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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計量學院法學副教授汪江連（中評社 張爽攝） |
田飛龍：追求全面管制權的同時 保持“兩制”的活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表示，在一個宏觀結構當中來看，無論是國家實力的增長，還是全球秩序的演變當中，國家走強走高的，香港走低走弱的。“一國兩制”作為當初立法者設定下的非常特殊的歷史杠杆和制度杠杆，要繼續發揮效能，就要保持香港的活力、保持兩制的基本差異性，這樣使得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以及對國家繼續有用，否則把它變成國家主權制度下的普通單位就沒有意義了。
“這提示我們，確實不能矯枉過正。在追求全面管制權落實落地的同時，也需要考慮到‘一國兩制’初心初衷是作為國家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長遠起作用，保持‘兩制’的合理活力，在反本土反港獨達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仍然需要香港以它自己的方式去發展和融入國家，做出貢獻。”
田飛龍表示，港台互動很密切，太陽花運動和佔中、佔中判決和太陽花判決都有相似性。但兩者判決不同，是因為“一國兩制”在起作用。如果沒有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檢控，香港法院對“佔中”的判決可能和台灣對“太陽花學運”的判決是一樣的，會過度消費社會運動的法理。把公民抗命擴大成一種初罪的辯護理由，這在法學上是有很大漏洞的。
袁彌昌：從香港法治事件看三權消長和壓制性博弈
香港新民黨政策總裁袁彌昌表示，香港議員取消資格、立法會通過修訂議事規則、一地兩檢，這三件事顯現出一個共同性：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消長和壓制性的博弈。“現在三權是慢慢向行政權單方面傾斜的，國家一直說三權應該合作，但是我看不到三權合作，只看到三權分而治之，也看不到全面管制權和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
袁彌昌說，議事規則修改讓我們看到行政獨大、缺乏制衡的危險性。“現在給予了政府這麼大的權力，以後政府和建制派需要對施政負大部分責任，肯定會給之後的選舉造成影響。建制派自己也講，這筆賬是要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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