珍域，乃能相與有成”。〔25〕從台灣治理實踐的角度來看，在台灣建省之前閩台本為一體，融合發展的廣度及深度顯現出特定歷史階段的顯著特徵。並且在建省後的初期，台灣依舊保有與福建特殊的行政關係。當時雙方如何展開行政權力運作，鞏固對台灣治理的相關做法及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可為如今探索台灣方案提供啓發。
1945年台灣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重新回歸華夏版圖，閩台兩地被侵略勢力弱化的連結關係得到了較大程度的補強。在台灣接收過程中，福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建後的台灣行政和公共事業系統，也深深地留下了福建的印記。〔26〕在臨近光復前，福建已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當年的行政體系中，福建省公權力機構已高度關注並著手研議協助台灣復省及社會重建等相關工作，涵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幹部人才儲備等各個方面。其中，不少準備投入台灣參與社會秩序維護的員警在福建長汀、三元等地培訓，超過7成為閩籍人員。在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個層面的重建過程中，福建發揮著重要而特殊的作用。閩台兩地互動掀起了一輪高潮，社會融合發展得到跨越式的推進，經濟社會連結進一步強化。可以說，在台灣社會重建及“再中國化”進程中，福建扮演的角色功能積極且正面，極大地助力修復日本殖民統治給島內造成的衝擊與創傷。福建除了大量人員參與台灣社會重建與修復外，閩台兩地人員交流、互通有無、互助賑濟成為階段性新常態，有力地再次強化兩地的連結。不管是歷史上的閩台治理實踐，還是台灣光復重建工作中的福建扮演角色功能，均可為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提供有益的借鑒。
（二）融合發展強勁勢能夯實“兩制”台灣方案的“閩台社會基礎”
經過多年的密切發展，福建事實上已在推進兩岸融合發展中，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並纍積了諸多成功的經驗。近年來，在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尤其是閩台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個層面的融合發展過程中，已取得了諸多階段性成效。這些既有成果產生了“外溢效應”，成為可複製、可推廣及可效仿的經驗總結，甚至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兩岸融合發展模式。在新形勢之下，儘管受台灣島內的政治因素牽制，在特定程度上影響了閩台融合發展的進度與進程，但原有的根基及融合發展現狀依舊具有不容小覷的規模效應及正向效益，對深化閩台融合發展依然具有強大的內驅力。在此基礎上，福建不斷加大探索適應新局勢的融合發展策略，以規避負面因素，跳脫既有局限，創新模式及探索新路徑，不斷為推動閩台融合發展注入新的動能。
近年來，福建在推進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在“小三通”的基礎上探索如何率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新四通”。同時力促兩岸應通盡通，在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等各個層面進行發力，推進和密切閩台兩地的融合發展。各個層面的深化合作及融合發展，正面效益不斷顯現。相關數據顯示，過去五年來，閩台貿易額超1.2萬億元、實際利用台資超300億美元、公布實施225項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台胞入閩超1400萬人次、向金門供水超1500萬噸、來閩實習就業創業台青近4萬人，福建對台工作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客觀反映了福建在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上的實踐創新。〔27〕
閩台兩地既有的深度融合，讓福建打造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彰顯出得天獨厚的優勢，也成為吸引台灣民衆西進發展的內生動力。不少登陸台胞總體上對福建尤其閩南有天然的親近感，認為在當地生活發展如同在台灣島內，不會有多大的違和感。情感傾向加上政策磁吸，讓福建吸引台灣民衆登陸的相對優勢不斷凸顯。目前福建各地不斷強化在閩台胞的認同意識，落實“同等待遇”，讓台胞台企留得下、待得住，並透過口碑傳播的方式呼朋引伴，形成“滾雪球效應”。同時，福建也十分注重惠台政策宣傳的力度與深度，藉由各種媒介與路徑，吸引越來越多的台灣民衆，尤其是台灣青年赴閩扎根發展。在深化閩台融合發展進程中，兩地蘊含的人文、經貿、宗親、地理等各個層面的優勢因素，是大陸其它省份在做對台工作時難以媲美的。福建各地以此為基礎，協力共同鞏固閩台關係，進一步深化兩地融合發展，形成的聯動效應及協同機制已不斷地發酵與強化，這當中蘊含的強大勢能可夯實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閩台社會基礎”。
（三）先行先試示範效應開拓兩岸治理體系新路徑
在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進程中，福建各地結合自身的特色與優勢，在兩岸檢驗檢疫結果互認、對台放寬現代服務業市場准入，兩岸產學研合作機制，兩岸科技交流合作平台建設，兩岸貿易合作及金融合作交流，兩岸醫療衛生領域交流和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便利兩岸直接往來等各個領域的體制機制創新以及探索台胞融入社區生活的社會管理體制，形成了體系完備、運作有序的協同體制。同時，福建注重發揮閩南、客家、媽祖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示範帶動作用，打造兩岸文化產業基地及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不斷推動閩台區域文化的深度融合與有機橋接。福建各地在各個領域開展先行先試，進行制度創新，完善治理體系，纍積和總結經驗，發揮了示範引領效用，形成獨具福建特色的運作模式及經驗總結。
