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定性判斷，設定系列參數，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預測如下：
1、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於GDP平減指數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大幅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2、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但是“六穩政策”的出台和落實、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於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2.8%。
在上述判斷和預測的基礎上，報告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議：
一、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
二、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特別是在中美貿易衝突中要以自由主義對抗新保護主義、用多邊和雙邊主義對抗孤立主義、用新合作對抗新冷戰；二是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於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衝突和制度扭曲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3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於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衝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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