在“福建模式”當中，平潭綜合實驗區及廈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在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發揮的作用最為典型。以廈門市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為例，廈門在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試驗，創新體制機制，以配套推進區域合作、行政管理、對外開放等支撑體系建設為基礎，構建兩岸交流合作先行區。〔28〕涉及兩岸產業深度對接、打造兩岸文化交流最活躍平台、形成兩岸直接往來最便捷通道及完善新型高效的社會管理體系等領域。〔29〕廈門先行先試特徵凸顯，不少領域的開創性試水，在大陸探索兩岸治理體系新路徑中不斷纍積動能，而該市取得的階段性成效，形成的可執行性較強的運作模式，值得借鑒和效仿。
平潭綜合實驗區則結合其對台綜合實驗區、自貿試驗區、國際旅游島等先行先試的地位及優勢，致力加快兩岸區域合作，創建兩岸合作交流互動前沿平台，創新兩岸協同發展的創新機制與體制，穩步構建互利共贏的兩岸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先行先試”不同於其他經濟特區或類經濟特區的“先行先試”，主要是有關兩岸合作領域制度上的“先行先試”，不是簡單經濟領域合作的“先行先試”，而是涉及兩岸“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先行先試”，包括經濟體制、行政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等制度與法律上的“先行先試”，為未來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灣與大陸的社會、政治融合纍積經驗。〔30〕亦即，平潭綜合實驗區較為凸顯融合發展的兩岸性、共同性、協同性及交互性，從頂層設計的戰略高度，對經濟、行政及管理的制度安排進行模式創新與先行先試，對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以及豐富“兩制”台灣方案的治理實踐無疑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三、“福建模式”對“兩制”台灣方案探索的三大效用
福建在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中具有先天優勢，同時具有制度創新優勢。緊密的閩台關係為兩地的融合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不斷的先行先試及體制機制創新則進一步深化了融合發展的廣度與深度。在推進兩岸融合發展過程中，福建纍積不少具有福建特色的經驗總結，形成了有別於其它省份的“福建模式”。該省不少首創性、示範性、兩岸性、交融性的探索及實驗，對於推進兩岸深度融合具有高度的指標意義。特別是對標台灣外島及在離台灣本島最近的地方開展涉及經濟、行政、社會管理及法律等體制機制的創新，從豐富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與結構的角度入手，開創性地進行地方治理體系的創新，在推進兩岸融合發展中具有引領示範效用。福建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的相關模式，對於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兩制”台灣方案的內涵與外延，乃至兩岸實現統一後的治理實踐問題均具有借鑒與參考價值。
（一）“融合統一路徑”強化“兩制”台灣方案頂層設計的適切性
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的終極目的是通過融合發展實現兩岸的“融合統一”。這種通過融合發展推進兩岸統一的路徑，成為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指向，也提升了和平發展的意義與價值，賦予和平發展以更充足的正當性、更有目標的方向性，注入更具價值性的動能與內驅力。同時也使得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更具感召力及號召力，經由目標導向的引領讓更多致力於推動國家統一的各界人士，對中央的對台大政方針、制度設計與安排更加理解與擁護。《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明確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是通向和平統一的重要途徑。〔31〕可見，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融合發展對於推進兩岸和平統一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同時也是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的路徑選擇之一。在此一邏輯之下，藉由推動兩岸深度融合發展，穩步實現“兩岸融合統一”，亦為通向和平統一的重要途徑。
“福建模式”便是採用推進閩台深度融合的方式，探索兩岸和平統一及融合統一的典型路徑。這種模式不尋求兩岸權力運作體系及治理體系的硬性整合、即時性統一，而是致力於採取漸進式、局部性先行融合與統一的路徑。從融合發展到融合統一，從局部融合到整體融合，從深度融合到實現完全統一的進程。可以說，“融合統一”是“福建模式”的終極目標，而“融合發展”則是朝終極目標推進的路徑依循。本文認為，以“融合統一”為導向的“福建模式”，其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可強化“兩制”台灣方案頂層設計的適切性。藉由“福建模式”的開創性及先行先試，可纍積不少經驗，並不斷完善與發展，規避可能引發反效果的制度設計，完善適合推動兩岸融合的政策措施，提升在閩台胞的認同感與參與度，強化他們在閩台融合發展過程中的主體意識，跳脫客體被動融入的方式，共同凸顯推進閩台融合發展的兩岸性。“福建模式”的日臻完善並形成規模效應，定能為“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鑒，同時讓統一後的治理實踐，更具可操作性及針對性，更適應台灣社會形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